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报刊阵地与中心位移
晚清时期出现了280多种白话报刊，以《中国日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等为代表的40余种文话报刊辟有白话栏目或赠阅白话附张；[563]另外尚有300种以上文字浅易的蒙学报、浅说报、女报、配有白话解说的通俗画报等，加上几十种以刊载小说戏曲作品为主的文艺杂志和形形色色的白话教科书，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主阵地，白话报人则在这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启蒙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甲午战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在借助文言报刊宣扬维新变法思想的同时，也将眼光瞄向了中下社会，创办白话报刊以开启民智、开通风气。1897年孟冬，章伯初、章仲和主编的《演义白话报》在上海问世，是为维新派人士组织的第一家白话报，以开民智为宗旨的白话报刊由此肇端。同年问世的《俗话报》，创办者陈荣衮亦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演义白话报》创刊号刊登的《白话报小引》交代了创刊缘起：“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有鉴于此，该报主编制定了施行办法：“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期看了有益。”[564]
无锡是近代中国开“白话风气”最早的地方之一。甲午之后，无锡开明士绅阶层就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举人（裘廷梁、吴稚晖、宝士镛、高翔、杜嗣程、杨寿棫、俞复、许士熊、华申祺等）、贡生（如秦瑞玠）、廪生（如秦宝钟）、秀才（如蔡樾、顾祖玑、祝简、华文祺等）们纷纷付诸行动，“都要拣天下有用的书做成白话”，并在无锡白话报馆刻印。[565]1898年孟夏，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五日刊，是为维新变法时期影响最大、最具典范意义的白话报刊。《无锡白话报》序曰：“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号为士者、农者、商者、工者，各竭其才，人自为战，而后能与泰西诸雄国争胜于无形。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566]这一表述，在晚清白话报刊中颇具代表性。此后的白话报刊，无一例外地将“开启民智”作为不可移易的办刊宗旨。百日维新初期，裘廷梁“又以报首冠‘无锡’二字，恐阅者或疑本为无锡而设，尚虑不足于号召宇内”，[567]遂自第五期起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成为第一份产生全国性影响的白话报刊。《无锡白话报》开启了晚清白话报由文言“演”白话的取范路径，坚持重西学、西政、西艺而不废中国圣经贤传的文化立场，并有意识地引介蕴含启蒙思想的西洋小说。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拉开序幕。倡办近代报刊是新政的内容之一，上海、常州、广州、长沙、西安等地纷纷创办了白话报刊。这一“同声相应”的大好形势，使《中国官音白话报》主笔深受鼓舞，欣慰地宣称：“今日白话风气，渐渐的推广出来。”[568]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各项新政，接连下达查禁报馆、严拿主笔之上谕，内地报纸遂寥若晨星。
庚子国变后，亡国灭种危机空前严重，清廷颟顸面目暴露无遗，知识阶层对民智不开酿成的恶果有了切肤之痛，志士仁人则更加认定了政府不足与图治，于是革命风潮大盛。许多革命志士以白话文（学）为载体，以报刊为阵地，以激进的姿态助长了白话文运动的时代潮流。晚清白话报人清醒地认识到：“计算我中国的人，不识字的占一多半；识字的人，不通文理的占一多半。如今要开通风气，印书不如印报，印文话报不如印白话报。”[569]于是，南方地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创办白话报刊的热潮。声名较著者，有《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等。
1903年仲冬创刊于上海的《中国白话报》，为革命派知识分子林獬所创办，刘师培是其主要撰稿人，存世近一年，出刊24期，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报馆主人在《发刊辞》中宣称“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将启蒙眼光转向“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570]对劳动阶层寄予厚望，宣扬反帝爱国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道理。《中国白话报》栏目丰富，尤重历史、学术和文艺门类，成为同时期成就最著、影响最大、最为激进的白话报刊。林白水、刘师培以白话报刊为传播媒介，以白话文为载体，以民族、民权、科学意识为主要内容进行启蒙宣传，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作了先导。
1904年仲春，陈独秀在芜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是一家具有同人性质的半月刊。该报以浅显之学问、通行之俗话，冀达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之目标；立足本省，胸怀天下，宣传爱国、民主和科学思想，撒播新文化、新思想火种，上至湘鄂，下及宁沪，发行网络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白话报刊。
1906年季秋，《竞业旬报》创刊于上海，系同盟会外围组织竞业学会的机关刊物，由中国公学一班热衷于国家民族事业、趋向革命新潮的进步青年所组织。其《发刊词》明确反对“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提倡“国语”。傅君剑、张无为和胡适先后主其事。据胡适后来回忆，该刊标榜的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四项宗旨，其实“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571]《竞业旬报》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胡适其后成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领军人物的重要起点，这一时段的系统全面的白话文体“训练”对胡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经历。
彭翼仲创办的《京话日报》问世于1904年8月16日，标榜“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572]目标是“叫人人知道爱国，叫人人知道发愤图强”。[573]京津白话报界对该报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地位，有着客观的评价：“自《京话日报》发现于都门，中下社会，方知读白话报。”[574]《京话日报》不畏权势，主持公道，热心公益，价格低廉，1905年后逐渐打开局面，销量由数千而逾万，“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575]“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576]此后的两三年里，京津地区迅即掀起一个创办白话报刊的热潮。1905年前后，京津地区已经取代南方成为晚清启蒙白话报刊的中心，白话文运动的主要阵地已转移到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至1906年9月28日被查封，《京话日报》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一个半月后，回族志士丁宝臣在北京创办《正宗爱国报》，聘请原《京话日报》主笔文益堂主笔政。在其后的八年时间里，以“白话报中最有思想、最有精神者”[577]自诩的《正宗爱国报》，替代《京话日报》执京津地区白话报界之牛耳。民国二年（1913）仲夏，《正宗爱国报》出至两千号时，“发行之数，已逾二万”；报馆主人对该报取得的成绩有着高度的自信：“以北京的白话报纸而论，《爱国报》可称是最大新闻纸；以政治时代而论，乃是由帝政时代延续进于共和时代的报纸。将来在新闻的历史上，自然占一定的位置。”[578]民国三年（1914）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日出两万四千五百份有零”；主笔杨曼青颇为自负地宣称：“以北京城一方面说起，谁要提起白话报来，大概不知有《爱国报》的少罢”；“从先白话报纸，总该数《京话日报》为第一；而今呢，有人说必是《爱国报》”。[579]至1913年7月27日被袁世凯派人查封，《正宗爱国报》顽强地生存了七年零八个月，是清末民初存世时间最长、知名度最高的白话报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杨曼青主持的《北京新报》（1908-1913）、陆泽、陆悲庵等主办的《群强报》（1912-1932）、马太朴创办的《爱国白话报》（1913-1922），以及《京话实报》（1906-1911）、《白话北京日报》（1908—？）、《京都日报》（1908-1912）、《天津白话报》（1909-1913）、《白话晨报》（1912-1928）等，都是京津地区存世时间较长、销路不错、影响较大的白话日报。
20世纪初，日本东京成为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大本营，他们也创办了一批白话报刊。如1903年创办的《新白话》《江西白话报》，1904年创办的《白话》杂志，1905年创办的《第一晋话报》《鹃声》，1908年创办的《滇话》，1910年创办的《教育今语杂志》等。其中，章太炎、陶成章主持的《教育今语杂志》问世最迟，却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该报创办之时，正值太炎先生退处讲学、潜心教育之际。《教育今语杂志》秉持“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580]的宗旨，以白话述学文为主要文体形式，以传授国学知识为主要内容，兼及群经学、诸子学、中国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诸门类，眼光深邃而深入浅出，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文体意义。
晚清时期的白话报大都是小型纸张，时称“白话小报”；与之相对的，是纸型较大的文言报，时称“文话大报”。在白话报人看来，“文话大报专对上等人说话”[581]，“文话报警的是高雅人”[582]。庚子国变后，创办白话报成为一股社会潮流，开通之士越发意识到“白话演说报的力量，比文话报的功效格外大”。[583]与此同时，天津《大公报》《国闻报》、香港《中国日报》、北京《顺天时报》、上海《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神州日报》等文话报也顺应时代潮流，或开辟白话栏目，或推出随报附送的白话附刊。“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例，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584]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五十余种文话报开辟的白话专栏与赠阅的白话附张，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蓬勃开展的重要阵地。
1902年仲夏，天津《大公报》创刊伊始，报馆主人英敛之听从“西友”意见，辟出“附件”栏目，“演一段白话附在报上，为便文理不深之人观看，未尝非化俗美意”。[585]其所采用的是“官话”，原则是“但求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不敢加上文话、成语”，目的是“开民智”，预设对象是“对着平等人说法”。[586]主笔刘孟扬在《开民智法》一文中现身说法道：“予尝见有粗识字而阅《大公报》者，置前几页而不观，单择其后页附件之白话读之，高声朗诵，其得意之态直流露于眉宇之间，予是以知白话之最足开人智也。”[587]基于上述认识，《大公报》同人逐渐加强了白话“附件”板块。1904年季春，英敛之从《大公报》“附件”栏所刊白话文中选辑一个小册子，名曰《敝帚千金》，内容分开民智、辟邪、合群、劝戒缠足、寓言五大类，初集面世后很受欢迎，一个月后又印出第二集。1905年8月20日，《大公报》改版，决定扩大白话文版面，“于附张中纯用官话，印成书式四板，阅者可彙存装订。其宗旨以无背真理、普益国民为标准；其名称仍沿本馆刊行最脍炙人口之《敝帚千金》四字，向阅本报者逐日附送，不取分文”。[588]纯用白话的《敝帚千金》附张，每天刊2篇至4篇白话文，并定期装订成册单独出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07年旧历年底，装订本《敝帚千金》也出了30册，其白话文超过了1200篇，作者主要有英敛之、刘孟扬、丁竹园等。《敝帚千金》的推出，标志着《大公报》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并非敲边鼓的次要角色，而是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独当一面的主力军。
晚清时期问世的三百多种文字浅易的蒙学报、浅说报、女学报、通俗画报等，是白话报刊的重要同盟军，其中一部分属于白话报刊，一部分半文半白者可视为准白话报刊。蒙学报是晚清启蒙思潮的产物，对象是少年儿童和粗通文字的普通民众。蒙学报不仅可以充当各地小学生的教学辅助材料，而且兼及农、工、商各界和女界，肩负起对普通民众普及常识的社会责任。浅说报以浅易文言为主，文白夹杂，文意浅显，多为通俗小报，宗旨在普及知识、开通风气，读者定位介乎文话报和白话报之间。“浅说”属于白话化的文话，或文话化的白话，是一种“言文参半”的俗语文体，是向“言文一致”阶段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
女学报的出现，是启蒙思潮扩展至女界的产物。首开风气者，是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创刊的《女学报》旬刊。该报系中国女学会会刊，康有为长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裘廷梁侄女裘毓芳等妇女界社会名流编撰，以官话为著文标准，以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清末民初创办的女学报有50余种，其中，以浅易文言为主或文白错杂者，集中在上海、广东和日本东京，纯用白话者则集中在北京。
近代画报可以追溯到1877年创刊于上海的《瀛寰画报》，而有着鲜明的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宗旨的启蒙通俗画报的问世，大约始于1902年6月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启蒙画报》。该报参考中西教育课程，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数、动植等门类，分绘为图；“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589]资料显示，清末民初创办的画报有一百多种，[590]其中大多属于启蒙通俗画报。
据不完全统计，自甲午战后至宣统三年，晚清十余年间问世的白话报刊总数在280种以上。从地域上看，直隶、江苏、浙江、河南、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新疆、吉林、奉天、黑龙江、蒙古等省区都有白话报刊。其情形确如《竞业旬报》记者铁汉所言：“各省有省会的白话报，各府也有一府的白话报，甚至那开通点的县城里、市镇里，亦统有白话报。”[591]
入民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明确写入《临时约法》，“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592]白话报刊也迎来了又一个创办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全国新创白话报刊43种，然而绝大多数旋生旋灭。“癸丑报灾”后，幸存下来的白话报刊，多是远离政治、以娱乐消闲为宗旨的通俗小报。其较著者，有《群强报》《爱国白话报》《京话日报》《白话晨报》《实事白话报》等。
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清末民初延续下来的一批老牌白话报（如《京话日报》），与五四时期主要在新青年群体中传播的白话报刊，却并未形成对接——它们已经志不同而道不合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曾经是晚清白话报人的陈独秀、胡适，此时已成长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引领了新时代的文化文学变革潮流；而那些未能与时俱进的老牌白话报人，无论是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语言文学观念上，都成了时代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