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周树人的文学批评文体
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随着多元化的域外文学观念的次第输入和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域外文学作品的不断译介，以及大量报刊新著小说的问世，以小说理论批评为主流的文学、美学、诗学理论批评文章应运而生。晚清报刊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或输入泰西近世文学思想，或扬弃泰东古典文学传统，或高扬“启蒙主义”的文学旗帜，或标举超功利的审美文学思想，或宣扬消闲娱乐的“兴味”文学观念，在试图开启新风气、引领新风尚、纠正不良文学倾向的同时，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式的近代批评文体。其中，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周树人《摩罗诗力说》尤具代表性。考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文体的近代转型，这三篇文学批评文章，可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揭橥“小说界革命”旗帜，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界革命运动正式发端。嗣后，以上海租界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创办小说期刊和著译新小说的热潮，新小说批评文体亦随之发展长育。作为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新小说》创刊号冠首刊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雄文，不仅在思想观念和小说理论层面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体地位，由此带起一个著译新小说繁荣的局面，而且在全球化格局和崭新的文学批评视野、样式和文体语体等方面，也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性贡献。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分四个自然段：第一段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原因在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第二段通过层层解答“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得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结论；第三段阐发“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强调小说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可畏”的一面；第四段列举“小说之陷溺人群”之种种表现——诸如“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回答都是：“小说也。”——推导出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的结论，篇末水到渠成地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理论命题。[480]尽管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近乎全盘否定的观点失之于偏执，但其欲借助“新小说”作为国民思想启蒙利器，以“小说界革命”服务于“改良群治”“新民救国”文化大业的思路，却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主要有两类：一是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评点之类，是一种重直觉、经验、感悟的批评样式；二是实证性的考据、注疏、索隐文体样式。这两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自有其独到的特色和优长，但与西方近代文论相比，却也存在零散、随意、缺乏抽象分析以及逻辑思辨和系统的理论体系等不足。1901年，喜读新学之书和中外小说的孙宝瑄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有一番观感：“金圣叹善批小说，世称其才之大，然余观其语多枝叶，正如长林丰草，有天行而无人治。”[481]形象地道出了其观点散乱随意而缺乏理论体系的特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初步具备了现代批评论文的基本质素与形态，其立论虽然存在论证不足甚至以偏概全、强词夺理之处，但无疑有着西方理论背景，运用了西方文论术语，属于一种具有系统性、条理性、逻辑性、阐述性的文学批评样式，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充当了筚路蓝缕的开路先锋。
1908年春，周树人的文学批评论文《摩罗诗力说》，分两期刊登在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机关刊物《河南》杂志上。全文分九节，两万余言。作者抱定“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信念，盛赞“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的“摩罗诗派”，言其特征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其早期代表诗人为英国的裴伦（今译拜伦）和修黎（今译雪莱），“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张扬了反抗权威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自由意志，高标“独立、自由、人道”之帜，篇末大声呼吁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世。[482]照当事人周作人的说法，该文介绍的是“别国的革命文人”“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483]周树人重点介绍的英、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八位浪漫派诗人，在文中分别被表述为“摩罗诗人”“复仇诗人”“爱国诗人”，大部分属于“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484]这些浪漫诗豪，“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485]留日期间毅然选择弃医从文之路的文艺青年周树人，从一开始就高举“启蒙主义”文学旗帜，将国民精神启蒙视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根本救治之方，显示出宏阔的世界文明视阈和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其所秉持的输入近世西洋思想新源以振古老之邦的信念，以及将文学和诗学问题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考量的理路，与梁启超提出的通过“新一国之小说”以达“新一国之民”之效，通过“新一国之民”实现“救国”理想的启蒙理念与路径，可谓一脉相承。
周树人《摩罗诗力说》又是一篇意蕴丰富的比较诗学理论批评文章，其在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构方面所具有的开拓性、原创性、系统性和启蒙意义，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评估的课题。有论者指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否站在世界文学背景之下反思民族文学的现状与出路，这正是青年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出发点。鲁迅是第一个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系统谈论欧洲诗歌的中国人，该文是作者对中国诗学现状、前景与出路的一次深刻反思和充分发言，是鲁迅站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史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去认识文学的开端，体现出西方近现代哲学高度与理性批判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哲学基础构成了某种真正的威胁和颠覆。[486]由于青年鲁迅写作此文时参阅了大量日本报刊书籍，文章的许多观念或许并非鲁迅原创，而是对日本学者的观点材料采取“拿来主义”方针而有所取舍的结果；尽管如此，该文在近现代中国诗学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仍然不容低估。
周树人《摩罗诗力说》语体上具有鲜明的欧化特征，大量新名词充斥其间，而且笔锋常带情感，忧愤深广，亦歌亦哭，纵笔所至不检束，与当时流行的“新文体”有着相同的时代风格。佛典语、耶教语、老庄语、儒家经典语，西文、日本文、中国传统文言，在该文中新旧杂陈、中西荟萃、融会贯通。就新名词而言，仅西方作家就有尼佉（通译尼采，德国思想家）、加黎陀萨（古印度诗人）、加勒尔（苏格兰批评家）、但丁、鄂戈理（通译果戈里，俄国作家）、裴伦（通译拜伦，英国诗人）、爱伦德（通译阿恩特，德国诗人和历史学家）、台陀开纳（德国诗人和戏剧家）、道覃（通译道登，爱尔兰诗人）、约翰穆黎（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爱诺尔特（英国文艺批评家）、鄂谟（通译荷马，古希腊诗人）、司各德（英国作家）、苏惹（英国诗人）、修黎（通译雪莱，英国诗人）、穆亚（爱尔兰诗人）、遏克曼（德国作家）、朋思（英国诗人）、契支（英国诗人）、戈德文（英国作家）、斯宾塞（英国诗人）、普式庚（通译普希金，俄国诗人）、莱尔孟多夫（通译莱蒙托夫，俄国诗人）、勃阑兑思（丹麦文学批评家）、芘宾（俄国文学史家）、来尔孟斯（苏格兰诗人）、波覃勖迭（德国作家）、密克威支（波兰诗人）、斯洛伐支奇（波兰诗人）、克拉旬斯奇（波兰诗人）、摩契阿威黎（意大利作家）、裴彖飞（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伟罗思摩谛（匈牙利诗人）、阿阑尼（匈牙利诗人）、凯罗连珂（俄国作家）等，范围之广，一时无两。
从字面上讲，“摩罗”译自梵文，意为“恶魔”，意近耶教中的魔鬼撒旦；“摩罗诗力说”，意谓“论恶魔派诗歌之力量”。从文章内容看，其所谓“摩罗诗人”，指以裴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作者对以“天纵之才”“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近世欧洲摩罗诗人的尽情赞美，对“立意在反抗”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热切呼唤，表现出青年鲁迅作为一名新文化、新文学战士的激情澎湃的一面。就“诗力”而言，该文对“美伟强力”“雄杰伟美”“善美刚健”“伟大壮丽”等审美倾向的崇尚，也使文章充满力度和热度，显示出20世纪初年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精神与启蒙姿态。
如果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从思想观念层面极大地提升了小说文体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引发了新小说著译和新小说批评热潮；周树人《摩罗诗力说》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站在近世欧洲哲学高度引入理性批判精神，通过系统评判泰西摩罗诗人和比较中西哲学诗学观念之差异，以先觉者姿态率先发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呼声——两者的理论贡献远大于其文体开创意义，那么，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则标志着兼具近代批评思维方法启蒙和文体开创意义的文学批评新文体的诞生，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学术范式自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