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界革命时期的新体杂文
晚清文界革命时期，梁启超刊诸《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新体杂文，题目或大或小，篇幅或长或短，要皆以改造国民性、唤起民族魂为旨归，同样服务于新民救国运动，语体和文体表现出中西兼采、文白夹杂的特点，初步具备了作为现代论说文体的杂文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从精神题旨层面，还是从文体形式层面，均开五四之后成熟于鲁迅之手的现代杂文先河。
提及梁启超的新体杂文，文学史家大都举《饮冰室自由书》为例。事实上，由于杂文文体包容性极强，弹性很大，梁氏许多报章之文存在文体杂糅现象，其新体杂文并不限于《饮冰室自由书》。带有政论色彩的《爱国论》《少年中国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说希望》《说常识》《说幼稚》等一批篇幅较长、流布甚广的报章论说文，因其并非针对具体的政治问题而发，而是源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总体认知而发抒的带有普遍性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且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形象性特征，因而有别于一般政论文，可归入兼具文学性的新体杂文之列。
梁任公篇幅较长的新体杂文，往往以澎湃激越的情感贯穿全篇，以咄咄逼人的气势统摄全文，充斥着大量生动形象的譬喻及层层叠叠的排偶句式，再加上骈散杂糅的行文方式和音韵铿锵的文字节奏，“新文体”的显著特征在其新体杂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时至今日，亿万华夏儿女吟咏着这篇感情炽烈、气贯长虹的经典名文，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在这位百年前定格为“少年中国之少年”的赤诚爱国之士迸发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乐观进取精神感召下，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实现“中国梦”而绽放青春——其文字的情感力量之大之久，由此不难体会，兹不赘举。
我们看一段《过渡时代论》中的文字：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则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471]
以“鲲鹏图南”和“江汉赴海”喻“过渡时代”难以阻遏的“进步”的历史步伐，以“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壮大文章气势，以“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鼓励同时代人为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斗，似这般朗朗上口的文字和丰沛的情感，着实令读者对作为“希望之涌泉”的“过渡时代”充满憧憬，极富感染力。
再看《呵旁观者文》中的一段文字：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472]
文中所痛斥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旁观者”，就是二十年后鲁迅《〈呐喊〉自序》中写到的日俄战争期间围观被日军砍头示众的中国同胞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看客。梁启超对这种隔岸观火以为乐、见死不救以为欢的“无血性”的“旁观者”痛加挞伐，以惯常的过甚其辞的愤激之语斥其为“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并从关系“国家之盛衰兴亡”的高度，发出“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的精警之论，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国民性弱点的清醒认知。
梁启超1900年刊于《清议报》的《呵旁观者文》，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性弱点的首次集中认真的剖析和严肃有力的批判。此后不久，围绕这一话题而展开的报章之文不胜枚举，其文体大多可归入杂文之列。如《清议报》1900年所刊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1901年所刊公奴隶力山（秦力山）《说奴隶》等，《大陆报》1903年所刊《粘液质之支那国民》，《浙江潮》1903年所刊通界《说憨》，《江苏》1903年所刊壮游（金松岑）《国民新灵魂》和佚名《民族精神论》，《国民日日报》1903年“社说”栏所刊《箴奴隶》，《中国白话报》1904年所刊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等，或暴露批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或发掘弘扬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均从不同侧面论及国民性改造问题。
作为梁启超短篇杂文总集的《饮冰室自由书》，在其新体杂文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899年8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25册开辟“饮冰室自由书”专栏，至1901年底第100册终，共刊出16期，刊发了近50篇短文。[473]1902年出版的《清议报全编》第二集卷六“名家著述第三”，辑录的就是《饮冰室自由书》，除叙言外收文46篇；是年推出的《饮冰室自由书》单行本，收录的也是这批杂文。至1902年初《新民丛报》创刊，“饮冰室自由书”作为“名家谈丛”和“谈丛”栏目下的一个二级专栏，又时断时续地坚持了8期（至1905年4月第67号终止），刊出短文约20篇。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开篇交待其写作的缘起道：“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过而辄忘。无涯生曰：‘盍最而记之？’自惟东鳞西爪，竹头木屑，记之无补于天下。虽然，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也，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474]这一带有随感录和读书笔记性质的不拘形式、率性而为的短文，是典型的杂文写法。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看起来内容庞杂，其实所思所想、所笔所书在在围绕作者新民救国的政治理想。批判现实之腐败、反思国民劣根性、倡言破坏主义、呼唤牺牲精神、畅谈理想、崇拜英雄、鼓吹自信力、批判强权、宣扬民主观念、倡导自由精神，如此等等，题旨都不离改造国民性、唤起中国魂之大方向和“新民”以救国的根本目标。20世纪初年大为流行的“破坏主义”，就出自《饮冰室自由书》。我们看其中一段文字：
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非经大刀阔斧，则输倕无所效其能；非经大黄芒硝，则参苓适足速其死。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475]
不容置疑的口气，生动形象的譬喻，酣畅淋漓的文字，骈散相间的节奏，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又具形象性和说服力。
《饮冰室自由书》之《傀儡说》，是一篇极为精警的杂文小品。文章由剧场上的傀儡谈起，说到人的傀儡和国的傀儡，声言“人而傀儡，时曰不人；国而傀儡，时曰不国”，进而揭露“西后以皇上为傀儡”“荣禄以西后为傀儡”“俄人以中国政府为傀儡”等怪现状，满腔激愤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吞，鞭挞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作者揭露今之列强“灭人国”的手段及今之中国乃“一大傀儡场”的状况道：
嗟夫！今之灭国者与古异。古者灭人国，则潴其宫，虏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国。英人之灭印度，土酋世其职者尚百数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国之胁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废，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于英，越南傀儡于法，高丽傀儡于俄。中国者，傀儡之颀而硕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举之，则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犹曰：我国尚存，我国尚存。而岂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实而取其材，吸其精而盬其脑，官体虽具，衣冠虽备，岂得目之曰人也哉？嗟呼！必自傀儡，然后人傀儡之。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为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476]
眼光敏锐，思虑深远，感情激愤，文笔犀利，力透纸背，至今读来仍觉如芒在背，爱国救亡之念顿生，新民救国之志顿起。
《饮冰室自由书》之《慧观》篇，亦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奇文。同一种书，考据家、好作灯谜酒令之人、词章家、经世家的阅读所得判然有别；同一人群，商贾家、江湖名士、求宦达者、怀不平者的观察所见迥乎不同；他们都为各自的先见和眼界所限，未能做到“善观”和“慧观”。如何才能做到“慧观”呢？作者在篇末写道：
人谁不见苹果之坠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谁不见沸水之腾气？而因以悟汽机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谁不见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觅得新大陆者，惟有一哥仑布。人谁不见男女之恋爱？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动机者，惟有一瑟士丕亚。无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窝儿哲窝士于此中见造化之微妙焉；海滩之僵石，渔者所淘余，潮雨所狼藉，而达尔文于此中悟进化之大理焉。故学莫要于善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477]
其所谓“慧观”，既可理解为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的眼光，亦可理解为一种读书治学的门径。
最为奇特也最有特色的是那篇由四则寓言组成的《动物谈》。作者“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咄咄为动物谈”，乃倾耳听之。甲曰：
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与捕鲸者为伍。鲸之体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于海面，面积且方三里。捕鲸者刳其背以为居，食于斯，寝于斯，日割其肉以为膳，夜燃其油以为烛，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鱼虾鳖蚝贝蛤，缘之嘬之者，又不下千计。而彼鲸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为海王也。余语渔者：是惟大故，故旦旦伐之，而曾无所于损，是将与北海比寿哉？渔者语余：是惟无脑气筋故，故旦旦伐之，而曾无所于觉。是不及五日，将陈于吾肆矣。[478]
这头“无脑气筋”的多处受创的大鲸，无疑是晚清政府统治下的老大帝国的隐喻。仗着块头大（地大物博），虽遭五六家蚕食（被列强瓜分），却“冥然不自知”，反以华夏大国傲视四邻，“偃然自以为海王也”。乙曰：
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历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孑。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积水方十数里，其中有盲鱼，孳乳充斥。生物学大儒达尔文氏解之曰：此鱼之种，非生而盲者。盖其壑之地，本与外湖相连，后因火山迸裂，坼而为壑，沟绝而不通。其湖鱼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无所用。其性质传于子孙，日积日远，其目遂废。自十数年前，以开矿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鱼与不盲者复相杂处，生存竞争之力，不足以相敌，盲种殆将绝矣。
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巨壑中的目力退化的盲鱼，无疑是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晚清帝国现实处境的隐喻。当门户在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击下被迫大开时，因闭目塞听已久，各方面均缺乏与列强竞争的能力，面临灭种的民族危机。丙曰：
吾昔游于巴黎之市，有屠羊为业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缚，置电机，以电气吸群羊。羊一一自入于机之此端，少顷自彼端出，则已伐毛洗髓，批窾析理，头胃皮肉骨角，分类而列于机矣。旁观者无不为群羊怜，而彼羊者，前追后逐，雍容雅步，以入于机，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
这些“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的群羊，隐喻的是在亡国灭种危机面前依然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灵魂麻木的国人。唤醒民众的爱国热忱，铸造新时代的“中国魂”，就是“以觉天下为己任”的“梁启超”们的“觉世之文”所要担负起的历史责任。丁曰：
吾昔游伦敦。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余试拨其机，则动力未发，而机忽坼，螫吾手焉。盖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兰金仙者，将长睡不醒矣。惜哉！
伦敦博物馆中那只机关锈蚀的“佛兰金仙”，无疑是肌体腐朽、“无生动气”、运转不灵的老大帝国中国的隐喻。要想使这头“睡狮”重振雄风，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崭新的师法欧西的政权机构，否则“将长睡不醒矣”。
梁启超《动物谈》第一则寓言中受创的大鲸，隐喻列强瓜分形势下面临亡国危机的中国；第二则寓言中退化的盲鱼，隐喻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下面临灭种危机的晚清帝国；第三则寓言中被送入屠宰机而不自知的羊群，隐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形势下灵魂麻木的中国民众；第四章寓言中机关锈蚀的“睡狮”，隐喻肌体腐朽糜烂的老大帝国。而重重深重危机下的老大帝国，从政府到民众，仍然浑浑噩噩、闭目塞听、灵魂麻木、腐朽糜烂，上上下下一片麻木，如此下去，真可说国亡无日了。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并没有统一的文体格式，但它引入了一种报章写作方式。相对于报刊打头的正规“论说”而言，这种相对自由的写作方式属于“短论”。这种短篇杂文没有了“梁启超”式的长篇大论的浮华之气，语言和内容相对精炼。从文体层面考量，这自然是一种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中的一些篇章，其拟想读者已经不是作者居高临下进行启蒙的大众，而是指向作者内心的自我言说，所发抒的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感触。如《理想与气力》一文写道：“饮冰子曰：理想与气力兼备者，英雄也；有理想而无气力，尤不失为一学者；有气力而无理想，尤不失为一冒险家。我中国四万万人，有理想者几何人？有气力者几何人？理想气力兼备者几何人？嗟乎！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一念及此，可为寒心！”[479]这种较为个人化的写作虽不多见，但作为梁氏新体杂文中一种或有意或无意的试验与探索，却为报章论说文的个人化写作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