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文合一：历史接力与历史合力
晚清一代知识先驱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文学界革命等，为五四一代新文化人提供了多种思想养分、文体试验、语体探索、文字改革方案和多向度的历史选择；而中国新文学历史局面的成功开创，改良的白话作为现代正式书写语地位的逐步确立，则是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晚清启蒙先驱提供的诸多历史方案最后抉择的结果。晚清与五四两代新文化先驱，为实现输入新知、开启民智、改良文学、改革文字、教育普及、国语统一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理想而追求言文合一的语文革新试验，几经山重水复，终见柳暗花明。
无论是晚清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抑或是五四立足于改良白话的语体新文学，从汉语书面语改革角度来看，都只是时人所谓“文字革命”的一部分。1918年，留美学生朱经农把当时的“文字革命”主张约略划分四类：第一种是“改良文言”而不“废止文言”；第二种是“改良白话”而“废止文言”；第三种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741]最终，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形成的历史合力，将清末民初拼音化论者原本以废除汉字为目标的“文字革命”，引到“改良白话”“废止文言”一途。而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晚清以来因时而变的古语文学，尤其是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在语体文体等方面做出的种种现代性探索，以及被废弃的种种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则逐渐隐于历史深处。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做出的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从根本上扭转了文言为雅、白话为俗和诗文体尊、小说戏曲体卑的传统文学观念，从而将梁启超1903年提出的“凡百文章”均应采用“俗语文体”的语言文体观全面付诸实施，将晚清时期文界、诗界、小说界、戏曲界分头开展的文学界革命，推进到了语言文学冶为一炉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革命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彻底改变了晚清主流白话论者倡白话而不废文言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而将裘廷梁戊戌时期提出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激进口号付诸实施。将文言与白话、古语文学与白话文学置于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位置，推尊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论者与晚清文学界革命倡导者及白话论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学和语体文与晚清新派文学和白话文的接力关系，既有承继性的“延续”，更有超越性的“开新”；“延续”是循着前人指示的方向继续行进，“开新”是打破前人的观念与格局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历史的飞跃。至此，晚清以降持续二十年的以改良文言为主线使之浅近化、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格局，开始朝着改良白话使之博雅化、以白话为唯一文学载体的方向发展。
晚清新文体的改良文言与五四新文学的改良白话，在语体文体革新的欧化、大众化两个现代化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体现出两代文学革命先驱调和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从而在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体系的古今演进嬗递过程中形成历史合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就欧化而言，在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引入与推广方面，立足于改良文言的报章新文体充当了先锋队与主力军。需要特意指出的是，在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晚清以降经由报章新文体大量进入“中国文”的借自日本的“新名词”，属于复音的文言语汇，而非白话语汇。1920年，胡适在《国语的进化》一文中列举了“法律”“国民”“方法”“科学”“教育”等“复音的文言字”，以为此类文言语汇自可“尽量收入”。[742]这些民初报章新文体和早期《新青年》杂志中比比皆是的以双音节为主体的新名词，是中国语言文体现代化的根本标志，自然要全盘吸收进白话系统，使其逐渐变成白话语汇。晚清新文体在改良文言方面所表现出的浅近化、白话化倾向，也是朝着“言文一致”的大方向努力。从努力方向来看，梁启超等人在晚清是破“文言”之雅，使之从众向俗，从而突破“文言”的正宗地位；胡适等人在“五四”则立“白话”而废文言，以“白话”为正宗。表面看来，两者似乎并不搭界，其实是殊途同归，都希望在“言”与“文”之间形成互动，最终目的是达到“言文一致”。这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突出表现。正因如此，陈子展高度评价“梁启超派的新文体”之“不避俗谚俚语”的历史进步意义，言其作用是“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赞其“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743]
晚清时期也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也有改良白话的语体文体实践，报刊白话文和白话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均不可小觑；但由于精英知识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语文观，加之晚清书面白话在吸收新名词和欧化句法方面明显比改良文言慢半拍，其影响又主要及于中下社会而与士大夫阶级无关，且当时的白话深受方言俗语困扰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改良文言语体文体仍然居于近代报章和中国文学的主流位置，输入和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语言工具也主要由改良的文言来承担，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亦由改良的文言文体来代表和引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晚清的白话文和白话小说，也无法与以西化为主要导向的五四新式白话文学形成无缝对接。从中国文学现代化演进脉络来看，五四文学革命者从晚清前辈手中接过的，主要是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文学界革命者传递的历史接力棒。
从长时段考量，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变革、文体之变和语言范式的转型，较之政治思想和文学潮流的更迭，具有更为重要的本体性的意义。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精英从改良文言体系到改良白话体系的语言文体变革，是达成中国文学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的标志性环节。晚清时期，梁启超改良文言、从众向俗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对传统诗文的文体语体革新，还体现在对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结构和秩序的强有力的冲击与挑战。他倡导的小说戏曲界革命，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744]的名义，将古代中国处于文学结构边缘地带的小说戏曲门类提升至“文学之最上乘”。尽管梁氏过于功利性和政治化的小说救世说不无缺陷，但其对传统文学观念与文学结构的颠覆，对由俗入雅的新小说创作的推动，以及小说在重新建构的新的文学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却功不可没。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对于白话文学化俗为雅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观念上，将白话文学树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和国语文学之典范，指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努力方向；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等实力派作家，他们汲取文言精华的文学语言艺术追求，则显示了本色当行的新文学作家在融会传统、改良白话方面的深度探索，以及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正是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最终达成了五四时期以“人的文学”为思想内核的“白话文学”由俗向雅的质的飞跃。因此，从文学现代性角度观之，晚清与“五四”先驱达到了某种耦合，也具有共同的追求方向和目标。
五四时期，胡适对清末民初四派“应用的古文”[745]予以有限肯定，将其定位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建立在改良文言基础上的语体文体改革思路，批评其“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断言其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746]十多年后，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强化了这一观点，指出“在那二三十年中，古文家力求应用，想用古文来译学术书，译小说，想用古文来说理论证，然而都失败了”，断言“古文应用的努力完全失败”。[747]以文言和白话判定文字文学之“死活”，并不符合这段文学历史的实际情况。且不说晚清时期文言诗文始终占据社会文化优势地位，即便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文言文在政界、文化界和社会上依然有着强大的势力，政治性报刊、综合性报刊、政府公文依然是文言的重要势力范围，《大公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日报的新闻通讯稿和社论文章仍然采用改良文言，应用文依然主要由文言来承担。1929年，一位左翼人士评论“报章文字”和“白话文字”的势力道：“梁启超《新民丛报》的报章文字倡于先，《新青年》的白话文字继于后，现今我国文学界，可说全是此二种文字的势力。”[748]可见，晚清以降走改良文言路线的报章新文体，在五四之后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并非一句“死文字”和“半死文学”所能一笔抹去。
五四时期，胡适对白话的推崇虽以其思想上的西化为前提，但其改良白话的基本导向却是学习古白话和口语白话，意在通过白话文（学）对文言文（学）的全面取代，最大限度地打破精英与大众、雅与俗之间的文化壁垒，实现“言文一致”理想和“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启蒙目标。然而，新文化阵营形成的历史合力，却最终将白话界定为一种“欧化的国语”，将白话文引向“欧化白话文”之途，所谓“语体文”变成了欧化的书面语，其后又出现“白话文言化”倾向。这一导向的不良后果之一，是导致部分启蒙文学和书面语充满贵族气和高等洋腔，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初心，比浅易文言还难懂，以至于被批评者称为“新文艺腔”和“新文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语文界又陆续掀起了两场持续多年的全国性的“大众化”“大众语”和“民族形式”大讨论，出现了“文言复兴运动”“大众语运动”和“民族化运动”。在此情形下，梁启超、胡适致力于调适文白、中西、雅俗的语言文体革新方案与实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文化理想与思想立场，都并非只是匆匆的历史过客，而是一个至今仍不失现实意义的有待解决的开放性问题。
追求言文合一的现代白话成为国语，面向普通国民的白话文学跃居文学正宗，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文化事业。着眼于民族未来，以学理服务国家，梁启超一代和胡适一代的语言文学理论与实践选择，使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得享大名。胡适自言：“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749]我们可以接着说：若没有晚清梁启超一班人的文学界革命，胡适、陈独秀一班人的文学革命，也便成为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