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杂志与“甲寅文体”
章士钊1905年流亡日本后，“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346]遂摒弃此前所持的“极端之革命论”，其思想观念由“废学救国，竟一变而为苦学救国，因与革命老友割席，驰赴英伦”。[347]1907年赴英伦习法政逻辑之学后，一改早年走笔激烈之文风，以笔名“秋桐”赢得政论大家的声誉，其章法文法和语体文体均体现出显著的欧化特征，已经全然没有了传统文言的味道。胡适称之为“欧化的古文”，言其“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348]
章士钊留学英伦期间，主攻法政，旁涉文史，最喜逻辑之学，并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和惠施、公孙龙之流名辩之学相参证，颇有心得。五年留英生涯，滋养了章氏的自由主义观念和平等宽容的言论态度，以及超越党派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辍笔五年后，章士钊于清宣统二年至民国四年，依托北京《帝国日报》和上海《民立报》《独立周报》以及东京《甲寅》杂志，发表了大量法理政论文章，多聚焦于政党政治、内政外交、国体政体、国权民权等问题，以有理有论、学理充分、见解独立、文法谨严而赢得政论大家的声誉。其中，章士钊于1914年至191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成为民国初年最具知名度的政论刊物；章氏见诸《甲寅》杂志的朴实说理的政论文章，代表着民初政论文学的最高成就，史家称之为“甲寅文体”或“逻辑文学”。
1914年，岁在甲寅，经历“二次革命”失败的章士钊再赴东瀛，在东京创办政论刊物《甲寅》杂志。“甲寅”是十二生肖轮回中的虎年，《甲寅》月刊封面在一个巨型木铎下方绘一只矫健的卧虎，上方缀以英文杂志名The Tiger，显得虎虎有生气。《甲寅》杂志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以“政海指针”为招揽，其创刊号刊出的《本志宣告》则标榜“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349]主笔章士钊发为政论，理尚执中，讲求法理，衷于逻辑，文理缜密，大旨在阐扬其自由派精英知识分子超党派的政治调和主张，倡导英国式的宪政规范与有容尚异的调和精神。章士钊《政本》《国家与责任》《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学理上之联邦论》《共和平议》《帝政驳议》等长篇政论文章，均为一时名篇。
《甲寅》创刊号刊发的《正本》篇，将“有容尚异”作为政治调和的精神理念，着力阐发其对于民主政体的内在精神价值。《政本》开篇道：“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矛头所指，乃在国人野性未除与政治专制。其论欧洲社会化同迎异之利和中国学术好同恶异之弊道：
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动，达尔文之言天演，欧人迎之，遂成为新旧世界相嬗之枢机。当时立说之不合于群众心理，殆过于为我无君兼爱无父之说。倘欧人视若洪水猛兽，亦如吾之所以排杨墨者而排之，则欧洲之文化，至今无过于吾可也。间尝论之，吾之学术，莫胜于周末，西方几何逻辑以及其他物质之学，为诸子发其萌芽者，不少概见。苟能适如原量，布于人寰，善用其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术，不以利禄之途，迫人尊孔，则以吾东方神明之胄，推寻籀证，至于二千余年之久，而不群制高华，国力膨胀，与今日欧美诸邦，齐驱而并进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简之思，单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药。推原其朔，则此种苟简之思，单一之性，乃自原始社会迤演递嬗而来。无他，好同恶异之野性也。[350]
著者所倡导的，是言论自由、两党合作、和而不同、人尽其才的共和政治。第三期刊发的《政力向背论》解决的是政治调和的方法手段问题，第四号刊发的《调和立国论》解决的是政治调和的目标指向问题，其方法是建立现代政党政治，走和平改革的宪政民主道路，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宪政国家。这种“朴实说理”的深层次的学理论证，是章氏政论文章能够以理服人、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甲寅》杂志聚拢了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李剑农、黄远庸等一批政论文家，造成了一种讲求学理、逻辑谨严、语言欧化的藉学衡政之文，史家称之为“甲寅派”。
章士钊“甲寅文体”的章法文法，已经属于现代的表达方式，足以与欧西述学文体相伯仲。正因如此，曹聚仁言其“可说是桐城派谈义法以来最有力量的修正，也可说是古文革新运动中最有成就的文体”，以为章氏在古文中引入西洋文法的努力方向“和当时语文改革的步骤相一致”。[351]五四前夕，《甲寅》杂志聚拢起来的“甲寅派”政论家的“甲寅文体”，作为新知识新思想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欧化文言散文文体，不仅承晚清时期风靡一世的梁式“新文体”之后，继续在文坛谱写着“古文求应用的历史”，而且培育了其后不久崛起于文化界的《新青年》作家群。五四之后，章士钊站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对立面，而受《甲寅》文风影响的李大钊、高一涵[352]等政论家，则在此期更张旗帜，将其惯用的欧化的文言文体转换成欧化的白话文体，开辟了语体政论文的新径。
曹聚仁断言：“十九世纪末期的启蒙运动，经过了《新民丛报》和民初《甲寅》文体的酝酿，才完成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353]着眼的是梁启超“新文体”和章士钊“甲寅文体”对五四文学革命做出的重要铺垫。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亦每因与论敌作战而与时俱进，逐渐改掉了情感过盛、铺排过度、堆砌冗长、浮夸空洞等毛病。他宣统年间发表在立宪派喉舌《国风报》的文章，民国初年见诸《庸言》《大中华》杂志的政论文章，其文风已趋于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一路。对于《甲寅》杂志和“甲寅文体”，五四时期北京新文化阵营中的新锐干将罗家伦有过一番确当的评价：“《甲寅》杂志出来，可谓集‘逻辑文学’的大成了！平心而论，《甲寅》在民国三、四年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354]这一高度评价，可说是代表了五四新青年的共识。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视章士钊为辛亥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文学作家，从文学史高度将其作为清末民初四派“应用的古文”之一来论列。胡适言章氏“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称“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指出“他的文章与严复最为接近”，然而“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同时又强调“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355]这些见解可说是很有见地，评价亦不可谓不高。然而，胡适将其置诸“古文求应用的历史”一脉来论列，根本上仍视其为“古文”，亦即“死文学”或“半死文学”，这就在“史”的线索中隔断了其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关联。
从晚清癸卯岁主上海《苏报》笔政昌言反清革命，导致“苏报案”发，震惊中外，到民国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事理，力辟奸邪，中外风行，袁氏震骇”，[356]再到后五四时期在教育总长任上复刊《甲寅》，成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刊物，落得“老虎周报”和“老虎总长”骂名，章士钊数度处在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风口浪尖，其名号由“青桐”一易为“秋桐”，再易为“孤桐”。[357]由青年时代豪气干云的反清革命战士“青桐”，到宣民易代之际心事浩茫的法理政论家“秋桐”，再到挑战新文化界的孤独的文化斗士“孤桐”，[358]随着时代风云变幻和人生境遇不同，章士钊的政治信念屡更，社会文化角色屡变，著为文章却始终以有“直德”的桐树自况，从中可见其未曾变易的人格理想、精神气度、文学品格与文章风骨。[359]他所创办的《甲寅》杂志及其创造的“甲寅文体”，确曾发挥过“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历史作用，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报刊事业史和政论文学史上，均谱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