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观与严复的读者定位

晚清时期，同为思想启蒙先驱，同样有着办报的经历，同样以著译之业肩负“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历史使命，留学西洋的海归学者严复与游学东洋的流亡政治家梁启超，其所选择的著述文体和作文路径却大相径庭。严复着意于精英启蒙，而梁启超则坚持于民众启蒙。1902年初，梁启超与严复围绕著译之作的文笔文体，应该古雅还是近俗的问题，在《新民丛报》上展开过论争，显示出两人选择的精英启蒙与大众启蒙的不同路径，具有重要的范型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五四时期“文白之争”的序曲。

1902年初，严复第二部译著《原富》刚刊行两编（书凡五编），梁启超就迫不及待地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绍介新著”栏热情推介。任公大力肯定严复对西方“政术理财学之鼻祖”斯密氏这部百年名著的首译之功，盛赞“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接着委婉指出，“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进而有感而发提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的话题，以为“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像《原富》一类学理邃赜之书，如果不采用“流畅锐达之笔”译介，一般学僮会因读不懂而很难从中受益，而“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之不朽之名誉也”。[180]这是梁启超再次有感而发提出“文界革命”话题，延续了“觉世之文”的著述理念，重申了“流畅锐达”的文体标准。

然而，对梁启超文笔太务渊雅的批评和流畅锐达的语体主张，严复并不接受，遂在回书中予以反驳。1902年5月，任公将其回书全文刊诸《新民丛报》第七号，两人在作文理念层面的根本分歧，遂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严复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故而“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认为自己于文辞“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进而否定“文界革命”，指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他坦然表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181]严复并不推卸知识先觉者应当肩负的“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时代责任，但对报馆文章却不以为然，言其“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故而为“大雅之所讳”，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与严复之间的雅俗之辨，凸显出精英启蒙与大众启蒙在语言文体选择上的严重分歧与深层矛盾。梁氏将读者群体定位在全体国民，故而倡导“文界革命”，坚持从众向俗的文体革新路径，走的是一条大众启蒙路线。严复则将读者群体定位在上流社会精英士夫，以为文体有文野、雅俗、高下之分，坚持译笔雅驯，有着以高雅之文译述西洋学术思想，以引起文人学士阅读兴趣的良苦用心，故而刻意与报章文体保持距离。严译《天演论》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功，不仅文人学士家置一编，20世纪初年新式学堂师生和大量留日学生亦竞相传抄，极为风靡，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曹聚仁尝言：“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182]然而，严复此后的西学译著《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书，尽管稿酬颇丰，销路也不错，但正如严氏自己所言：“购者未必能读其书，然必置案头，聊以立慬而已。”[183]严译名著被上流社会中人摆上案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时的文化身份象征。文笔渊雅，索解为难，限制了严译名著的传播范围和读者接受；其受众群体和社会影响力，均远逊于同期梁启超通俗易懂、流畅锐达的报章新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