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政论文学鼎盛的时代
清末民初，政论报章和政论文学大放光芒，雄峙当时的舆论界和中国文坛。当此之际，名扬天下的文坛巨擘多系政论作家，风靡一时的一代名刊多系政论报刊，举世传诵的雄文名篇多为政论文章，报章政论文学呈一时之盛。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竞相向国人发出救亡启蒙呼声，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警世醒世之音的民族危亡时代，拙于说理论道的桐城古文黯然失色，长于讥切时政、放言高论的新体报章政论文学引领风骚。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近代政论报章的兴起，一批维新派和革命派政论名家相继崛起于舆论界和新文坛。他们依托报刊阵地发表了一大批思想进步、文体解放、振聋发聩、笔锋常带情感的政论文章，高奏启蒙救亡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强音，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精神传统和文章体式，创新性地改造了这一古老文体的思想面貌和形制风格。其中，先后依托上海《时务报》和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刊物的思想启蒙先驱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和“新民体”，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报章“新文体”的典型代表，充当了晚清政治思想界、文化舆论界和新文坛的宠儿。作为梁启超“新文体”拳头产品的政论文章，以青年读者难以抗拒的新思想和富有魔力的文字魅力，于思想界鼓荡起一股强劲的新思潮，于文坛开一代新文风。
报章政论文学，是伴随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章体式。《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以成熟于梁启超之手的“新民体”为范式的中西兼采、亦骈亦散、文白杂糅、丰于情感的报章政论文学，不仅成为报章舆论界的宠儿，而且由于因应废科举的时代思潮而全面侵入教育界，一时间万千学子趋之若鹜，不待科举停废，八股文已遭受灭顶之灾。就晚清新文坛而言，报章政论文学的盛行，还对诗歌、小说、戏曲等文体以及其他散文文体产生了辐射性影响，使之打上了鲜明的政论化色彩。当然，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其对传统文学体式的冲击与革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散文、诗歌、小说、戏曲诸文体的近代化演进过程。
就小说界而言，晚清政论报章在舆论上给“小说界革命”以极大的助力，《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还开设了小说专栏；报章政论文学则对小说文体产生了直接影响。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其所要“革”的是旧小说的“命”，其所要树立的“新小说”样板则是中国所无、西洋东洋大受尊崇的“政治小说”。按《新小说》同人的说法，“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也”；而《新小说》杂志的核心宗旨，就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80]梁启超坦言，其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宗旨，即为“专欲发表区区政见”，[81]明确宣布以小说为发表政见的工具。这一指导思想，必然带来“政治小说”乃至“新小说”的“大说”化、“政论”化倾向。
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梁启超是以写“觉世之文”的劲头和“文章”笔法来“认真”经营此作的，从而将中国古代稗官道听途说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演绎为担负“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等重大历史使命的“大说”。饶有意味的是，时人和批评家正是将这部政治小说当成“经济文章”来阅读欣赏的。当饮冰室主人在第三回中围绕黄毅伯、李去病你来我往、滔滔不绝的反复辩论不惜下笔万言时，担任点评角色的平等阁主人对此大加赞赏道：“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中国前此惟《盐铁论》一书，稍有此种体段。”[82]小说界革命时期问世的大量“新小说”，均表现出显著的政论化特点。
晚清时期，报章政论文学的兴盛，还影响到“诗界革命”旗帜下产生的大量“新派诗”的创作特点与时代风格。梁启超标举的“诗界革命”之“三长兼备”的新诗创作纲领中的“新名词”，多系政治色彩鲜明的“日本名词”；梁氏所言的“新意境”，主要是指中国亟待输入的近世西洋文明思想，其中包含很多政治理想成分。晚清新派诗创作在“革其精神”层面（题材题旨）表现出的政治化倾向，及其在语言风格方面的议论化乃至口号化倾向，都受到居于舆论界和文坛主流地位的报章政论文学的熏染。
晚清戏剧改良理论和改良新剧创作，亦普遍受到报章政论之风的濡染。1905年，陈独秀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的《论戏曲》宣称：“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83]透过这句被后世史家广为征引的名言，不难窥知作者立论时的政论家眼光与心理。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曲界革命”，而且躬身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改良新剧，有着借戏曲文本发表政见、启发蒙昧、唤起国人爱国尚武精神的强烈欲望，其新剧创作亦表现出偏重议论寄托、淡化情节冲突的普遍特征，从中可见报章政论向戏曲作品的渗透与辐射。受其影响，以曲词、宾白寄托“新民”之旨、爱国之情、救国之道，成为20世纪初年戏剧界的风尚。此外，近代传奇杂剧朝着以说白为主的案头化方向发展，文明新戏中惯常插入大段时事时局演说。凡此种种迹象，不难想见晚清戏剧作者胸中挥之不去的政论情结，见证了报章政论文学无所不在的时代身影。
清末民初，以政论耸动天下，鼓荡新学风潮，开一代新文风，创文章之新体，执报章舆论界和新文坛之牛耳，足称一代之文学者，有两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论家——第一位是“新民体”创造者梁启超，第二位是“逻辑文”大家章士钊。晚清时期，梁启超“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84]清末民初，章士钊以“有学理做底子，有理论做骨格，有文法做准绳”[85]的逻辑谨严的政论文学名重一时，“法理政论，一时推为宗盟”，“于是民国初元之论坛顿为改观焉”。[86]从梁任公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无藏锋、丰于情感的“新民体”，到章行严衷以逻辑、句法欧化、文法谨严、婉而多讽的“逻辑文体”，近代中国报章政论文学在胡适所言的“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87]阶段趋于成熟。而以章士钊为魁首的“甲寅派”政论家群体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黄远生、高一涵等，则在五四时期跨越了“古文范围”，开辟了语体政论文学的新径。
曹聚仁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末期的启蒙运动，经过了《新民丛报》和民初《甲寅》文体的酝酿，才完成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88]这一论断，看重的是梁启超“新文体”和章士钊“甲寅文体”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做出的重要铺垫。陈平原则认为，章士钊之文“条理清晰，逻辑谨严，一改古文不善说理与浮泛之气”，对现代政论文影响极大。[89]这一思路启示人们，评判晚清一代报章政论家的政论文学时，不应囿于文言、白话窠臼。事实上，清末民初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政论文学，无论是从“革其精神”层面而言，还是从“革其形式”层面而论，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显著的现代性质素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