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有过两次赴美洲新大陆的游历计划，第一次未能走到，留下未完篇的《汗漫录》；第二次游历了大半年时间，留下一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癸卯年撰著的《新大陆游记》，折射出其政治立场由革命共和转向君主立宪的心路历程与复杂思绪，采用的是半文半白、中西兼采、浅近通俗、丰于情感的“新文体”。
梁启超的域外游记写作，并非始于《新大陆游记》，而是肇端于《汗漫录》。1899年底，梁氏应美洲华侨之邀，从横滨出发赴北美作汗漫游，在《清议报》特辟“汗漫录”专栏，专刊其记游文字。孰料在檀香山淹留半年，新大陆之游未能成行，其游记文《汗漫录》刊三期而止，身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时，被编者更名为《夏威夷游记》。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乘香港丸号客轮航行在茫茫太平洋上的梁任公，为“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而心潮澎湃，为几年来由“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的“乡人”与“国人”，一变而为放眼全球的“世界人”而感奋不已；于是，自言“素不能诗”的饮冰主人禁不住诗兴大发，三日成诗三十余首，论诗则首揭“诗界革命”旗帜，提出著名的“新意境”“新语句”和“古文之风格”三长纲领，复又发愿戒诗；戒诗之后，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顿生“文界革命”之念，并将表现“欧西文思”作为“文界革命”的关键环节。[459]梁启超此次夏威夷之游，乃美洲新大陆之游的前奏与序曲，其在《汗漫录》中渲染的对全球创行共和政体第一先进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憧憬之情，为三年后的《新大陆游记》提前做了宣传；其所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口号，则因被后世文学史家反复征引，从而使《夏威夷游记》广为人知，其原名《汗漫录》则几被遗忘。
1903年初，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北美考察，历时十个月，写下大量记游文字。孟冬时节返回日本后，以两旬之力重理盈尺丛稿，于1904年初以《新大陆游记节录》之名，由横滨新民丛报社以临时增刊形式洋装出版发行，配有三十六帧人物风景精美图像，国内由上海广智书局经售，一时风靡。至1907年，该书已再版三次，广智书局为其广而告之曰：
此书与寻常游记不同，其风景游宴琐碎杂事记录甚希，所记者皆政治上生计上军事上社会上最大最要之问题。著者游览所感触随时录之，加以最敏锐最精确之评论。现美国为世界中突飞进步之国，骎骎乎握廿世纪之牛耳，故吾国人欲周知世界大势，不可不先知美国。读此记一过，则美之所以立国，及其现在之进步，与夫将来之地位，皆了然矣。至海外华商之情状，尤为中国前途一问题。苟欲知之，舍此书未由。其附录之《记华工禁约》一篇，纪其历史及其现在将来，加以决论，亦空前之作也；《美国游学指南》一篇，为卜技利大学游学生某君所著，其惠我学界不少。全书三百余页，凡百余章，卷首插画三十余幅。[460]
这则新书出版告白，道出了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不同于寻常游记之处，以及此书的核心内容与宗旨所在。任公在《凡例》中亦称：“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461]作为保皇党第二号人物，饮冰主人此次新大陆之行完全是一次政治旅行，使命是促进北美“中国维新会”的建设；其记游文字，着眼点在于考察北美政治风俗与华人生活情状，宗旨在于为祖国的文明进化和新民救国之道提供镜鉴，以此尽自己的一份国民义务。
梁启超游历北美期间，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新大陆游记》正反映了著者此期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与嬗变过程。戊戌时期，梁氏以鼓吹变法维新和全盘西化论而扬名于世；其心目中理想的西化模式，是中国近邻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政治流亡者长住日本后，因与革命党人交游，梁氏思想愈来愈激进，逐渐对模拟明治维新失去了兴趣，倾向“排满革命”，向往西方的民主革命和共和政体，令康有为大伤脑筋。然而北美十个月的见闻，使他的政治立场再次转向。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一方面以亲历者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描述了美国革命独立一百多年来物质文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取得的惊人成就，感叹“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462]承认人权民主和共和制度是其创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显示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与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主共和制度只适用于美国，在中国则行不通，以为此乃国情使然。其政治立场，正由革命共和转向君主立宪。
梁启超游历繁华都会纽约后，描述从乡人到世界人眼界凡四变的情状道：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463]
在目睹“繁盛之纽约”的同时，梁启超也洞察到“黑暗之纽约”，以为“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全世界最富有的商业家云集于此，全球最大的托拉斯集团诞生于此，二三十万衣服褴褛的各色贫民亦蜗居于此，“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日日在这里上演，杜甫诗中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再现于纽约街头，以至于著者禁不住发出“观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的由衷感叹。[464]这一情不自已的由衷之言，显然背离了该书温和缓进的政治立场。
梁启超眼中的华盛顿，乃“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国会大厦的宏丽庄严与白宫的素朴渺小形成的极大反差，让他对美国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和民主国政府的国民公仆精神有了切身的感受。他以“卢梭”式的民主自由的文明眼光与尺度，观察与衡量北美华人社会状况，得出中国人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结论，进而断言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非但如此，在梁氏看来，中国人更缺乏造成泰西精神文明发达之根本的“高尚之目的”，诸如“好美心”“社会之名誉心”“宗教之未来观念”等。其言曰：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465]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为中国政治变革指明的路线图，实为十年后孙中山“建国三阶段论”的先驱。然而，从居东时期一度“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466]到游历美洲新大陆后主张保皇立宪和“开明专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再度转向，无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保守姿态，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革命派知识分子的讥讽与抨击。
1903年，梁启超在北美考察期间，虽然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但其文化立场仍然以西化为根本导向，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不遗余力，这一点在《新大陆游记》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任公通过行路、讲话比较西人与中国人之性质道：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467]
从走路的姿态队形和讲话的声音分寸，觇一国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以小喻大，见微知著。揭出病苦的目的在于疗救，其药方依然主要采自西洋。然而，梁启超这一以西洋为师的思想导向，在十六年后撰著的另一部域外游记中，又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梁启超已经在文化思想更为激进的一代新青年眼中遭落伍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