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之湖南人杨毓麟《新湖南》
1902年季春时节，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的长沙举人杨毓麟，受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失败的刺激，萌生了民族革命思想，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夏秋之际，杨毓麟读到新民丛报社刊印的太平洋客《新广东（附康南海辩革命书）》小册子后，大受启发，不数月即撰成洋洋四万余言的长篇政论著作《新湖南》，是年冬署名“湖南之湖南人”在东京出版。其广告词称：“是书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意。初印数千部，原欲分赠知友，不取卖价，后索读者多，本社无从遍赠，且所印亦已告罄，乃再版付售，以飨众望。”[237]其民族革命思想主旨与问世后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1902年，太平洋客《新广东（附康南海辩革命书）》和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两种政论小册子的风行，在留日学生界和国内得风气之先的新知识群体中，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风潮，也宣告了革命政论文学鼎盛时代的到来。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湖南长沙人，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宣传家和活动家，也是近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吹鼓手。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1897年中举人。1898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入南学会，主《湘学新报》笔政。1900年，在国内向横滨《清议报》投寄诗稿，署名“三户”，典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难想见其血液里所流淌的湖湘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反抗暴政的思想基因和斗争精神。1902年春东渡后，与黄兴等湘籍留学生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开各省留日学生自办革命报刊先河；年底撰成《新湖南》，鼓吹湘省独立，主张“中等社会”领导反清革命。1903年，他在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表《哭沈荩》等诗作时，署名“蹈海生”，可见其早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志。1904年初，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任其外围组织爱国协社会长。1906年入同盟会。1907年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任总撰述。1908年春赴英，担任《民立报》特约通讯员。一生追随黄兴、孙中山、宋教仁奔走革命，力主“中央革命”，图谋打入清廷内部暗杀其要员，组织策划了针对慈禧太后、出洋五大臣、摄政王载沣等的暗杀活动。至辛亥夏，“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力能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已”，[238]终自践其言，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杀，时距武昌起义爆发仅有两月余，可谓“难酬蹈海亦英雄”。[239]
杨毓麟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宣传家和活动家，也是近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吹鼓手。杨氏长篇政论《新湖南》分六篇，第一篇为绪言，第二篇论“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第三篇谈“现今大局之危迫”，第四篇讲“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第五篇言“破坏”，第六篇倡“独立”。《新湖南》紧承欧榘甲《新广东》之意绪，以驳保皇党领袖康有为《辨革命书》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反帝必先反清的道理。其言曰：
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之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作“新湖南”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以耻旧湖南人之甘于为奴者，以谂旧湖南人之不愿为奴者，以待十八行省之同褫奴服，而还我主人翁之位置者。[240]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高标“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之帜，鼓吹湘省脱离满清腐败专制政府而独立，而以反对“民族帝国主义”，昌言“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为宗旨，高张“民族主义”和“破坏”“流血”“暴动”“暗杀”“排满”“独立”之帜。作者描述中国当下社会“离奇俶诡”现象道：
举国皆无耳无目之人，举国人之议论行为，皆为无规则无团体无方针无目的之傀儡。过其朝，则嗫嚅之声薨薨然。入其塾，则诨笑之声謞謞然。适其野，则气息怫戾，容色愁惨，时时有涕泣之声，抑时时有愤怨之声，抑时时有耰锄戈戟交作之声。[241]
放眼全球的政治家的忧时救亡情怀，中西贯通的新知识者对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情感丰富的文学家对国人麻木魂灵的敏锐观察与形象描绘，荟萃于革命志士杨毓麟的政论文学之中。其言“破坏”道：
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茏茏哉，破坏之结果也；熊熊灼灼哉，破坏之光明也；纷纷郁郁哉，破坏之景象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旱魃行灾，吾以破坏为神龙之行于海。西人有恒言曰：列国文明，皆从流血购来。柏雷亚曰：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府之血，而后生长焉。吾亦曰：未来之湖南犹树也，溉之以顽官劣绅劬民瘁士之血，而后生长焉。悲夫！求文明者，非独赏其价值，又须忍其苦痛。吾侪之求自存者，忍亦苦痛，不忍亦苦痛。不忍苦痛之苦痛，其祸迟而长，而其后且无以偿之；忍苦痛之苦痛，其祸速且短，而其后且有以偿之……愈苦痛，则前途愈坦荡；愈苦痛，则结果愈甘芳；愈苦痛，则光明愈灿烂；愈苦痛，则景象愈雄杰。荆榛塞途，一步不可以行，剃而掷之，则掉臂自如矣。乱丝在桁，一缕不可一织；斩而去之，则经纬自成矣。乌喙之毒，中人必死，而收效乃捷于参苓。夫孰知摧陷廓清之胜于委曲迁就哉！夫孰知腾掷跳荡之胜于从容濡忍哉！掊巨室之锁，可以为养军十岁之资；破蠹吏之囊，可以为购炮千尊之费。彼以不义得之，我以公义收之，一转瞬间，而可为多数之幸福，况建设之高尚公正百倍于现在者哉！[242]
篇末引述毕士麻克（今译俾斯麦）之言道：“天下可恃者非公法，惟赤血耳，黑铁耳！”卒章显志，将梁启超鼓吹的“破坏主义”和“铁血主义”[243]明确指向反清革命和反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侵略野心与殖民统治。
杨毓麟在《新湖南》中用大量史事历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及中国危在旦夕的境地。他指出：列强已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他们“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矿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用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手段，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殖民据点，并“利用此中心点，俨然为中国之新主人翁”；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已经达到“不遗余力”和“不留余地”的程度，中国已处在“危亡在旦夕”的境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只有先破坏一个旧世界，然后方谈得上建设一个新世界；而要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对外要反抗东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对内要推翻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这一超越时流的识见，显示出作者对世界潮流和中国前途的深刻洞察，既有思想深度，亦富文学色彩和抒情气质，充溢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家国情怀，读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杨毓麟《新湖南》问世之际，中国留日学生中倾向革命的知识青年，围绕排外与排满孰为先后轻重之争甚为激烈，“笃生比勘分明，当机立断，其警语曰：‘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则不得拔出于胡族之坎窞。’一语破的，障翳立清”；正因如此，同为湖南人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章士钊，对这部“极端排满”的著作予以高度评价，赞其“文采斐然，无愧划时代之著作”。[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