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人的早期白话报活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及得力干将，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晚清时期都曾有过白话报活动和白话文实践经验。考察五四新文化人的早期白话报活动与白话文写作，可以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寻找其近在咫尺的历史渊源。
1902年前后，蔡元培已关注到晚清的白话报和拼音化浪潮，认识到“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于是语言与文字离，于是识字之人少，而无以促思想之进步”。[60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蔡氏1903年至1904年间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笔政期间，便将白话启蒙工作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地写作了一批白话论说文。
1903年12月15日问世的《俄事警闻》日刊，由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的“对俄同志会”发起，王季烈主编。该报图文并用，文白兼采。创刊号“现势”栏刊登的那幅著名的《瓜分中国图》，配以白话解说文，警告大众“外国人就要来瓜分了”，[603]令人顿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之感，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情感。该报非常重视白话文宣传，面向全国征文，尤其是白话“告”体文。照主编的设想，其主要征文对象是“社说”，分“文言社说”和“白话社说”两大类，并拟定了《普告国民》等64篇“告”文题目，29篇为文言，35篇为白话。其中，《普告国民》由文言、白话共同承担；文言承担“告”政府、外务部、各省疆臣、领兵大员、驻各国大臣、驻俄国公使、拒俄会会员、义勇队、和平变法派、州县官、各新闻记者、留学生、中国教育会、各书局之编译者、身任教育者、学生社会、保皇会、立宪党、革命党、守旧党、厌世派、科举家、各省绅董、村塾师、道学先生、文人墨客、洋务人员、幕友之责任；白话则承担“告”全国父老、全国儿童、全国女子、农人、工人、商人、寓南洋及美国商人、寓日本商人、各会党、马贼、捐官者、候补官、各省富民、出家人、吃洋饭者、教民、仇教者、盗贼、江湖术士及卖技者、将弁兵丁、小工、娼优、无业游民、乞丐、媚神佞佛者、作善举者、阔少等人群之责任；“告”东三省居民、满人、蒙古及西藏人须用官话，“告”北京人用京话，“告”湖南人用“湖南白”，“告”广东人用“广东白”。从中可见《俄事警闻》同人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语言进行爱国宣传的匠心。该报出至73号之后更名《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成为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报纸，蔡元培是其灵魂人物。
蔡元培主持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社论文章文白兼用，且考虑到各地不同的方言问题。蔡氏后来回忆道：“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604]据马鉴回忆，独立支撑《警钟日报》期间，蔡“先生每晚总须撰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先生右手套了半截露指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的坐在那里工作”。[605]然而，由于这两种刊物除读者来稿外一般不署名，哪些文章出自蔡氏手笔已难以辨别，因而蔡元培文集均未收录。时至今日，当事人均已故去，蔡元培早期白话论说文的历史面貌，也就更加难以查考了。
1904年，蔡元培还用白话创作了近万言的政治小说《新年梦》，连载于《俄事警闻》“社说”栏，借“中国一民”之梦境描述了一个“新中国”乌托邦，其中谈及对语言文字理想状况的期待：
国内铁道四通，又省了许多你的、我的那些分别词，善、恶、恩、怨等类的形容词，那骂詈恶谑的话，更自然没有了。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意会，一学就会；又用着那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学，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从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606]
从中不难发现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拼音化运动先驱者倡导的“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思想，蔡元培对这一语言文字变革趋势的兴趣与信念，由此可见一斑。
陈独秀不仅是提倡国语教育和小说戏曲改良的理论先驱者，还是脚踏实地的白话报创办者和白话文（学）实践者。1904年，陈氏创办的同人性质的《安徽俗话报》，不仅注重以通行之俗话传播西洋科学精神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白话文艺栏目创作成绩突出，成为晚清刊发“旧瓶新酒”的改良戏曲和“俗曲新唱”的白话歌诗的报刊重镇。他与苏曼殊合作的著译参半的政治小说《惨社会》，成为“小说界革命”旗帜下以“豪杰译”方式积极译介西洋小说的先驱。而他创作的一批白话文、白话歌诗以及章回体白话小说《黑天国》，则构成了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文学界革命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蔡元培事后披露，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所做的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607]其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报刊史上的重要地位，业已为学界肯定和认知。陈氏以“三爱”笔名，撰写了近五十篇白话文，洋溢着爱国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精神，感情充沛，明白晓畅，其中涉及国语教育、戏曲改良、国民性批判等直接与五四文学革命相通的重大理论命题与思想主题。
1904年孟夏，陈独秀在《国语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国语”概念，认识到国语教育可以统一全国语言，“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有鉴于此，他劝告“徽宁二府的人，要是开新学堂，总要加国语教育一科”，起码“要请一位懂得官话的先生，每天教一点钟的官话”；“若是采择小孩子所懂得的古今史事、中外地理、人情物理、嘉言善行，用各处通行的官话，编成课本，行销各处，这更是顶好的法子了”。[608]在近代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史上，陈氏都堪称开风气的先锋人物。
1904年仲秋，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发表白话版《论戏曲》一文，纠正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把唱戏当作贱业”的旧观念，称演戏活动“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宣称“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指出戏曲在开通风气方面比办学堂、做小说、开报馆更为快捷和有效，言其可以达到“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的成效，赞其为“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对改良戏曲所能承担的启蒙责任寄予厚望。[609]半年后，文言版《论戏曲》在横滨《新小说》刊出，成为晚清戏曲改良理论的经典文献。
陈独秀主持的《安徽俗话报》对戏曲改良事业非常重视，辟有“戏曲”专栏，刊登了《康茂才投军》《睡狮园》《薛虑祭江》《胭脂梦》《新排瓜种兰因班本》《团匪魁》等闪烁着陈氏戏曲革新精神的新剧本，成为清末刊发改良戏曲作品的重要阵地。这批改良戏曲作品，或借古讽今，或借洋刺中，或直写时事，或直斥时弊，或批判国人奴隶根性，或鞭挞沙俄杀害我同胞的残酷暴虐，或弘扬尚武精神、呼吁团结御侮，乃至宣扬“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之题旨，奏响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其上焉者，称得上郑振铎所言的“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610]其在语言和形式上，亦与传统戏曲有着明显差异，表现出近代化革新趋向。戏曲语言的通俗化和口语化，形制的简短化，人物的精简化，是其突出表现与特征。
《安徽俗话报》“小说”栏连载的《痴人说梦》《黑天国》《自由花弹词》三部未完篇的章回小说，都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寄寓着作者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想。无论是以晚清社会现实为背景展开作者的政治理想，还是借揭露沙俄黑暗残暴的专制统治藉以警醒国人，抑或拿宋元易代之际的历史人物说事，均围绕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一主旨。陈独秀创作的《黑天国》，以俄国反专制革命志士荣豪为主人公，写其在平沙万里、人烟稀少的“黑天国”——西伯利亚矿洞——做苦工所闻见的“种种可恨可叹可哭可怜的惨事”及其经历的“极痛快极有情致的趣事”；[611]虽取材域外故事，却立足中国现实。可惜，这部“经以国事，纬以美人”模式的政治小说刚写到“美人”——能智姑娘——出场，便戛然而止，仅写了四回。政治小说所要求的“新小说之意境”与章回小说所采用的“旧小说之体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样困扰着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本非本色当行的革命志士陈独秀，从而注定了该著是一部难以继续写下去的政治小说。将《黑天国》置于拒俄运动历史背景下考量，自可理解为拒俄运动之产物；将其置于“小说界革命”脉络来观察，亦汇入了新小说创作的时代洪流。
晚清时期，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观念尚未真正打破，启蒙先驱的白话文写作的确主要针对中下社会普通民众，而士夫阶层乃至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群体为诗作文，仍然惯用文言。白话尚不足以替代文言，承担起所有表达功能。胡适谓晚清白话文作者的致命缺陷是思想观念上仍然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分别，两者泾渭分明，乃至壁垒森严，可说是道出了部分历史真相，但也不无以偏概全之嫌。晚清报刊白话文的拟想读者，从一开始就并非仅仅定位在中下社会民众，陈独秀和他主持的《安徽俗话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所刊载的许多白话文，叙述人都是对着全体乡人国人言说。陈氏谈论“安徽的矿务”，开口“我们中国人”“我们安徽人”，闭口“我们是断断不依的”，与之相对应的“他们”，则是贪官污吏和卖国贼之流；[612]讲述“中国历代的大事”，则站在“中国人”的民族立场乃至“我们汉人”的种族立场上言说。[613]《说国家》则从“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说起，进而反思“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614]叙述人是第一人称，拟想读者则是全体国民。它如《恶俗篇》《亡国篇》《国语教育》诸篇，其叙述人要皆站在全体国民立场言说，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前途鼓与呼。
《安徽俗话报》创刊伊始，即辟出“诗词”专栏，名称虽雅，刊发的作品首先是民间流行的能够歌唱的通俗的时调歌谣体，其名目有《叹五更》《醉江东》《送郎君》《闺中叹》《十杯酒》《湘江郎调》《十送郎》《十二月想郎》《叹十声》《女儿叹》《鲜花调》《秋之夜调》等，其次是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学堂唱歌。正是陈氏的有意经营，使得该刊成为晚清时期刊发通俗歌诗最为集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诗词”栏之“俗曲新唱”，唱响的是启蒙救亡的主旋律，重在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及国民性弱点，提倡合群尚武、爱国反帝、独立自强、风俗改良、妇女解放乃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陈氏创作的《醉江东（愤时俗也）》，重在批判四万万同胞头脑中普遍存在的“自了汉”思想，通过解剖国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亡局势下国人的灵魂麻木与奴隶根性，触及国民劣根性问题。其词云：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615]
照十多年后胡适的“白话诗”标准来衡量，这首明白如话的《醉东江》无疑属于“白话诗”。自然，这是“散曲化”的白话诗。胡适最初尝试的缠着裹脚的“白话诗”，走的也是“词化”和“曲化”的路子。
五四前夕，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陈氏晚清时期勉力办白话报的坚忍不拔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蔡氏回忆：“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616]清末创办白话报的共同经历，冥冥之中竟成了蔡、陈诸君在五四前夕聚首北京大学、共襄文化盛举的历史机缘。而陈独秀在投身晚清政治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文学界革命中所积淀下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写作经验，尤其是其早期的白话报活动和白话文（学）实践经验，则为他多年以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闯将与主帅，作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
与蔡元培相比，胡适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训练时间更长，也更为全面。1906年至1908年间，胡适担任上海《竞业旬报》主笔时期的白话报活动和白话文写作经历，经由他自己的回顾与总结，已是尽人皆知。当是时，作为上海中国公学的少年才俊，兴趣广泛的胡适担任过《竞业旬报》的编者、作者和记者，用白话写过社说、论说、传记、小说、歌谣、丛谈、札记等稿件，是该刊中后期名副其实的台柱子。胡适早期小说创作，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社会反响，对文学界的影响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杰出表现及其后无法忽视的中国新文坛和新学界的领袖地位，考察其初登文坛时稚嫩的白话文写作状况，就并非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上海《竞业旬报》自第24期（1908年8月）至第40期（1909年1月），由中国公学学生胡适出任编辑兼主笔，胡适由此成为该刊后期的台柱子。据胡适后来回忆：“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个长篇的章回小说。”[617]这便是自《竞业旬报》第3期（1906年11月）连载的社会小说《真如岛》。时年不满15周岁的少年胡适，拟好了四十回题目，便开始写下去。但小说载至第六回，《竞业旬报》就于1907年初停刊一年多。1908年孟秋时节，《真如岛》才自《竞业旬报》第24期起接续下去，此时胡适已全面接编该刊；至1909年孟春停刊，写至第十一回。自诩“天下第一伤心人”[618]的少年胡适的小说创作观念，不脱“破除迷信，开通民智”[619]之大旨，弹奏的是晚清白话报界和新小说界流行的启蒙主义的主旋律，采用的是传统章回小说体式，说书口吻夹杂着报刊白话演说文体常用的说教腔调，沾染上由于政治小说之流行给新小说带来的具有普泛效应的议论化倾向。除了少量较为细腻的内心叙事，其情节叙写与人物刻画乏善可陈。初登文坛的少年胡适，虽有创作改良社会的长篇小说的雄心，却难以做到本色当行。
如果说胡适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那么，他依托上海《竞业旬报》初试身手的三个短篇小说，却有出手不凡之处。《东洋车夫》选取西洋叫花子在虹口公园门口叫东洋车和下车后不给钱两个场景，尖刻地讽刺了以东洋车夫为典型的包括“中国的官儿、商儿、绅儿”在内的国人的“媚外”心理。[620]《新侦探谭》上篇截取“侦探”老牛在上海北境三家庄一座楼房里的自我标榜和顺手牵羊的行窃场景，下篇截取第二天晚上老牛在四马路一家妓院里摆花酒、“打房间”、被抓捕的活现象，讽刺上海社会丑恶怪现状。[621]《苦学生》笔墨更为经济，通篇只有五百来字，几句人物对话，一张大字报，一段行动速描，便勾勒出两个公学学生在学校经费竭绌、万分危难之际，发动大家当物捐助、共渡难关的感人情景。[622]三篇小说均属速描式的超短篇，截取社会生活中几个精彩的横断面，笔墨减省，中心突出，深得短篇小说之要领。可见，胡适对短篇小说艺术要旨颇有领悟，别具慧根。
1918年仲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做了题为《论短篇小说》的精彩讲演，首次用西方小说观念对短篇小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认为“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是“真正”的短篇小说所必备的两大要素。[623]这一独到见解，对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而他这一颇具现代意味的短篇小说理念，早在其十年前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中，便已显露端倪。
关于这段白话报活动和白话文写作经历对胡适其后成长为五四白话文运动领军人物的深远影响，还是他自己的总结最为清楚明白，也最有说服力：“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624]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另一健将钱玄同，在晚清时期亦有白话报活动经历和白话文写作实践。1904年，钱氏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的《湖州白话报》半月刊，以“反对清朝封建帝制，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列强侵略，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设有论说、纪事、历史、地理、理科、小说、文苑、杂俎等栏目，全用官话演述，鼓吹民族民主革命。[625]1910年初，章太炎、陶成章等与同盟会分裂，重组光复会，在东京创办白话报刊《教育今语杂志》为通信机关，钱玄同担任编辑，其发刊辞和章程就是他起草的。钱氏自言，“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根植于那个时候，大家都受章先生的影响”，“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文之根”。[626]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在晚清时期的白话报活动与白话文实践，使得白话观念深入其骨髓，并在写作实践中对白话书面语的优缺点有了切身体会，为他们五四时期思想经历了螺旋式上升之后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更高的文化层面上提倡与改造白话文（学），埋下了思想的根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