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倡导
从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思想，到1898年裘廷梁通过《中国官音白话报》标榜“白话胜于文言”，再到20世纪初年刘师培着力打破语言雅俗界限，循“天演之例”倡“语言文字合一”之说，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者体现出近代白话书写的理论自觉意识。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发文指出俗语文学必将取代古语文学的文学进化史观，以及俗语文体必将被“凡百文章”普遍采用的语言文学发展观。晚清思想启蒙先驱提倡白话，逐渐从启蒙教育扩大到文学革新领域，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史莫不循着“言文合一”趋向演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进化发展的“一大关键”和必然趋势。
早在1887年，曾任中国驻日参赞的外交官黄遵宪，就在已经成书的《日本国志》中，参照日本国语运动经验，明确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他综览西洋各国及东洋日本语言文字和文学变革发展之大势，敏感地意识到语、文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条路径，并寄希望于他日“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其用意在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553]如果说黄遵宪此处所言的“适用于今”提出了文体语体的近代化变革要求的话，那么，“通行于俗”则指出了文章语言变革的社会化路径。黄氏著《日本国志》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志，意欲借助史书形式记述日本明治维新成就，曲折表达自己的救时思想。然而，该著迟至1895年秋冬之际才刊行于世。《日本国志》的问世，对于甲午败绩、马关签约之后，民族自信力遭受重创，渴望了解日本而苦于无籍可考的国人来说，不啻是渴逢甘泉，一时风行天下，在知识界起到左右风会的巨大作用。黄遵宪提出的言（口头语）文（书面语）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亦因此受到了时人和后世史家的普遍关注，开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理论先声。
1896年仲秋时节，梁启超在刊诸《时务报》的《沈氏音书序》一文中，将“民智”视为“国强”之根基，将言文合一当作开民智之必要手段与途径。梁氏以为：“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他对“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现象和起于秦汉以后的“文言相离之害”痛下针砭，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能达于上”而“不能逮于下”的症结所在。[554]这是在为提高“今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寻找历史根据。梁氏意欲在“美观而不适用”的“文”和“适用而不美观”的“质”之间，寻求一条“文质两统不可偏废”的语文革新路径。他对黄氏语、文合一主张深表赞同，对沈学等人所从事的以普及致用为目标的语文改革事业表赞赏，断言“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555]在“公车上书”事件中崭露头角的梁启超，此时已登上晚清政治和社会舞台，梁文也借助风行一时的《时务报》广为流布。
戊戌变法期间，江苏举人裘廷梁在无锡《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激进口号，标志着白话文运动进入理论自觉阶段。裘氏将国家危亡之因归结为国无智民，将民智不开之因归结为“文言之为害”；他从语言文字发展史角度说明“文字之始，白话而已”，指出文字诞生时本与语言一致，后人不明祖先创造文字为实际应用的初衷，一味摹仿古人言语，致使“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556]文章列举白话“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八大益处，将近世泰西诸国人才盛横绝地球之因归结为“用白话之效”，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之崛起亦归结为“用白话之效”，从而得出结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557]裘文以激进姿态对两千年来“文言之为害”进行首次清算，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他把“白话”提高到“维新之本”的政治高度来认知，将“兴白话而废文言”与民族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可谓“白话文运动急先锋”。[558]他标榜“白话胜于文言”，把言文一致、朴质天然的白话提高到语言美高度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文学层面。其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表在“百日维新”高潮期，后被《苏报》《清议报》转载，得到了维新派阵营的认可与支持，对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影响甚巨。
1902年仲夏时节，梁启超《新民说》在《新民丛报》连载至《论进步》一节，对“言文分”之害痛下针砭，将“言文分而人智局”列为“中国群治濡滞”的五大要因之一，以为欲求群治进化，必须考虑“言文合”；如此，“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知识，其古文之学，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559]这是梁任公言文合一主张另一版本的明确表述。在这位“中国之新民”看来，“今文”与“古文”适用范围不同，“言文合”的“今文”适用于大众，“古文之学”留待少数专家研究即可。
晚清时期，天津《大公报》主人英敛之也是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1904年仲春时节，英氏在《大公报》白话“附件”专栏发表《开通民智的三要策》一文。第一要策是“通行白话”，提出“凡是蒙小学堂的教科书，全用白话编成，不必用文话；就是中学堂大学堂的文理，也当改格，但求明白显豁，不必远学周秦”；第二要策是“通行新字”；第三要策是“实施强迫的教育”。英敛之预言，“有办此事之权的，倘照这三个法子办去，将来的功效，必有不可思议的”；“用不了十年，国家文明进步，必不可限量”。[560]1920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必须统一运用语体文。而英敛之的倡议，比国民政府这一政令早了十六年。
1903年前后，梁启超通过《新小说》杂志，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躬身创作政治小说，推出《小说丛话》专栏；在《小说丛话》中，梁氏用进化史观审视各国文学史，对中国语言文学发展进化之大势作出大胆断言：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561]
在梁氏看来，“俗语之文学”必将取代“古语之文学”，小说如此，凡百文章也是如此。他所持的文学进化史观和语言文学发展观，与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和“白话文学正宗观”，不仅理路一致，而且说法相近。
1904年前后，刘光汉不仅在上海《中国白话报》发表四十余篇白话文，而且在《警钟日报》发表《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等文，在《国粹学报》发表《论文杂记》等文，站在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史高度，针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正统观念提出了针砭，总结中国语言文字及文体演变之历史规律，倡导“语言文字合一”之说。其言曰：
英儒斯宾塞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繁趋简，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深浅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562]
在刘氏看来，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兴盛，都是中国语言文学演进过程中“语言文字合一”发展趋势日益滋长的征兆；至于明清兴起的小说，更是“开俗语入文之渐”。他不仅援引英儒斯宾塞时髦的语言进化理论，而且从古代文学中找来“语言文字合一”的历史依据，进而痛斥轻鄙小说的读书人为头脑冬烘的无知“陋儒”。既有放眼世界的全球化视野和泰西圣哲的先进理论根据，又有“三代传经”的荣耀光环和无人敢小觑的深湛的旧学根柢，学贯中西的刘师培关于“俗语入文”的主张，其社会反响和影响力之大就非同一般了。
梁启超等人的言文合一见解和文学发展观，说明晚清白话文（学）倡导者不仅体现出白话书写的理论自觉，而且有了初步的白话文学理论自觉意识。晚清有识之士之提倡白话，已由启蒙教育扩大到文学革新领域，“俗语”不只是在普及和实用方面优于文言的启蒙下层社会的必要的语言工具，而且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表现手段。在文学界革命旗手梁启超看来，文体涵盖凡百文章，包括宋元以降的戏曲小说在内的俗语文学，不仅与古语文学一样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进化发展之关键和大势。在刘光汉看来，宋儒语录、元代词曲和明清小说之兴盛，“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此乃“天演之例”和“文字之进化之公理”。其“文学”概念，已经接近明治时期在日本得到普及的“literature”一词的译语。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和文学进化史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学观念与世界的接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文学界革命先驱者，尽管还没有明确打出“白话文学”这面旗帜，但显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白话文学必将取代古语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