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与政论报章的勃兴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读书人的爱国热忱空前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串联在京参加会试的万千举子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当是时，维新士夫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宣传活动。他们成立学会联络声气，兴办学堂作育人才，创办报章制造舆论，编译西书绍介西学，著书立说昌言变法，上书言事推动新政，开明官吏士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间轰动朝野，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引领了时代潮流。1895年至1898年，维新派知识分子集中主要力量，大力创办以时事政论见长的综合性报章，前后达五十余种，从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报刊创办高潮。
戊戌时期，以“新学”相标榜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纷纷借助近代报章这一新式传播媒介，大力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冀收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效。北京《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天津《直报》《国闻报》《国闻汇编》，上海《强学报》《时务报》《富强报》《演义白话报》《女学报》，湖南《湘学新报》《湘学报》《湘报》，澳门《知新报》，广州《博文报》《岭学报》《岭海报》《广智报》，杭州《大观报》《杭州白话报》《经世报》，重庆《渝报》，成都《蜀学报》，桂林《广仁报》等，都问世于这一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描述1895年后报章兴起的可喜情状道：“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32]《湘报》主编唐才常论报章之益道：“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33]报章发挥了扩见闻、播新知、长志气、明时局等启智功效，报章之兴直接影响到时代风气之变。
在这批维新派报刊中，名气最大、销量最高、流布最广、存世时间较长、居于领袖群伦地位的，是梁启超主笔政的上海《时务报》；其宗旨，在沟通上下中外舆情，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其发行，得到了“大府奖许”，风行天下；其成功，引发了蝴蝶效应，带起了一个“报章兴”的新时代；其文体，被称为“时务文体”。自此，政治家和学者办报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主流，政论性报章的兴盛时代悄然来临。
近代中国首开学者兼政治家办报之端者，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持创办的北京《万国公报》，时在甲午丧师、马关签约之后，“公车上书”事件发生之年，西历1895年8月17日。该报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笔主编，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参与编辑，为便于在政府官员中传布，袭用广学会《万国公报》之名，刊式则与《京报》相似，赠阅对象也是《京报》订户，双日刊，每册刊印政论文章1篇至3篇，不具名，意在向昧于外情的京城官绅宣传泰西实学新学思想，为维新变法制造社会舆论。发行至第45期，因与上海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同名而受诘难，遂更名《中外纪闻》，由主论说变为主纪事，成为刚成立的京师强学会的机关刊物。《中外纪闻》仅发行一个多月，就于1896年1月20日被封禁，强学会也被查封。梁启超的言论救国之路，正是以这两份短命的报章为肇端的。
1896年孟秋，经过康有为、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多方筹备，在张之洞、盛宣怀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赞助下，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旬刊在上海呱呱坠地。《时务报》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创办的带有同人性质的政论刊物，宣传变法自强是其政论文章的主旋律，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等先后任撰述与编辑。至1898年孟秋停刊，存世两年，出刊66册。梁启超抱着“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的动机，[34]为《时务报》的编撰付出了超乎常人的热情和辛劳。梁氏自言：“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覆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35]《时务报》取得“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西有报以来所未有”的非凡成绩，以及“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轰动效应，[36]梁启超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由于《时务报》的盛行，梁启超亦“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37]
1896年8月，梁启超刊诸《时务报》创刊号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对“报之例”作了四点战略规划：其一，“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38]可谓高屋建瓴，踌躇满志。
起初，地方大吏和开明士绅对《时务报》持肯定态度，纷纷饬令各级官府订阅，或向书院诸生推荐阅读。湖广总督张之洞赞其“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称该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饬令湖北全省各级官府订阅。[39]湖南巡抚陈宝箴言其“议论极为明通”，“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以为湘省“自应广为流布，以开风气而广见闻”，建议湘省各书院师生订阅该报。[40]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赞其“议论精审，体裁雅饬”，称其“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41]河南彰卫怀道尹岑春煊称该报“识华彝之时势，达中外之情形”，言其“间有论出纵横，语多愤激，阅者勿以辞而害意，当略迹而原心，洵足以推广见闻，增长智识”。[42]《时务报》之所以取得“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的骄人业绩，实与“大府奖许”关系甚巨。
稍后，湖南守旧士绅则对《时务报》《湘报》等维新派报章大加诋諆。叶德辉《非〈幼学通议〉》指摘梁启超“倡为学究亡天下、时文亡中国之说”，言其“用夷变夏，多昧本之谈”，“而一意惟泰西之是从”，斥其“信今薄古，智西愚中，其心乃托西学以行其私说，无所谓保民，亦无所谓保教，徒布其说变易天下之学派”，谓“梁氏持论，动谓泰西人人识字明理，由于说部书之益，彼其意，殆欲摈去中国初学所诵之《孝经》《论语》，一以说部为课程”，断言“湘中幼学之坏，梁氏实为罪魁”。[43]
1901年底，梁启超盘点数十年来中国报界情状，对中国报馆“发达之迟缓无力”状况有着一番独到的观察。在梁氏看来，上海、香港、广州三处报章体例无一足取，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影响；惟天津《国闻报》，上海《中外日报》《同文沪报》《苏报》，体段稍完；其次则《万国公报》，然出于西人之手，凭教会之力，宗旨多倚于宗教，于政治学问界无大关系；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其体例、学识、思想虽固陋浅薄，不足以当东西通人之一指趾，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为“新说”和“名著”，足见国人文明程度之低下；此后，澳门《知新报》继之，沿海各都会继轨而起者骤十余家，其面目体裁，悉仿《时务报》；日本留学生办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然其要么为丛书而不为报章，要么因经费不支旋出旋灭。[44]他视报章之“多寡良否”为“觇国家之强弱”的重要标杆。数十年来中国报界之情状如此，怎不令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梁启超的眼光，是政治家兼学者的眼光；其所属意的报章，是能与中国社会发生大关系，能够发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政论性报章。
梁启超将中国报馆长期不振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报馆创办人不预筹足够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辄蹶；二是报馆主笔、访员等为不名誉之业，高才之辈不肯俯就；三是社会风气不开，阅报人少，道路未通，传布为难；四是从业者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四者之中，尤以第四项为病根之根。[45]而当康、梁诸人东渡之后，有着在海外筹措的经费保障，有着梁启超等辈“思易天下之心”的政治精英兼一流学者的倾心投入，加之中国士子赴日留学形成潮流，中国社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风气大开，政论报章和报章政论如大潮泱泱，迎来了真正的高潮时期和辉煌时代。其标志，是梁启超居东前期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