革命小册子《孙逸仙》《沈荩》
1903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形成了一个与东京留学生界声气相通、桴鼓相应的革命策源地。其中，上海爱国学社接手后（尤其是章士钊主笔政后）的《苏报》，在癸卯年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中充当了报刊媒介中的舆论先锋。是年夏，对于鼓荡“学界风潮”和“排满”“排康”不遗余力的《苏报》主笔，有感于东京留学生界和江浙知识界“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呐喊出“癸卯年万岁”的革命呼声。[333]正是借助《苏报》的大胆宣传和“苏报案”的轰动效应，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军》声名大著，不胫而走，革命党声气大振，排满革命的思想种子，凭借富有“热力”的革命政论文字，在留东学生界和长江流域进步知识界广为撒播。是年秋，章士钊推出的纳入“荡虏丛书”的两种革命小册子，[334]同样产生了轰动性影响，成为癸卯年革命风潮中的潮头性作品。这两种革命小册子，一是译录之作《大革命家孙逸仙》，一是撰著之作《沈荩》，两书均具有很强的政论色彩。
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小册子，署“白浪庵滔天原著，支那黄中黄译录”，节译自日本社会党首领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原著具有自传性质，除以第一人称口吻记述个人身世、学历、信仰及对明治政府的不满外，对其赞助孙逸仙从事革命运动情状有着较为细致的记录。章士钊《孙逸仙》仅“取原书十分之四”内容，并因其“多关滔天一己之琐事，不合于译者之主义”，故而“复有裁汰”，以至于原书内容“所存无几”；鉴于“原书于多大关系处多空白”，章氏遂“据所知者填入”；“原书体近小说”，章氏将这位“风雅之英雄”“所谈留香女史、政子女史等事”悉数裁汰；又经过“从吾主义之所在”而易其书名和“易其口吻”等工作，章氏译录的《孙逸仙》一书，“虽为译体，而颇费制裁”，[335]与原著已大异其貌，成为一部似传记非传记、似小说非小说、似政论非政论的宣扬“大革命家孙逸仙”革命言行志向与革命活动的小册子。
章太炎在《孙逸仙》卷首题诗为序。其诗云：“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此册。”刘师培为该书题跋，言近世以来“本民族思想为实行者，仅孙逸仙一人”，称“孙君以旷世之才，愤胡虏之辱，义旗甫举，险阻备尝，虽成败之数不可逆料，而影响之及中国者，吾知其非浅鲜矣”；并纠正章太炎“以排满为光复”之说，言“取固有之土于邻封谓之光复，取固有之土于蛮族谓之攘夷”，谓孙逸仙为“攘夷政策实行者”，赞誉“此书之造福汉民，岂有量耶”？[336]卷首依次有章士钊自序、秦力山序、孙文原序、滔天原自序。章士钊序《孙逸仙》云：
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今中黄之译录此书，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之孙逸仙之景与罔两，亦必照此幽幽之鬼蜮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则请验孙逸仙之原质为何物，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造之又为何物。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为孙逸仙而已。既知此议，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者而能兴中国也。则孙逸仙与中国之关系，当视为克虏伯炮弹之成一联属名词，而后不悖此书之宗旨，且影响之及于中国前途者，当无涯量。中黄，黄帝之子孙也。有能循吾黄帝之业者，则视为性命之所在。且为此广义，以正告天下，以视世之以私谊而相标榜，主张伪说迷惑天下者，读此书者当能辨之矣。共和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黄中黄录竟自识。[337]
十年后，中华民国初肇，孙逸仙于暮春时节“既解大总统之职，行遄返广东”，时任《民立报》主笔的章士钊有感而发，作《送孙先生》一文，忆及十年前以黄中黄伪名发行《孙逸仙》一书，“珍重介绍兴中会之首领于吾国”之往事，眼见对孙先生“背负四百余州而独立，手握政权于四亿万众之上”的预言一语成真，不禁一叹再叹当年书序所言“其说之不可易”，并全文裒录“以送先生”。[338]
章士钊译著的《孙逸仙》共分四章，第一章孙逸仙之略历及其革命谈判，第二章孙党与康党，第三章南洋之风云与吾党之组织，第四章南征之变动及惠州事件，从篇章结构上看更像书名所标榜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的评传。同年11月，湖南畸士黄藻辑录的《黄帝魂》一书，将《孙逸仙》第一章节录为《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一文，则纯乎一篇出自孙文之口的革命政论文章。在该章开篇，孙逸仙畅言其“共和主义”革命宗旨道：
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
夫共和主义，岂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况羁勒于异种之下，而并不止经过君民相争之一阶级者乎？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变乱，推翻逆胡，力图自主。[339]
言文杂糅的语体，政论、传记、小说混搭的文体，见证了文界革命时代文体新变的驳杂状态，表征着过渡时代新体散文的新旧杂陈形态。
章士钊《孙逸仙》一书问世前，“其时天下固瞢然不知孙氏为谁何者，上海同志与孙氏有旧者，独一秦巩黄”；而在秦力山眼中，“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行严所云云者”；[340]该书出版后，“自是孙文、孙中山著为文章，寖喧于士人之口矣”。[341]半个多世纪后，已过耄耋之年的章士钊回忆起当年这部“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的小册子时，依然充满自豪，得意之情溢于言表。[342]
癸卯年闰五、六月之交发生的“沈荩案”，暴露了刚从庚子国变中缓过神来的慈禧太后对外软弱无能、卑躬屈膝，对内凶残野蛮、惨无人道的丑恶嘴脸，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激发起以留学生群体为主体的爱国知识青年对野蛮专制的清政府的更大蔑视与仇恨，排满革命风潮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持续发酵，直接影响了“苏报案”的走向。章士钊撰著的《沈荩》一书，在促进国内新知识界政治立场的激进化方面，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巨大鼓动功效。
《沈荩》是一部以“沈荩案”为主线，以鼓动排满革命为宗旨的流行书籍，其文体介于政论和评传之间，政论色彩大于传记性质。该书将沈荩塑造成一位壮志未酬的排满革命实行家，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沈荩之略历及庚子事变；第三章，沈荩之居北京及群小倾陷之情势；第四章，满政府之惨刑及沈荩死后之影响；第五章，结论。绪论部分渲染癸卯年掀起革命风潮的大事件道：
今日之中国，乃适渡于种族竞争、党派斗争之湍流，而其现象之激烈、风云之伟壮，必有足为纪念者焉……本年事件之多端，亦既照人耳目矣，而区分之，约为四时代。一时代以一人作为代数以记之，则二三月之交者，吴敬恒蔡民友同时代也；四月五月之交者，钮永建汤槱同时代也；五六月之交者，章炳麟邹容同时代也；六七月之交者，沈荩时代也。然吴敬恒以几次之言说，惹起满清之注目，是为本年骚动之发端，而钮永建复组织军队，为满清腐鼠之吓，以故吴蔡汤钮之名词，扰攘于上海者数月，而卒无事。吴敬恒走西，钮永建返东，而其毒乃大集，突发于章炳麟被捕之日，全国之视线，莫不注集于松江一角之地，以为满汉宣战，今其嚆矢。章炳麟之被捕，即吾四百兆同胞之被俘也。故章邹之狱，已足鼓动全国之舆论而坚吾军之壁垒。乃不逾月，而沈荩捶毙于满廷，于是舆论愈激昂，而热血愈腾涌，几若全国一致，以奔满洲，势汹汹骤不可夭阏。西人至谓：“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俄日开战尤当。”（见上海《文汇报》）则可知吾沈荩之影响于中国前途为何如也。[343]
短短几个月间，由爱国救亡到排满革命的社会思潮竟然经历了四个时代，民族民主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由起初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势。第四章议论沈荩之死的社会影响道：
自荩死后，而满政府之丑态尽形显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沈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尽杀吾四万万同胞。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如？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即著名顽固之徒，亦勃然而生仇满之念。
浅近畅达而充满热力的文字，富于论辩性和鼓动性。篇末将沈荩置于湖南人行列，将其定位为一位壮志未遂身先死的排满志士。其言曰：
以湖南民族之历史睹之，则为荩者，自当远绍曾静、张熙之遗风，中洗曾国藩、左宗棠之奇耻，终成谭嗣同、唐才常之隐志。事虽无成，其死之日，尚不及戊戌、庚子窟窿之大，此天下之所当悲其志而无可如何者也，又何忍从而议其后，以灰天下之人之心哉！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故沈荩者，则不得不揭明之，以风示天下，此则吾书之大旨也。[344]
1903年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行程中关键的转折年头，“排满”成为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和时代流行语，亦是《沈荩》一书的关键词。章士钊《沈荩》《孙逸仙》，与其结义兄弟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张继《无政府主义》、邹容《革命军》一道，成为癸卯年革命风潮中的潮头性作品。
章士钊晚年回忆1903年至1904年间以上海为中心掀起的革命风潮，以及一批著名的革命小册子风行的情状道：“辛亥以前之革命思潮，就上海而言，应以光绪癸卯夏至翌年甲辰秋此一时期为最高点。何以故？以苏报案开端，万福华案结尾，其他宣传诱导，内外质剂，与当时震荡奔放之人心适相应合故。即小册子一项，若而《革命军》，若而《驳康有为书》，若而《孙逸仙》，若而《沈荩》，若而《攘书》，若而《猛回头》，若而综合舆论画龙点睛之《黄帝魂》，皆集中于此一时期发行，都无虑数以万计，除应付门市以外，能邮寄者邮寄，需密送者密送。举凡东南一带之知识阶层、新军部曲，甚至粗识之无、略解诵读之町童里妇，几无不人手一编，心领而神会焉故。”[345]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章太炎《驳康有为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尽人皆知，而章士钊的《孙逸仙》《沈荩》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乃至长期遭受冷落，其在晚清革命思潮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跨学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