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白话游记《欧游心影录》
1919年，梁启超有过一次欧洲之游，次年春发表了长篇游记《欧游心影录》，宣告了西方盛行一时的“科学万能”论的破产，采用的是言文合一、平易畅达的语体文。晚清时期，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撰著的《新大陆游记》，可视为一部告别“革命”的宣言书，显示出由激进趋于温和的政治转向；五四时期，作为文化学者的梁任公以白话体撰著《欧游心影录》，既表现出对激进的西化论者和反传统思潮的批判立场，又表现出向新文化阵营示好的文学革命姿态。
1919年晚秋时节，梁启超在巴黎近郊白鲁威寓居，以白话体撰著长篇游记《欧游心影录》。次年春夏之际，《欧游心影录》同时在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连载。该著以游记方式，记录下欧游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寄托了著者的思想怀抱及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其记游重心，在于考察游欧途中各国政治、文化、风俗、历史与社会概况，描述欧战给欧洲各国造成的空前灾难及世界影响。梁氏通过亲历亲见的欧人之口，宣告了欧洲人“科学万能”大梦的破灭，主张通过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互补化合来复兴东方精神文明，进而承担起“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震动，引发了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明的长期论战，对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亦产生一定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欧游心影录》主体部分文学色彩并不突出，甚或不能归为严格意义上的游记文学，而更像是来自遥远东方的政治观察员和媒体评论员对欧战前后欧洲舆情与国际形势的调查报告。不过，从篇章片段来欣赏，倒也有一些文学色彩相当浓郁的文字，部分片段堪称美文。如开篇描写欧北气候和欧战以来巴黎市郊物质匮乏窘况道：
欧北气候，本来森郁，加以今年早寒，当旧历重阳前后，已有穷冬闭藏景象。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日还要涌起濛濛黄雾。那太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躲得无踪无影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地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采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很很的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468]
虽是白话体，语言却堪称雅洁；写景状物，形象生动，感情细腻，文笔灵动，极富想象力和文学韵味，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文人气质与文学才情；透过这样的记游文字，我们可以从中一窥梁任公驾驭白话文的娴熟技巧，堪称五四时期胡适所倡导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范本。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一部分评述欧人“科学万能之梦”在欧战后的境况时，有一段精警的文字：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着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469]
从1903年游历美洲后，在《新大陆游记》中仰慕美国物质文明之发达和科技进步之不可思议，并以西人为参照系鞭笞“中国人之性质”，到1919年游历欧洲后，在《欧游心影录》中借欧人之口诅咒“科学万能”论，宣告西洋文明的破产，通过欧洲学者推重“可爱可敬”的“东方文明”——十几年间，梁启超对中西文明的态度变化之大，再次印证了其自言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善变思想性格。[470]任公青年时代醉心西化，将西洋文明视作人类大同的未来楷模；人到中年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掉过头来讴歌先前曾激烈否定过的“东方文明”，讥笑欧洲的“科学先生”——人们不禁要问：这位五四时期的“老少年”，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发表之时，正值陈独秀、胡适领衔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如日中天之际。在新文化阵营高张“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帜，新青年们将从欧洲迎来的“民主先生”和“科学先生”奉若神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之际，欧游归来的梁任公却告诉国人：这位“科学先生”正被欧人视为罪恶的渊薮，百年来被“科学万能之梦”催眠的欧洲人如今大梦初醒，迷失了前行的方向，正等着我们把东方文明输送过去拯救他们。此番言论，对倡导全盘西化的新文化人来说，无疑是兜头一瓢凉水。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所表现出的文化守成思想倾向，显然与以全面反传统为思想特征的新文化思潮背道而驰，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制衡与思想纠偏作用，却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中人所不悦。在思想革命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时代命题上，梁启超与胡适等新文化人之间有着巨大的思想鸿沟和重大的理论分歧。
饶有意味的是，梁启超写作《欧游心影录》时，有意放弃业已驾轻就熟的言文杂糅的新文体，而特意选择运用起来并不那么得心应手的白话文体。这一举动背后的文化意味和文学立场，明眼人一望而知。梁任公通过在北京和上海知名报刊同时刊载长篇白话游记《欧游心影录》的方式，以创作实践表明了对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学发展方向的认同与支持，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其文学立场的种种猜测，客观上声援了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革命”和“言文合一”的道路上，两位新文化先驱最终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