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藉学论政与文体革新
戊戌变法时期，今文经学大家康有为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识气魄，以布衣上皇帝万言书，开馆讲学作育人才，著书立说鼓吹改制，发动公车吁请变法，组织学会参政议政，创办报章鼓动风潮；其人其文，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151]；其学说震动士林，其文章轰传海内。这位以救世为心、“以经营天下为志”[152]的傲岸不群的近代中国的先时人物，在学界充当了思想革命先锋，在政界成为维新变法领袖，在报界实乃维新派报刊导师，在文坛则充当了文学界革命前驱。康有为早期政论文章，上承龚自珍，下启梁启超，在西学东渐、文界革命和报章体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充当了晚清时期风靡一世的“新文体”的先驱；以重大的时代内容和巨大的时代反响，开启一代文风。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别署明夷、更生、西樵山人、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1891年，徇举人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1893年中举人。1895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领头发起“公车上书”[153]，成为最负盛名的维新派领袖。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踪迹遍亚、美、欧、非各洲；组织保皇党会，鼓吹君主立宪。清亡后，鼓吹“虚君共和”，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以遗老终其身。一生著述宏富，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文集》《南海先生诗集》等，今人辑有《康有为全集》。
戊戌时期，作为思想革命前驱和文界革命先导的康有为，也非常重视报章媒介和阵地。如果说康有为1895年《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主要是通过“索稿传抄”和上海石印本、文升阁木刻本流播士林的话，那么，其后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后序》《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保国会序》《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等一批政论文章，则主要借助《强学报》《湘报》《湘学报》《知新报》《国闻报》等维新派报刊媒介传播而广为人知。1898年初，一代名文《京师强学会序》刊诸上海《强学报》，开篇即以耸人听闻之语描述晚清危亡时局。同年春，著名的《上清帝第五书》同时在长沙《湘报》《湘学报》连载，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文前有谭嗣同跋语。跋语曰：“此南海先生第五次上书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此赤芾之辱也；今人不言而后人言之，亦儒冠之羞也。先生于是愤不顾身，伏蒲而谏，敬王莫如我敬，言人所不敢言，其心为支那四万万人请命，其疏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也。”[154]以天下为己任的南海先生，一方面以亡国灭种危机警告朝野士夫，另一方面又以民族自信力激励国人，饱蘸感情，情文并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
在晚清政治思想界，康有为是一位有旺盛的求知欲且追求通经致用的饱学之士，一位有强烈的怀疑精神、思辨意识与创新思想的新学家，有着博览群书、贯通古今的学术大视野和睥睨世界的超凡眼界与胆识，成为光绪年间今文经派领袖人物，在学术思想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今文经学运动，堪称学界领袖和思想巨擘。在晚清文坛和诗坛，康有为亦成绩卓著，量大质高，声名远播，卓然大家。
康有为的政论文，有着今文经学的学术底蕴和新学家的思想新知，上承今文派巨子龚自珍之“自改革”思想与经世文风，下开晚清民国文坛藉学论政新气象。康氏为文追求通经致用与文学合一，勇于接纳西学思想，融会声光化电之学，以阐扬维新变法主张为基本内容，以鼓吹爱国救亡、民族富强为主旋律，处处显示出著者的学问与胆识，以磅礴之气鼓荡起晚清思想变革之风和政治改革大潮。康有为早期政论文本质上属于学者之文，藉学论政是其鲜明特征。
康有为早期政论文章，以今文经学为思想底蕴，主要是其集《春秋》公羊学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发明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其核心学说是“公羊三世”历史进化观，“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诚如其门人梁启超所言，“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这一学说，“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155]康有为高举孔子“托古改制”的堂堂正正之旗，宣扬的却是历史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风习改革方案，其近期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远期理想是实现天下大同。政治家的情怀、学问家的根柢和思想家的本色，使得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同时具有了思想启蒙的性质；自称“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156]的梁启超，亦自此肩负起启蒙宣传家的历史重任。
康有为具有思想家的禀赋、哲学家兼诗人的气质、演讲家的辩才以及政治家的眼光。康氏早期文章，声名最著、影响最大者有两类：一是宣扬维新变法的政论文，以七上清帝书和《京师强学会序》《保国会序》等为代表；二是为其变法主张提供理论依据的经学著作，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前者奠定了其政论大家的文坛地位，后者确立了其今文学派领袖人物的学术地位，两者都耸动一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强烈的国族危亡意识，痛切的社会批判色彩，激切的政治革新主张，对维新变法后富强之中国的殷殷期盼与高度自信，以及包藏在“公羊三世”说外衣下的进化论思想和民权理论，是康有为早期政论文章鲜明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风采，极大地契合了晚清民众的阅读期待视域，在舆论界和文坛搅动起一股强劲的变革风潮。
康有为早期政论文，根柢于通经致用的学术取向，接续了嘉道之际形成的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士林风尚与文学精神。康氏文风，明显受龚自珍影响。龚氏“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做法，启迪了光绪年间以经营天下为志的新学家；“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57]鸦片战争前夜，以“医国手”自矜的龚自珍，其“自改革”主张“药方只贩古时丹”。[158]维新变法时期，尽管康有为认识到民主政体乃西方富强之基，却依然以“托古改制”相标榜，以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为挡箭牌，国情使然。康氏与龚氏，论学宗旨趋同，论文宗趣相近，其文章源流有一脉相承之处。两人同负经世才略，以文章惊天下，好纵横之文，讲求文与学合一，为文骈散不拘，打破桐城义法；惟所处时势不同，际遇不同，使得康氏之文具有了全球眼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中西兼采的语体特征。
1888年冬，中法战后四年，“值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有为以诸生“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京师哗然。[159]康氏《上清帝第一书》开篇描述外患内忧、国势危蹙而中外晏然、上下熙熙的情状道：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宴安欢娱，若贺太平。[160]
其言变法之效道：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161]
著者在篇末放言道：“否则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162]此番警世危言，不幸而言中。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之际，康有为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应对方略，是为《上清帝第二书》。[163]据时人记载，“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该书脱稿后，数百公车在宣武城松筠庵谏草堂召开传观会议，“是日天本晴丽，风日晴爽；忽以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书虽未上达，“亦庶几以见我中国人心之固，士气之昌”。[164]尽管《公车上书》未到光绪皇帝手中，然而其在士林中举国传抄、人人争诵的盛况，却在思想上唤醒了万千举子；而其精神领袖康有为，则充当了“四千余年之大梦”的唤醒者。
“公车上书”未果，让康有为认识到：“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165]此后便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发起组织维新派政治团体京师强学会之举；嗣后又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分会，创办机关刊物《强学报》，为维新变法运动造势。写于1895年9月的《京师强学会序》，开篇即以耸人听闻之语描述危亡时局道：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166]
照梁启超的说法：“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后残酷之状，以激厉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而守旧之徒恶之。”[167]
1897年冬，德兵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以工部主事发愤上书，痛陈瓜分危局，吁求变法图存，是为《上清帝第五书》。其状晚清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时局道：
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羶，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
康氏提出，“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并进献上中下三策：上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取法乎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168]放眼世界，纵横古今，有理有据，情文并茂，使得康氏政论文具有极强的鼓动效应和煽情力量。
作为晚清今文学派大家和今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早期政论文言之有物，切中时弊，具有思想启蒙性质；作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且兼具诗人气质的政论家，康氏早期政论文有感而发，悲壮淋漓，感染力强，蕴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悲情力量。引领时代潮流的民族救亡思想和政治变革主张，真挚炽烈的爱国情感，汪洋恣肆的雄辩辞采，生动形象的连环辟喻，使康有为早期政论文兼具思想性、政论性、情感性和文学性的特征，极具感染力和鼓动性。康有为早期政论文，文体上骈散不拘，冲破骈文古文界限；语体上中西兼采，将经子史语、佛典语、耶教语、声光化电诸科学语冶为一炉。这种政论文章，体现出思想和文体的双重解放，开“文界革命”先声。
20世纪30年代初，文学史家钱基博对康有为的历史地位有一番精要评述：“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169]就政治思想界的剧变而言，康氏“新学伪经”说和“孔子改制”说，用意是借公羊之帆行变法之舟，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官方统治学说的正统儒学的根基，在学术界引发了疑古疑经的飓风，触发了思想革命的神经，开近世“订孔”先河。就文章革新而言，“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的康有为，“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这一由南海先生启其机括的文章新体，冲垮了“桐城义法”的藩篱，有着恣纵不傥的文风，开“通俗之文言”一派，“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