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循环日报》与王韬政论文
王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分子，也是最早有意识地用“报馆之文”来改造“文集之文”的报刊政论先行者。19世纪后期，王韬先后依托香港《循环日报》和上海《申报》《万国公报》等口岸城市中文报刊，评论时政，指摘时弊，鼓吹变法，声名大噪，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报章而闻名于世的文人。作为较早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先觉知识分子，王韬希冀借言论实现其政治抱负，寻找一种不同于传统士人“为官”“为师”的人生价值实现的新途径，从而为甲午之后中国政论报刊兴盛时代的到来做了先导。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字紫诠，自号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1849年在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助译西书。1862年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献策，书信为清军查获，遭追缉，逃亡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中国经籍译为英文。1867年赴欧，1870年返港。次年，撰《普法战纪》，连载于《华字日报》。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变法，声名大噪。1879年赴日考察，写成《扶桑记游》。1884年在李鸿章默许下回到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成为活跃于沪上的闻人名士。1894年为孙中山《上李傅相书》润笔，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1897年在上海寓所逝世。次年，中国社会即发生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要求变法自强的呼声终于喷薄而出。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和职业文人，王韬在西经中译、西学东渐和中经西译、东学西传两方面，都曾做出过重要的拓荒性贡献。[90]1870年春，“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政治流亡者王韬，欧游归来寓居英国管辖的香港，认识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希冀“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91]并以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略的继承者自居。[92]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自任主笔十余年。“循环”云者，有“天道循环，自强不息”之意；其循环史观中，暗含中国再度复兴而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93]《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是每日冠首登载论说一篇，畅言时政，议谋变通，大旨在提倡洋务，鼓吹变法自强，开近世评论报章先河。该报在存世的十多年时间里，共刊发890余篇政论文章，大都出自王韬手笔。
王韬自幼资赋聪慧，为人旷逸，为文豪放，无门派家法，接触西方报章文体后更少受传统古文羁绊。王韬自言：“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94]旷逸的性格，豪放不羁的文风，贯穿了王韬的一生，其文章亦带有一种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文体试验意味。游历欧洲之后，王韬认识到泰西报刊传播媒体之发达及其重要性，“日报之行于泰西诸国”，“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95]遂生办报之志。1883年，王韬将“其中多言洋务”的报馆之文辑成《弢园文录外编》，以区别于作为文集之文、传世之文的《弢园文录》；其《自序》云：“自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96]王韬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同时指出天下文章贵在“纪事述情”，作文应自抒胸臆，达意即可，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陈规。他自言与“有家法，有师承，有门户，有蹊径，其措词命意，具有所专注，蕴蓄以为高，隐括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以为洁”的“能文者”之文“格格不入”，表现出不宥于所谓“家法”“门户”“蹊径”的作文观念。[97]这些认识，均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文体解放精神。
王韬见诸《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全面阐述了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现状，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滋生社会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表达了对国富民强和君民共主的立宪政体的强烈渴望。其中，《原道》《原学》《原人》《原才》《原士》《变法》《重民》《洋务》《变法自强》《除弊》《兴利》《商战》《议院》《交涉》《尚简》诸篇，是其中的重要篇章。
王韬《原道》《原学》《原人》《原才》《原士》诸篇，虽命题师法韩愈，所“原”之理却有着西学眼光与价值尺度，在古今中西的纵横比较中，判断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优劣短长。《原道》指出：道即人伦，中国以政统教，泰西诸国以教统政，耶稣教近儒，天主教近佛，其余皆参儒佛而杂出者，“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舍异趋同，融会贯通，方是正道，展现出一幅“世界主义”的大同景象。[98]《原学》开篇指出：“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篇末推导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的结论。[99]《原人》力倡“一夫一妇”制，以为“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指出“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断言“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100]《原才》批评当下的科举取士制度道：“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路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101]《原士》进一步批判“无用之时文”，提出“废时文而以实学”的改革方略。其言曰：“夫学时文不成，则竟成废人耳。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乃至呐喊出“时文不废，天下不治”的时代强音。[102]
《变法》《重民》《变法自强》诸篇，是王韬早期政论文中的名篇。他断言“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宣称“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是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103]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阅历，给了王韬放眼全球的开放性眼光，看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危机，鼓吹向西方“借法以自强”，强调变法改革的目的是民富国强。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其言曰：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
如俄，如墺[104]，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105]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
顾虽称帝，称王，称统领，而其大小强弱尊卑则不系于是，惟其国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06]
在王韬看来，“富强之效”实基于此种政体，泰西诸国中的巨擘英国即是显例和模范。此段论述，语言浅近，眼界宏阔，目极欧亚，贯通古今，思想上冲破了“道统”藩篱，形制上突破了“文统”规范，为沉滞的文坛吹嘘进一股强劲的变革风气，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其语体，则属于向欧化、俗语开放的改良文言。
再看《变法中》的一段文字：
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107]
明白易晓的浅易文言，掺入许多外来语和新名词，文笔畅达，发自胸臆，感情充沛，词强理直，刚健雄劲，于变革理论的阐发中深寄爱国热忱。王韬的报刊政论文开辟了报章文体社会化、通俗化的新径。
王韬有诗云：“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苍茫谁尽东西界，门户终分上下游。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头衔何必劳人问，一笑功名付马牛。”[108]这位“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的“我国人自办之日报”的“开其先路者”，[109]虽然一生不为当道者所重，内心世界却有着极为自负的一面。时人看重的，是王韬政论文中提出的变法自强之策。他的政论文，借助《循环日报》发行的十年间广为流布，海内外报章亦竞相转载，仅上海《申报》就转载了近百篇。他汇编成册的《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之后流布甚广。1887年六十寿辰时，《申报》刊文为其祝寿，其序文赞誉道：“先生著作之富，久已等身，四海士民，群相钦服。其所论设电线、开铁路、造兵轮、制火器、办矿务，均属条分缕析，不惮洋洋数万言，务极其详而后已。今果一一施行，若合符节。是不独先生先见之明，抑亦先生经济之宏，有能言人所不及言，事人所不及事。”[110]由此，我们不难想见王韬在同光之际言论界影响之大，声望之高。
王韬《循环日报》时期的政论文，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热切的民族富强梦想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每每下笔不能自休，闪烁着启蒙思想的光芒，代表了文体变革的时代潮流。19世纪70年代，天南遁叟以“变法自强”为主旋律的政论文，不仅以其世界性眼光和富有前瞻性的变革主张，对其后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和政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且于报章文体独有创造。王韬政论文，以传统文人所不曾梦见的新异思想，鲜明的政论色彩，适应报刊文体的短小精悍而又雄辩有力的体制与风格，以及笔锋常带情感、语言浅近易懂、夹杂新名词和流俗语等特点，对传统古文写作规范造成了有力的冲击，于思想界充当了宣传变法自强主张的先驱，于文坛充当了文体解放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