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启蒙与文界革命
在晚清思想革命与文学界革命的链条中，“文界革命”至关重要，新文体发挥了最大启蒙功效，成为当时社会上最为流行、最有势力的文字。文界革命肩负着“播文明思想于国民”[367]的时代使命，“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368]，具有思想启蒙的基本性质。新文体主要适用于以报章为主的著译之业，拟想读者是最广大的普通国民，符合近代大众传媒从众向俗、化雅为俗的文体路向，文风当讲求雄放隽快、慷慨淋漓，语体上属于一种向欧化、白话开放的浅易的改良文言，开辟了一条以“欧西文思”入“中国文”的新径。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汗漫录》一文，首次提出“文界革命”口号，率先从理论设计层面思考中国的“文界革命”问题；[369]1901年岁末，出满一百册的《清议报》同人，通过对存佚的“中国各报”的观察分析，得出“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门派家法，无复问者”的结论，[370]最早从“报馆之文”的写作实践层面，总结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文报章之勃兴引发的文体大变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在前，“文界革命”的理论自觉和鼓吹倡导在后。前者构成了“文界革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说明“文界革命”势在必行；后者是梁启超流亡期间阅读日本作家德富苏峰的政论时评文章有感而发，说明“文界革命”直接受“东瀛文体”启发，是任公居东时期打通西学东来通道之后，东西洋文明碰撞交会的产物。
1900年孟春时节，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六册刊登的《汗漫录》续篇中，提出中国的“文界革命”问题。其言曰：“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71]其所谓“欧西文思”，指的是欧洲文明思想；而要将欧洲近世文明思想播种到中国士夫和民众头脑中，实现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的思想启蒙目标，就要做到善以“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梁启超心目中的“文界”，主要是指以报章文体为主的著译之业。在国势危急、民族被难之时，著译之业当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第一要务，著译者当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372]为首要选择。
梁启超为中国的“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首先是“革其精神”，其次才是文体形式与审美风格等方面的问题，这就涉及传播近世西洋文明思想所绕不过去的“新名词”。就语体而言，梁启超主要立足于改良文言，选择的是一种向俗语、外来语开放的浅近文言；就审美风格而言，梁氏推崇“雄放隽快”。1902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绍介新著”专栏推介严复译著《原富》时，重提“文界革命”话题，以为“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中国知识精英所从事的“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批评严复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倡导著译之业应采用“流畅锐达之笔”；以浅近易晓、从众向俗的语体文体，最大限度地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思想启蒙功效。[373]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怀的文学家，梁启超对近世东西洋各国文体变化趋势及其动因有着敏锐观察，从而将“文界革命”的重要性，上升到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民文明程度的高度来认识，服务于国民思想启蒙和民族精神再造的文化启蒙目标，同时促成了中国语言文学和文章体式的近代转型。
晚清文学界革命时期，梁启超等人称谓的“文界”和“新文体”，并不限于新体散文，亦兼及新诗、新小说、改良新戏等文学门类。1902年初，《新民丛报》刊登《饮冰室文集》广告称：“饮冰室主人，为我国文界革命军之健将”；其所谓“文界”，包括文章和韵文，韵文又包括诗、词、曲、诗话、骈文，总之囊括了“著者数年来之文字”。[374]1903年秋，狄葆贤在《新小说》发文指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375]同期，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新小说》“杂歌谣”专栏所刊珠海梦余生《新解心》数十章为“绝世妙文”，誉这位新粤讴作者为“文界革命一骁将”。[376]1905年，二我在《黄绣球》评语中评曰：“小说者，觉世之文也。”[377]这些说法，见证了“过渡时代”新派文人文体分类的含混状态，从中可见梁式“新文体”对报章文体和所有文学门类的辐射性影响。
晚清“文界革命”和“新文体”的兴起，既有着西学东渐和西学东来的国际文化背景，又有着维新变法、新民救国、民族民主革命等国内政治气候，还得益于中文报章兴起之后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学传播方式的近代化变革。西学东渐与救亡启蒙，是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因时而变的催化剂与原动力；近代报章的兴起与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则是“文界革命”得以迅猛开展的重要媒介，也是梁启超“新文体”广为流布、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文字的关键环节。随着“文界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以输入“欧西文思”为精神导向、语体力求浅近、大量采用源自日本的“新名词”、文风追求“雄放隽快”、体现出文体解放精神和求新求变时代趋势的“新文体”大行其道，掩映一时文坛，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对有清一代居于文坛正统和正宗地位的桐城派古文，以及万千举子习用的八股文，形成了巨大冲击。
20世纪初年，“文界革命”和“新文体”在新知识界和新文坛的兴起，不仅一举将桐城派古文推上旧派的位置，而且逐渐将其由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挤向边缘地带。当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怀抱创造历史的英雄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以高昂的热情和激进的姿态，写下一篇篇裹挟着时代风雷的惊世警世醒世之文的时候，晚期桐城派文人正预感着传统文化幕落花凋的末运，在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中艰难地守望着日益惨淡的古文家业。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以及作为其附庸的传统书院的急剧萎缩，直接危及到了桐城派文家的生存空间。随着新式学堂的推广普及和西学课程的普遍开设，桐城派文人失去了昔日在传统书院拥有的独尊地位，逐渐沦为新式学堂中无足轻重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