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豪章太炎的政论文章
清光绪二十九年，岁在癸卯，西元1903年，被主流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革命思潮运动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在癸卯年发生的众多关乎反清革命的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中，章太炎、邹容著名的革命文章的刊布和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发生，可说是最为轰动的标志性事件，对晚清政治思想界影响至巨。照“苏报案”主犯章太炎的说法，此案“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245]章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革命军》和邹容《革命军》等政论文学的刊布，使章、邹成为“苏报案”的主犯，成就了两位革命元勋的赫赫英名。邹容《革命军》属于典型的“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章太炎此期政论文章亦明显受报章文体影响。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慕明末清初顾绛（炎武）为人行事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潜心问学八年，奠定一生学问根基。1903年因“苏报案”暴得大名。1906年出狱后赴日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主笔。民国三年（1914）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手订《章氏丛书》。1917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晚清时期以排满革命文豪著称，文字则以古奥难解闻名。著述宏富，刻有《章氏遗书》。今有《章太炎全集》行世。
章太炎“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自“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246]章氏“体裁初变”的时间节点在光绪二十八年，西历1902年。嗣后论文，尚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作者誉少訾多。不过，太炎先生的文体观念颇为开放，考述文章源流和分辨文学应用时，主张文各有体，对骈、散、文、白之体各有定位，不独尊一体一家。章氏《文学论略》有言：“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247]在他看来，公牍、小说、典章、学说、历史、杂文等各有其雅俗标准，只要遵循各体“文章轨则”，都可以做到“无害为雅”。明乎此，我们对太炎先生表彰邹容“径直易知”的政论文学《革命军》[248]和黄小配“文亦适俗”的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249]，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晚清时期，章太炎出任过多家报馆笔政，并不一味排斥浅近利俗的报章文体。1896年底，章氏走出杭州诂经精舍，应经理汪康年之聘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加入强学会；其后两年中，又先后任《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等报章笔政。1897年，章氏已充分认识到报章的重要性，以为“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将其定位在“史官之支与余裔”。[250]1898年春，章氏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约，赴武昌帮办《正学报》；其所撰《正学报缘起》有云：“惟夫上说下教，古者职之撢人，而今为报章之属。”[251]今之报馆主笔相当于古之撢人，报章乃史官支脉与余裔，肩负着上说下教的职责。此时，章太炎对报章的定位接近正统的官报立场；[252]其见诸报端的述学衡政之文，亦多为传统文集之文的作文路径，与《时务报》首席主笔梁启超的“报馆之文”作文路径存在较大差异，这或许也是章氏受到《时务报》同人排挤的原因之一。[253]
1897年春，章太炎发表在上海《时务报》第十九册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昌言“以革政挽革命”，言论立场与康有为、梁启超同调。其开篇云：
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教术之变，其始由于种类……中国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场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悲夫！于此有人焉，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陷，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虽磨顶放踵所不敢辞。
篇末道：
吾闻《齐诗》五际之说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候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顗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搈，全球播覆，内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方今百年之际，其殆与之符合也哉！故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虽然，土崩又非百姓之利也。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故内乱不已，外寇閒之。昔者八王相鬨，而刘石逞其志；张李横行，我朝以成龙兴之业。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54]
《时务报》重要赞助人和老领导黄遵宪在赞誉其文“甚雄丽”，其人乃“才士”的同时，又以其文笔“古雅”，不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为憾，以为“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255]章氏之文“艰涩”的作文路向与风格，与作为大众传媒的《时务报》的读者定位不相吻合，故而黄遵宪致函报馆经理汪康年限制其文章刊用篇数，允其一两个月可用一篇。叶瀚致汪氏函中对章氏之文说得更不客气：“十九期报第二篇论文太艰涩，洗汰散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256]不仅指责其文“太艰涩”，指出读者“不悦目”，而且径直要求主编对章氏之文加以技术指导。作为上海时务报馆从杭州将其聘请到馆的主笔之一，该刊仅刊用章氏两篇文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无疑与其古奥的“文集之文”作文路向有关。
不过，章太炎见诸报章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具有两副笔墨。1898年秋，章氏发表于《实学报》的《重设海军议》一文，则接近此时流行的“时务文体”。其开篇曰：
中国自法兰西开衅以来，始设海军，以为防御外洋之用，至今相距十余年，而皆烬于东瀛之一战，此其咎在用人，不在立法。外海轮船之设，诚不能因噎废食也……今者通商五十年，泰西技艺，月异而岁不同。且香港割于英，越南并于法，台湾攘于倭。海氛一起，设欲进则可以挑战，欲退则可以屯军。设使墨守成说，逡巡于内港之中，将听其纵横海上，自使招商诸舰，迫抑而不出乎？抑将行险侥幸，以孤注争之乎？[257]
篇末道：
盖行军于溟海之中，我有碰船，则可以触敌矣；我有鱼雷，则可以追敌矣；我有卷筒群子，则可以伤敌矣；我有泳气钟与空气水雷船，则可以破敌矣。即使胜负难言，而两军对仗之时，必能使踌躇踟躇，不得驰骋于内洋。与夫铁锁木桩、守株待兔者，其騃活何止百倍。而欲不重设海军，是犹揭竿斩木之师，当桓、文之节制耳。若夫高丽辽海之役，兵轮皆聚而歼旃，吾固曰：咎在用人，不在立法也。[258]
通篇文字浅近，流畅锐达，显然走的是戊戌时期新派知识分子习用的“时务文体”的路子。
在晚清革命派知识分子中，章太炎的“仇满”意识萌生最早，并以旗帜鲜明的“排满”革命文章而名扬天下。章氏的“仇满”思想萌芽于幼年，少时就受到外祖父朱有虔的民族主义思想熏陶，通过阅读清代史料长编《东华录》和明季稗史十七种（如《扬州十日记》等），逐渐滋生了反抗满清异族统治的种族革命思想。1900年仲夏时节，北京清朝廷下诏对各国宣战，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联络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东南互保”条约，汪康年、唐才常、容闳等则在上海筹划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因反对其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宗旨，“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259]并撰《解辫发说》以明志，自此高张“排满”之帜，走上了坚定的反清革命道路。嗣后，随着《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革命军〉》和重订版《訄书》的问世，章氏作为“革命大文豪”的盛名流布海内外。
20世纪初年，章太炎发表的著名的革命政论文章，以《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篇最具代表性，均系言辞激烈的驳论文章。“《驳康有为书》，是驳保皇党之本师；《正仇满论》，是驳其弟子梁启超。两文公布，凡保皇党之理论根据，扫地无余”。[260]《正仇满论》是第一篇系统批驳保皇派政治主张的革命政论，1901年8月10日见诸东京《国民报》第四期，未署名，旋被辑入《国民报汇编》和《黄帝魂》一书，流布甚广。两年后，章氏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革命军》合刊一册，发行数千册，秘密刊刻者不计其数。1903年6月20日，《苏报》主编章士钊在“新书介绍”栏刊发《驳康有为书》宣传文字；[261]6月29日，《苏报》节录章太炎此文，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次日，“苏报案”发，章氏被捕，系狱三年。
1901年春夏之际，作为保皇党二号人物的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长文，洋洋二万言，篇末得出结论，“故推原其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称赞“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262]8月10日，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第四期“来文”栏，刊发章太炎从国内寄来的《正仇满论》一文，反驳梁文中的保皇立宪言论。该文开篇即指出“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其立论不无偏颇之处，但这种针锋相对的论辩文体和战斗文风却适合报章之需，并以其旗帜鲜明的排满革命立场，揭开了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论争的序幕。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正仇满论》基础上深化展开的一篇排满革命檄文。作者站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立场，对保皇立宪派的理论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带有浓厚而偏执的大汉民族中心意识。该文以雷霆万钧之势，广征中外历史事实，雄辩地论证了反清革命完全合乎人类社会进化公理。针对康氏“满汉不分，君民同治”观点，章氏指出，历史事实并非满洲归化汉人，而是满洲陵制汉人；至于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不过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进而指斥康氏“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实际上是甘受清廷豢养，“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针对康氏“皇上圣明”之说，章氏厉声呵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剥下“圣仁英武”皇帝的华衮，还原其孱弱寡断的“失地之天囚”本相，实乃满洲之“亡君”，“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263]针对康氏“革命之惨，血流成河”，立宪既可避免流血又可致国家于富强的观点，章氏指出：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以英、奥、德、意、日等君主立宪国家的建立为例，不仅论证了“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乃至得出“革命犹易，立宪犹难”的结论。针对康氏今日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之说，章氏斩钉截铁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264]这一堂堂正正的革命宣言，有力地回击了保皇立宪言论，“不独扫除一时浮议，而且解决二百年未决悬题”，以至于章士钊盛赞“太炎之功，不在禹下”，断言“时论谓太炎平生，往往一言定天下安危，惟驳康亦然”。[265]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仅以大胆斥责当今皇上而震骇朝野，而且对康有为奉为“教主”的孔子予以无情摘发，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思想界的震动。排满革命的鲜明立场，真理在握的雄辩气势，笔无藏锋的犀利文辞，旁征博引的渊博知识，慷慨激越的充沛情感，流畅锐达的浅近文体，与《訄书》渊雅古奥、索解为难的艰涩文风形成了较大反差，收雅俗共赏之效。
1906年仲夏，章太炎刑满出狱后，被革命党人迎往日本东京出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编。当是时，《民报》阵营的政论家胡汉民、汪精卫等与《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笔战正酣；章氏“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266]其政论文章注重以理服人，但依然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阐扬排满革命的思想主张，文字锐利，所向披靡，大涨革命气焰。章氏见诸《民报》及其增刊的《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等政论文章，均为一时名文。《排满平议》界定“排满”一词的含义道：“吾侪所执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烦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267]伸张种族大义，宣扬排满革命主张，虽仍有褊狭的种族思想，然讲求革命道义，确乎持论较平。
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所作的那场轰动一时的演说，其文字很快刊诸《民报》第六号，题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在这篇流传甚广的白话演说文章中，太炎先生提出了涵养国民感情的两个目标和理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68]多年以后，章门弟子许寿裳仍称赞该文为“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269]
章太炎述学文章“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时人留下的基本印象。1936年章氏去世后，其早年受业门生鲁迅在纪念文章中回忆留日期间阅读乃师木板《訄书》的感受道：“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270]连章门弟子也读不断，看不懂，太炎先生颇为看重的《訄书》，真可谓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了。章氏自己对此曾有一番自省。1903年，邹容《革命军》书成，请太炎先生润色。章氏道：“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271]可见，他对浅近通俗的报章文体的宣传功效有着清醒的认知。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类“战斗的文章”，除极个别古僻字眼外，基本上不存在“索解为难”的问题，属于报章新文体的一种。20世纪初年，文界革命已成为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同时代的作家或自觉加入其中，或不自觉地受其裹挟，连章太炎这样自觉抵制“东瀛文体”的文章大家，也未能完全置身于潮流之外而不受其影响。
辛亥革命前夜，章太炎写下的一批讲求宣传效果的战斗的文章，强调以“雷霆之声”来打动天下人心，以为“径直易知”胜于含蓄蕴藉，追求质朴生动的文风，重视感染力和说服力，文辞表现出锐利畅达和浅近利俗的特征。这是这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文豪顺应时势，对古奥晦涩文风适时作出的灵活调整。尽管太炎先生其后对自己“为雅俗所知”的“论事数首”文章表示不满，以为“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272]晚年自定《章氏丛书》时又将其悉数刊落，然而在晚清时期却发挥了“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效果与鼓动效应。鲁迅去世前曾对章氏晚年手定《章氏丛书》时竟将“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刊落表惋惜，至死仍认定“战斗的文章”乃是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