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政论文
1901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论及报馆之势力与责任道：“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202]正是对报刊传播媒介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经营，居东时期的梁启超奠定了其作为舆论界之骄子、思想启蒙先驱和新文坛精神领袖的文化身份与地位。东渡之后，梁启超主编主笔的报刊多为政论性杂志，其报章新文体以政论文为典范，尤以洋洋十余万言的长篇政论《新民说》为代表。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梁启超先后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文、传记文、述学文、杂文等新体文章，大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不遗余力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专制统治，反思批判国人的奴隶根性，阐扬国民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观念等，大声呼唤尚武精神和“中国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满、破坏、暗杀、自立、共和，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陈涉”[203]。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新民子、饮冰子等化名，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性报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威力强大的文字，[204]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氏此期的新体散文，因《新民丛报》坚持最久、影响最大，时称“新民体”，是为新文体的成熟形态。其中，政论文是梁启超主持的政论报章中的拳头产品，最能体现梁氏此期的思想风貌和文体特征，以巨大的“魔力”吸引着一代报国无门、渴求新知的青年学子。
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政论文章的魅力，首先表现在其先进的思想性和现代国民精神启蒙特质，并以笔锋常带情感见长。旗帜鲜明的“新民”思想与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是梁启超此期政论文的核心宗旨与基本特征。1902年新年伊始，梁启超自《新民丛报》创刊号开始连载的长篇政论《新民说》，其根本动机在于再造国民精神品格。任公所谓“新民之道”，是指国民文明程度；简言之，就是对内而知有国家观念，对外而知有民族思想。该文的核心宗旨，在于输入西方近世文明思想，发明中国固有国民精神，再造国民品格与民族精神。在任公看来，通过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以西方文明思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弱点，重塑具有民族国家思想和独立进取精神的20世纪新时代的新国民，是造就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前提与基石。“新民”说旨在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是一项重造中华民族之魂的系统精神改造工程，也为延续到五四以后的国民性批判思潮开了先声。二十多年后，已是新学界和新文学界领袖人物的胡适，追忆少年时代深受《新民说》影响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205]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思想理念及其文字的感人力量，尽在胡适情深意长的回忆文字之中。五四文学革命领袖对晚清“新民”思想启蒙导师发自心底的由衷的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民族主义”和“破坏主义”，是东渡后梁启超前期政论文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口号与思想导向。梁氏以为：三百年来，欧洲之所以发达，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06]至19世纪末叶，民族主义进入对外扩张的民族帝国主义阶段。梁氏描述汹汹而来的民族帝国主义大潮冲击下的晚清帝国情状道：“而今也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当此民族危亡之秋，“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207]此言对外。对内而言，1903年之前的梁启超，以为“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认定“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不遗余力抨击丧权辱国的“满洲政府”。[208]对内排满，对外反帝，确曾是“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209]的梁启超的言论立场，极大地激发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情感。
晚清时期极为流行的“破坏主义”口号，最早由梁启超在《清议报》刊发的《自由书·破坏主义》一文中提出，时在1899年晚秋。照梁氏的说法，“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所主张，大旨谓“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任公视其为人类历史进步所必经之阶段：“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非经大刀阔斧，则输倕无所效其能；非经大黄芒硝，则参苓适足速其死。”实行“破坏主义”，彻底打破国人的“恋旧”心理，“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210]为此，他热烈欢呼卢梭《民约论》乘风破浪来到东方大陆，视其为疗救今日中国的最佳良方。从何处破坏？梁氏以为当从旧政体和旧的统治思想着手：“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211]他视马丁·路德、培根、迪卡尔、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等西哲为破坏者，破坏的是旧宗教、旧哲学、旧生计学、旧政治学、旧法律学、旧历学，兴起的是新宗教、新哲学、新生计学、新政治学、新法律学、新历学，鼓励国人向西洋哲人学者学习，力行“破坏主义”，有意识地破坏旧世界，再造新中国。随着梁氏报章政论文的不断鼓吹，“破坏”为“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的观念深入人心，“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成为时代流行语，[212]引导和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走上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民族革命的道路。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各种公德私德，反面则是中国人的种种缺点，涉及国民劣根性的省思与批判，这也是梁启超政论文学的重要题旨。晚清时期，针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奴隶根性——的反思与批判，在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潮流。20世纪初，梁启超以大量极具鼓动性和号召力的充满魔力的各类文字，剖析中国专制文化的特征，设计中国国民性质改造方案；《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晚清国民性批判思潮的重镇。自1899年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痛诋“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213]，至1901年在《积弱溯源论》中将“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条，[214]再到1902年在《新民说》中针对中国之病开出“新民”药方，将国民思想文化改造和道德灵魂重塑提升到政治制度变革之先的首要位置来考量，梁启超关于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理论架构渐趋完备。在接受东西洋近代文明思想影响而着意建构改造国民性理论的过程中，以“中国之新民”相标榜的梁任公，是连接晚清与五四的关键人物。五四时期演化为新文学重要思想范畴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可追溯到晚清时期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政论文。
《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名篇，还有《中国积弱溯源论》《释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后三种写于梁启超自美洲返日后，其言论立场大变，放弃了先前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涕泪滂沱地宣布长别“共和”，自此只谈政治革命而讳言种族革命，政治上主缓进之说与立宪政体，民族上倡由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大民族主义”，并在1905年之后与《民报》阵营的革命党人展开历时两年多的论战。其中，《开明专制论》第八章第一节《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1906年曾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单行本，发行万册，流布最广，影响甚大。
梁启超的新文体，也在与政敌的论战之中，逐渐脱去了先前的浮夸、叫嚣、堆砌、缴绕等毛病，变得更为简洁、谨严和成熟。至宣民之际，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