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体开创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辛亥岁末，王国维完成了集多年戏曲研究之大成的《宋元戏曲史》。民国二年（1913）季春至次年仲春时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分章连载的方式，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大型学术期刊《东方杂志》发表；民国四年（19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1922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时，改题为《宋元戏曲考》。这部仅有五万余言的“小书”，却是晚清民国易代之际，中国第一流学者以西方学术观念和科学的学术著作体例，研治中国戏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绝大著作。这部以西学之理发明创造中学之见的自成体系的自著之书的问世，不仅一举确立了宋元戏曲独立而独特的文体意义，成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而且更新了传统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批评方式与著作体例，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研治工作步入了现代学术研究阶段。
1907年，年届而立的王国维将学术兴趣转向戏曲。是年，他在《三十自序》中阐述研治戏曲的学术动机道：“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志乎是也。”[516]王国维有感于西洋名剧在欧美文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独中国戏曲在中国文学中地位卑下的现实境况，发愿通过打捞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以西学之光发明中国文学的伦理、美学价值，重塑中国戏曲史形象的努力，实现振兴中国戏曲的夙愿。王国维发力数载，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学术精神步步为营，先后撰成《曲录》《戏曲考原》《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在大量文献考据功夫奠定的坚实地基上，王国维最终撰成其中国戏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一章略论上古至五代时期的戏剧，搜罗先秦以来史籍中所载“戏剧”史实与现象，从中探寻中国戏剧的渊源。第二章至第七章，阐述宋金戏剧的概貌；前三章分述“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和“宋之乐曲”，为宋金杂剧探源；后两章分述“宋官本杂剧段数”和“金院本名目”，主要研究宋金杂剧与院本。第八章至第十二章讲述元杂剧，是为该书的核心部分，从元杂剧的渊源、时地、存亡、结构与文章等方面分而述之，其中尤以“元剧之结构”和“元剧之文章”两章最具学术创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研究的是南戏，分述“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和“南戏之文章”。从著述体例上看，《宋元戏曲史》是一部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和史学家的考据法研究中国戏剧，以西方近代学术著作和中国传统考据型著作为参照系，既有西学眼光，又有中学意识，其体例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学案体、文案体、文苑传等，是一部以新法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具有发凡起例和开创学术范式的现代意义。正因如此，傅斯年将其定位为一部“近代科学的文学史”。[517]
王国维运用西方悲剧美学理论观照元剧，发现“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从而得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结论。他以超功利的“美术”之眼透视元杂剧，得出“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的结论，指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何也？“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他用其富有创见的“意境”理论观照“元剧之文章”，得出富有卓识的学术创见：“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他用隐含进化论观念的“新”的语言观和文体观透视“元剧之文章”，得出“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的结论，言其“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从文学史的高度肯定元曲“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的“衬字”的语体革新意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元曲带来的文体新变，称其为“自古文学上所未有”。[518]
王国维对该著的学术独创性颇为自负，言“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519]陈寅恪将王国维研治中国文学的学术方法，归纳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言其学术创见和学术范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520]可谓知言。
王国维在清宣统与中华民国易代之际避居日本东京期间撰著的《宋元戏曲史》，其所体现出的悲剧观、文学观、审美观和文学史观，在民国初年具有超越时代的先锋性，显得曲高和寡；而其政治立场却又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就使得该著更加不合时宜，因而在问世之初并未在社会文化界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纷纷对该著表推崇，新文化界和新文学界也对其送上赞美之辞，是在《宋元戏曲史》问世十年之后。此时，王国维已在甲骨文、金文、商周史等领域取得令人惊诧的卓越成就，先后应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函授导师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誉满京华。1924年，梁启超撰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后一章讲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述及“乐曲学”时，对王国维取得学术成绩颇为激赏：“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521]又过了二十多年，作为进步文化界旗帜性人物的郭沫若，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相提并论：“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