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白话：五四新文学的文体选择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入手的。胡适之所以选择语言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主攻方向，在于他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718]这一思路的内在逻辑，是对晚清以降思想启蒙先驱和文学界革命者重“革其精神”而轻“革其形式”思维模式的纠正，其突破口是作为新思想、新精神载体的语言工具，意在通过彻底打破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的文化壁垒的努力，实现言文合一理想和播文明思想于全体国民的文化启蒙目标。后世史家将五四文学革命别称为白话文运动，将五四新文学别称为白话文学和语体文，从中可见语言革命之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与根本意义。
1915年夏秋时节，胡适已在留美同学圈中酝酿“文学革命”。在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反复辩难中，他认识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廓清上述认识后，至1916年7月，他与友人争论的焦点，就只剩下“白话是否可以作诗”一条了。胡适据此断言：“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719]一个月后，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那封首揭“文学革命”八事要领的公开信。10月5日，陈氏在复函中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720]三个月后，当《文学改良刍议》文稿漂洋过海如约而至，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彻底改变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版图与历史走向的革命风暴，将由这篇冠以“改良”之名的“刍议”文章来引爆。
白话文学正宗观是《文学改良刍议》的最大亮点，也是引爆“文学革命”的导火索。该文卒章显志地宣称：“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陈独秀加按语道：“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笃信而渴望之。”[721]这一观点，源于胡、陈对欧洲近世各民族国家国语文学演进大势的研判——“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至近世，但丁诸文豪起而意大利人始用意国俚语著书作文，路德创新教以德文译《旧约》《新约》而开德语文学先河，英法诸国也经历了以本民族言文合一的俚语为基础创建本国国语文学的过程，“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722]此后，随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引领方向的理论文章陆续发表，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鲁迅等一批新文化人的加盟，胡适关于“文学革命”和“诗国革命”的设想，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朋友圈中的课余讨论，演变为一场国内外众多知识精英投身其中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
胡适事后总结道：“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723]胡适把文言与白话两套语言系统视为两个世界：文言表述系统代表少数人的贵族文学，白话表述系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平民文学。文言与白话、古语文学与白话文学的二元对立位置，从根本上颠覆了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传统价值认定。其最终目标是把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白话文学推上雅文学的宝座，建立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新文统。尽管《新青年》阵营对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观和文字文学“死活”论有保留意见，但在“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这一战略方向上则达成了高度一致；照文学革命急先锋陈独秀的说法：“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724]
与胡适偏重于语言文体革命，强调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不同，陈独秀则着眼于伦理革命，强调以文学革命推进思想革命。陈氏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宗教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反观中国，则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究其本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皆未经历过革命洗礼，而旧文学又“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故而断言“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725]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看来，文学革命乃伦理革命之前提与基础，而伦理革命又为政治革命之前提与基础；这一思路，与梁启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一脉相承。[726]他所要推倒的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属于胡适所言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学、古语文学、死文学；其所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则属于胡适所言的多数人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活文学。
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适是坚定的白话一元论者，认定“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727]照胡适的设想，白话新文学承继的是传统白话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的语法体系，主要从经典章回小说、宋明语录和日常口语中学习白话语汇，“明白如话”是其基本要求，但“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728]“白话的文法，白话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变为白话的文字”，[729]是其改良白话、创造新式白话文的基本路径。傅斯年从厘清口语白话与书面白话、国语与俗语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的现代白话文创造思路。[730]傅斯年“欧化的国语”和“欧化的白话文”理论导向，因顺应师法欧西的时代潮流而被新文化阵营普遍接受，新式白话文和新文学的现代化方向与书面语特征亦由此确立。
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目标，集中体现在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宗旨。胡适从近世欧洲各国国语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受到启迪，以为“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断言“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其愿景是“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731]鉴于国内大多数人“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他决计用“科学家的试验方法”来经营白话新诗。[732]他抱定“自古成功在尝试”的信念创作的《尝试集》，指示了一条打破一切旧诗词曲形式束缚的自由体白话诗的新径。鲁迅则秉承“启蒙主义”文学观，创造性地吸纳欧洲近代小说体式，创作出堪称现代白话小说经典的《呐喊》《彷徨》。周作人亦延续了晚清形成的“立人”文学思想，着力于建构和造就“人的文学”，在新文学理论建设和散文小品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五四新文学家在多种文学领域的放胆创造，使新文学获得了实质性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国语文学和文学国语的建设工作，逐步确立了白话新文学作为雅文学的文化地位。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合流和相互借力，是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和决定性胜利的至关重要的环节。正是沾了国语运动的光，在国人头脑中带有俚俗意味的“白话文学”，因被正名为“国语文学”而身价倍增；而胡适“文学的国语”理念的提出和国语文学的创作实绩，则为国语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持。1920年，中国政府“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干成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为国语统一奠下了基石；其二是“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承认了白话文的正式书写语资格——据此，国语运动骨干分子黎锦熙将“民国九年”断为四千年国语文学史上“开一新纪元”的关键年份。[733]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权威机关和权力部门的强力推进，加上新文化阵营的理论鼓吹和语体新文学取得的显著实绩，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取得了双赢的历史局面，从而一举奠定了白话文学的文坛正宗地位，并为现代白话文争得了正式书写语资格。至此，白话文（学）获得了具有全局意义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然而，在如何建设白话新文学和改良白话方面，新文化阵营却有着不同的声音与多向度探索。因提出“人的文学”口号而使新文学有了实质性内容的周作人，其语言文学观却与胡适存在分歧。与胡适将文言与白话置于对立位置不同，周作人则着意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五四之后，周氏声言“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以为“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734]与此同时，他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写作中也更为自觉地从古文中汲取语言与文化养分，有意识地经营一种“雅致的俗语文”。[735]借古文改造白话，成为一批现代散文作家不约而同的自我调整与语体追求。从语体文体上看，新文学作家自觉吸收融会文言养分改良文学国语的有益尝试，也是一种使白话文学化俗为雅的努力。
五四时期，留学美国和德国攻读文学和语言专业的林语堂，在拥护和支持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的同时，却对经典古文采取了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致力于探索一条融会古今、中西、雅俗的审美的白话文学创作路径。1920年6月，林语堂在致胡适信中，强调“白话文学运动唯一的正义，只是白话能生出一等文学来”，指出当下“以普及教育为白话文学惟一的目的”的导向“是一句亵渎白话文的话”。[736]林语堂坚持到“古文”里“散步”的理念，[737]对“洗炼白话入文”的原则的坚持，[738]及其别具一格的雅致隽永的现代小品文的创作实绩，表现出对国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性的自觉追求，以及以文言丰富白话、改良白话的不懈努力。从晚清时期借白话改造古文以化雅向俗，到五四之后借古文改造白话而化俗为雅，都有着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及其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
胡适、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其牵扯面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学领域，关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是大非，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改造的战略方向等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但就语言文学层面来说，五四新文学家所创造的建立在改良白话基础上的新式白话文学，不仅更新了国人对于“白话”和“文学”的理解，由此诞生了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现代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与国语运动倡导者一道为白话争得了国语的地位，确立了其正式书写语资格，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书面表达方式，其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估量都不算过分。
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导夫先路之功，得到了《新青年》阵营有识之士的肯定。1917年春，钱玄同赞其“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高度评价“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以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739]1920年春，欧游归来的梁任公以白话撰文著书，与胡适切磋白话诗词，对新青年降心相从，时号“老少年”。至于文学革命领袖胡适，更是因提倡白话文学而名满天下。1919年，廖仲恺致函胡适夸奖道：“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740]
从晚清到五四，从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从文学界革命到文学革命运动，从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的文学救世说，到“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白话文学观，从强调“革其精神”到侧重“革其形式”，从着眼于改良文言到立足于改良白话，从化雅向俗的浅近化到由俗入雅的语体化，从言文杂糅的近代新文体到言文合一的现代新文学，可谓长江前浪与后浪。从梁启超语出惊人地断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破天荒地宣告白话文学乃中国文学之正宗；从梁氏呼吁凡百文章均应采用俗语文体，到胡适、陈独秀宣告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两代“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新文化巨匠和文学革命旗手，为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在探索“言文合一”的道路上，最终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