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思潮与政论报章的辉煌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将1903年视为“革命发展行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断言这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开始正式划分思想政治界线的一年”，“是中国思想界一大转变的关键年头，是革命思潮开始替代改良主义作为思想舞台主角的第一个年头”。[66]其关键原因，一方面在于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均投身其中的两场影响了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运动——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和1903年的拒俄义勇军运动——的失败，使得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尤其是留日学生对清政府彻底丢掉了幻想，迅速成为政治立场激进的革命派；一方面在于国内外两个近代化中文报刊重镇——留东学子在东京创办的中文报刊和上海租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所办报刊——的言论立场由温和而趋向激烈，政治立场由保皇立宪而转向反清革命。于是，以反清反封建专制和反帝反殖民统治为两翼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在1903年迅疾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
1928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总结近代中国“民报勃兴时期”以鼓吹革命而闻名的报刊道：
报纸之主张革命者，以光绪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国日报》为始。其最惊人之文字，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继之者有《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少年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天铎报》《复报》《民报》《二十世纪之新支那》等，皆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其酿成文字之祸者，则以上海之苏报案为最著。[67]
需要指出的是：戈公振所开列的这份革命报刊名单并不全，且以日报居多；晚清留东学子以省域命名的诸多杂志，戈著多未放在革命报刊这一类别中言说。
就日报而言，1903年章士钊出任主编之后的上海《苏报》，反清革命言论最为激烈，在革命思潮初涨时代表现最为抢眼，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在当时的革命报刊中影响最大。就留东学子创办的具有反清革命思想倾向的诸多期刊而言，其中尤以革命政论见长且具有统领全国性质者，要数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906年前后，《民报》在与《新民丛报》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在舆论界赢得了声誉，政论报章的辉煌达到巅峰。民国初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更加突出了革命政论报刊的法理学理特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晚清革命政论报章辉煌时代的余绪和尾声。
上海《苏报》本为一家托名日商经营的不起眼的小报，1896年仲夏创办。1900年陈范接办后，言论立场依然是温和改良与君主立宪，亦未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1903年孟春，《苏报》主人陈范寻求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合作，遂改变1898年以来的“渐进主义”立场，开辟“学界风潮”专栏，发表排满革命言论，《苏报》遂由此前默默无闻的家庭作坊式的无名小报，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的机关刊物，其影响范围迅速从江浙地区新知识界扩展开来。是年季春，拒法拒俄运动爆发，长江流域愈演愈烈的学潮与民族救亡运动交织在一起，《苏报》的排满革命思想因爱国救亡运动的刺激而变得更加激进。5月底章士钊就任主笔后，对该报实行“大改良”，《苏报》的“激烈主义”言论达到巅峰，“刻骨露言，毫无译饰”，“当时宗旨，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以此助长民愤，为力不小”。[68]至7月6日被租界当局查封，章士钊主《苏报》笔政短短36天，将该报打造为“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的革命言论机关，[69]革命风潮一发而不可遏阻。
1903年6月，主编章士钊伙同章炳麟、张继、邹容四位“歃血为盟”的结义兄弟，合力将《苏报》打造成在国内外新知识界掀起革命风潮的舆论重镇。1903年6月6日《苏报》“论说”栏刊发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署名“自然生”，鼓吹“中央革命”。其言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风潮，该等学生之造出者也，十八九两世纪之历史，该等学生之活剧台也。”20世纪初年“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与《苏报》的宣传鼓动有密切关系。
6月10日，《苏报》“来稿”栏刊发《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序革命军》两文。前文署名“自然生”，后文署名“余杭章炳麟”。前文标举“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号召“中国”同胞“不计其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后文高张“驱逐异族”的“光复”之帜，指出今日中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等方面皆需“革命”。6月20日，《苏报》“新书介绍”专栏为章炳麟著《驳康有为书》广而告之曰：“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6月29日，《苏报》“论说界”专栏摘选了章炳麟《驳康有为书》，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痛批康氏保皇言论。6月30日，章氏被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捕房。
7月6日，《苏报》“论说界”专栏刊载章炳麟来稿《狱中答新闻报》，继续鼓吹“排满主义”和“革命”“光复”，声言“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以“吾辈书生”“志在流血”的必死决心，通过狱中答《新闻报》记者的方式与这个世界诀别：
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复旧物，而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斥鷃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去矣，新闻记者！浊醪夕引，素琴晨张，郁素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70]
次日，《苏报》停刊。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电中，得出“《苏报》专主杀满”的结论，痛斥章炳麟《序革命军》“竟敢直书列圣庙讳，其悖逆语言不可胜计”，将章、邹锁定为“苏报案”的两位主犯。[71]章太炎《自定年谱》中记述“苏报案”的情形道：“时清廷自处原告，故不得不假判决于各国公使，然自是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矣。”[72]作为原告方的清政府，虽然在“苏报案”判决中赢了官司，却也颜面尽失，威风扫地，让国人大跌眼镜，从而大失民心，极大地助长了革命党人的气焰。
“苏报案”发后，章士钊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积势为《苏报》之激荡，遂令‘苏报案’为中国前途一大纪念”。为保存在中国革命史上乃“永远之纪念物”的“苏报案”的相关文献史料，遂发奋编撰《苏报案纪事》一书（一名《癸卯大狱记》），“特以日记之法逐一纪之”，“凡《苏报》之本论及各报之舆论，而凡有影响于本事件者，亦并及之”。[73]章士钊编辑出版的《苏报案纪事》，采辑《苏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有关报道，原原本本地记录了“苏报案”始末，且全文辑录《苏报》刊发的《康有为》《哀哉无国之民》《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革命军〉》《序革命军》《驳〈革命驳议〉》《释仇满》《虚无党》《呜呼保皇党》《杀人主义》《论仇满生》等宣传排满革命的重要文献，以及《革命军》全文，在社会上进一步扩大了“苏报案”的影响。
1903年1月，湖北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开以省区命名革命刊物之先河。嗣后，《浙江潮》（1903）、《江苏》（1903）、《直说》（1903）、《鹃声》（1905）、《醒狮》（1905）、《二十世纪之支那》（1906）、《洞庭波》（1906）、《云南》（1906）、《汉帜》（1907）、《豫报》（1907）、《河南》（1907）、《晋乘》（1907）、《粤西》（1907）、《秦陇报》（1907）、《四川》（1908）、《关陇》（1908）、《夏声》（1908）等期刊相继问世，迅疾在东瀛掀起了中国各省留日学生自办杂志的时代潮流。这批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的综合性刊物绝大多数倾向革命，1906年之后问世的数种期刊更是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倡办，成为留东学子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与喉舌，在20世纪初年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里举《湖北学生界》为例。1903年1月29日，湖北同乡会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月刊，在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问世，首开各省留日学生自办以省命名的中文期刊之先河。自第六期始，该刊更名《汉声》，至9月21日出至第八期而止。编辑兼发行人初署王璟芳、尹援一，第五期起改署窦燕石，刘成禺、蓝天蔚、李书城等担任编辑。《湖北学生界》门类繁多，内容丰富，“论说”栏是典型的政论文章，“学说”“历史”“地理”“教育”“军事”等专栏文章，亦表现出鲜明的政论色彩。创刊号所刊刘成禺《历史广义内篇》放言道：“夫昔为东亚堂堂有历史之国，而今甘为他民族之殖民地；昔为数千年堂堂有历史之国民，而今甘为异人种之奴仆。揆诸进化层级，其天演中可有倒行逆施之事实乎？披吾族谱，顾吾宗社，茫茫大陆，不知直属于谁土！蚩蚩群庶，不知舆隶于何族！怀吾先代人种之起原，忧惧之事，孰过于斯！其有怦怦然流涕太息，发再造吾种之感情者乎？是亦吾种之佳子弟也。”[74]既有反帝反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立场，又有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
第三期“论说”栏刊发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中道：
当庚子之役，联军入京，此时以其余力宰割中原，中国无以御之也；而东西人士万口同声，以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为政策。嘻！外人岂真有所爱于中国耶？何其狼子野心一变而为慈悲佛法耶？说者谓：列强惧瓜分之后，起均势之冲突，故息而言和。而不知今日之亡人国者，不能用野蛮之手段亡之，而必用文明之手段亡之。用野蛮之手段者，则兵连祸结，适足激其国民之愤，而生自强独立之心。用文明之手段者，则主权尽失，民气尽灰，甚至以奴隶牛马为分所应尔而噤不发声者，此西人之夷人家国为领土屡试屡验之长技也。[75]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此之谓“无形之瓜分”。它如“论说”栏刊出的《学生之竞争》《尊我篇》《中国民族论》《原祖》等文，“学说”栏刊出的但焘《黄梨洲》等文，“实业”栏刊出的权量《世界平和的战争》等文，“教育”栏刊出的张继煦《教育关系国家之存立说》、万声扬《中国当重国民教育》等文，“军事”栏刊出的《军国民思想普及论》《军事与国家之关系》等文，“历史”栏刊出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历史传记”栏刊发的《菲立宾亡国惨状纪略》《亚米利加之大英雄哈密顿传》，“地理”栏刊发的《黄河》《地理与国民性格之关系》等文，“医学”栏刊出的《国民卫生学》等文，“小说”栏刊出的《天半忠魂》《燕子窝》《陆沉痛传奇》等作品，“杂俎”栏刊出的《亡国之言》《记朱舜水先生》等文，“余录”栏刊出的《剪辫易服说》等文，均贯彻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指针，且具有显著的政论化色彩。
1905年6月，湖南华兴会骨干成员黄兴、宋教仁、田桐、陈天华等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宗旨。[76]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黄兴提议将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三个月后，作为同盟会会刊的《民报》问世。《民报》是一份大型时事性政论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纪事”“译丛”等栏目。《民报》前五期由张继、胡汉民主编，第六期至第十八期由出狱后的章太炎任主编，第十九期由张继主编，第二十期至第二十二期由陶成章主编，而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又由章太炎领衔主笔。[77]陈天华、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马君武、廖仲恺、田桐、宋教仁、章太炎、刘光汉等，是其主要撰稿人。1908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期，被查禁。1910年2月复刊，汪兆铭主编，出版两期后停止。
1905年11月，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报》的主要任务，就是旗帜鲜明地阐扬“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在此过程中，《民报》政论家与《新民丛报》围绕中国到底是应该实行改良还是应该进行革命，展开了为期一年半的大论战。照《民报》阵营的说法，“交战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78]《民报》创刊号曾六次再版，第二期、第三期各再版五次，其最高发行量达一万七千份，在发行量和声势上盖过了《新民丛报》，见证了革命政论报刊辉煌的时代。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总结清季“民报勃兴”的重大历史意义道：“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79]近代中国民报勃兴意义之重大，关乎“过渡时代”文学盛衰和国运隆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