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国公报》与传教士政论文
近代中国报章文体的另一重要渊源，是19世纪后期西方在华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指出：“至是（指甲午战争前后），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追本溯源，为双方灌输之先导者，谁欤？则外人所发行之书报是已。”戈氏肯定外国传教士所发行书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承认“外报在我国，关于科学上之贡献”，而对其“以传教为目的”则持批判立场，言其“是去一偶像而又立一偶像”。[111]至于欧美来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的语体文体特征，则尚未引起这位报学鼻祖的注意。
较早认识到这一点并给予高度评价者，是中国近代文史专家和史料收藏大家杨世骥。1945年，杨世骥《英美三教士》一文开篇写道：“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一般有志之士，觉悟到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于是著为议论，恣肆地宣达对于时代的观感，或建议朝廷，或指摘敝政，或绍介西洋政法制度；因为新事新理日趋繁复，不得不打破历来古文、骈文和八股的章句义法，自由起讫，信笔直抒，同时尽量容纳新的名词，引证新的史实，另创一种风格。这一类作品，胡适曾经名之为‘时务的文章’（见《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而最早试写这种文章的人却是几个外国在中国传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为当时重要的代表——他们抱着宗教的虔诚，希望中国走上新的道路，所办的报纸刊物，所做的文章，给予当时影响极大，随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继踵而起，使这种文章的体式更完备了，势力更扩大了。”[112]从文学史视野，对以三位英美来华传教士为代表、以《万国公报》为传播媒介的报章文体予以高度评价。
比杨世骥提到的“英美三教士”更早在《万国公报》发表著作，且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西方传教士，还有19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的德国汉学家花之安，他所撰著的中文名著《自西徂东》流布甚广。其英文名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直译作“文明，中国与基督教”。其自1879年10月开始连载于上海《万国公报》，至1883年方始刊完，1884年在香港推出单行版，中国文士冯勉斋、洪士伟为之润色。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犹太后裔，德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在德国受过科学和神学教育，1865年受基督教组织礼贤会委派来华，在广东传教和生活多年，通汉文，能用文言写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的调查和独到的观察。1880年退出礼贤会，独立传教。1886年赴上海。1898年移居青岛。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三十年，以“援儒入耶”的方法沟通耶教与儒学之关系，善用儒家经典阐发基督教教义。著有《自西徂东》《儒教汇纂》《中国宗教导论》等。
《自西徂东》虽然本质上是一部宣扬基督教文明的著作，却入乡随俗地穿上“仁义礼智信”中国“五常”道德伦理外衣，分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五卷，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泰西近世文明，并通过层层的中西对比，直陈中国社会、道德、经济、文化、风俗现状与弊端，指出其落后于泰西文明之处，并为已有累卵之危的中国时局开出疗救的药方。
花之安在该著《自序》中开篇明义道：
《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噫！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在今日熙熙攘攘，似太平景象，然亦思强邻环列，果能怀柔否乎？夫当今之时势，外邦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辙，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虽然，勿谓中国无人也，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谨慎而有为、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况中国人所学，徒欲精技艺以益己，而不能充所学以益人，安得仁爱之大道而致天下一家，远人悦服耶？[113]
尽管著者所开出的根本疗救之方——皈依基督文明——并不可取，但其对泰西政教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法制文明、商业文明以及平等博爱精神的阐扬，让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所以致强盛之由”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启迪中国士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到中国自身之不足，并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强之道和民族复兴之路。
《自西徂东》文字浅近，不以辞害意，文白杂糅，中西兼采，适合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章之需。其《凡例》首条云：“是书多言西国之事业，与中国事相较，其中辩论皆以道理贯通之，不徒敷衍文字，实欲令雅俗共晓，不计文之工拙。”第二条道：“是书于兴利除弊之中，兼辩论义理之处，多直言不讳，缘遵道之士，是则是，非则非，据理而谈，不能委曲回护焉。”[114]
可见，著者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明确的读者定位，追求浅近易知、雅俗共晓的阅读效果。简言之，就是一种求实求用、秉笔直书、据理而谈的“觉世之文”，而不以藏山传世为目标，因而文字的工拙是不必计较的。且看第五十二章“新闻纸论”中的一段文字：
今夫广览群书则闻见日博，纵观经史则耳目日新，而更有在书史之外，可以扩见闻以新耳目者，则莫如新闻纸。新闻纸之设，上自朝廷政事，下及黎庶杂事，与夫各国之近事、各处之教事，凡有关于世道人心、身心言行之益者，靡不毕登。而公是公非，秉笔寓劝惩之意；无毁无誉，持论操月旦之评。是故载笔者，非具良史之才，不能膺作新闻纸之任也。……西国新闻纸馆之设，无位无权，似不足轻重，然盱衡世事，目击时艰，其立论甚公，其议事甚当，不避权势，不畏奸豪，苟有非理之处，皆得从容论议，寓规谏之意，陈事势之机。……中国素称声名文物之邦，而于报馆之设则未有闻，上下隔绝，情意不通，民间疾苦不能知，朝廷政事、官吏设施，其是非得失亦有所莫辨。[115]
其对西国“新闻纸”的绍介、推崇与定位，传递出言论自由的观念。花之安的文字瑕瑜互见，要皆越乎法度，惟因其未受过中国举子所经历的系统的时文训练，故而为文不为古文时文所拘，且惯用高文典册不经见之语，在来华传教士一脉开近世中文报章文体变革先声。
《万国公报》的核心人物是林乐知。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1860年，受派遣在上海、杭州等地传教。1863年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8年，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并任字林洋行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主编。同年，在上海创办主编《教会新报》，1874年更名《万国公报》。1891年，与李提摩太编辑出版《中西教会报》，鼓吹“孔子加耶稣”理论。此外，他还是东吴大学的创始人。林乐知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知名度最高的报刊编辑。译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等。
作为《万国公报》的创始人和主心骨，林乐知长期担任主编主笔，以“美国进士”相标榜，“中外交涉诸事，则皆逐月考察，分别纪于《万国公报》”，并发表了一大批时评文章，对中国当政者建言献策，对中国社会痛下针砭。《万国公报》的拟想读者主要是中国的士阶层。林乐知自言：“仆尝环行地球者三，更绕道以入各国都城，遍查其新政。于中国之地则尝南之广东，北出张家口而入蒙古，其风土人情，亦知崖略。然则以仆而谈华事，且就华事而证以西事，纵不敢诩为语语扼要，岂较诸扪烛扣槃，隔靴搔痒者，反逊一筹乎？”他用“洞若观火”来形容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坦言“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者也”。[116]
光绪元年秋冬之际，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开辟“中西关系略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嗣后推出《中西关系略论》单行本，赢得朝野士夫嘉许。林乐知以“本馆主”名义发表在《万国公报》“中西关系略论”专栏的《论谋富之法》一文，开篇指出“重耕读而轻工商，中国之弊，与西国当年相同”之后，接着从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角度，批评中国士人食古不化，受八股文毒害过深，有负天下所望，为中国士人开具了“神理”“人生”“格致”三大学问，向“中国之圣主贤臣”献上“富国之法”。其言曰：
今人之胜于古人者，非于心思才力之外而则擅奇能，实于心思才力之中而独标新颖。是以突过前人而谋国之法，能令上下情通，四民意合，其功非出自士人乎？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明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哉？
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一曰神理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一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缺一不足为士也。而今之中国士人，神理固不知矣，即格致亦存其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言大而夸，问其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中国不几独步瀛寰，而为天下万不可及之国哉？予不禁旷然而遐思，睪然而高望矣。[117]
林乐知直言不讳发出的先王之道未必宜于今的言论，其对八股取士制度拘士手足、锢士心思、蔽士耳目的弊病的痛切针砭，发生在戊戌变法前二十多年，在光绪初年的中国士林中，可谓空谷足音。《中国专尚举业论》针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而发，指出“今之所谓士，不独通显无期，亦且谋生乏术”的窘状，批评朝廷“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的病症，并以“万一疆场有警，讵一篇诗赋，数行文字，即能成运筹帷帐，决胜千里之功”相诘问。[118]
甲午败绩之后，“视华如寄籍之地者将垂四十年”的林乐知，对中国时局洞若观火，发表长文《险语对》，“举华人之积习痛切道之”，条列“骄傲”“愚蠢”“恇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八项“病情”。其言曰：
以上八者，其祸延于国是，其病先中于人心。故有相引而递生者：心骄傲，斯入于愚蠢矣；心愚蠢，斯流于怯懦矣；心怯懦，斯工于欺诳矣。有由渐而递深者：暴虐，斯无仁爱之心矣；贪私，斯无公廉之心矣；因循，斯无振作之心矣；游惰，斯无忠敬之心矣。总之，心术既坏，如本实之先拨。是以招募军士，铸造枪炮，修筑台垒，皆犹饰枝叶而缀花蕊也。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纵有枝叶，纵有花蕊，粘纸耳，剪彩耳，索索无生气，不可以饰观瞻，岂可以充饥渴。然则朝鲜之役，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呜呼！惜哉！[119]
林乐知将19世纪末的中国比喻为“渴睡汉”，他抱着“欲救中国”，必先“察其病情之所伏”，以便“对症发药”的想法，条举中国人的八大积习之后，开出“意兴宜发越”“权力宜充足”“道德宜纯备”“政令宜划一”“体统宜整饬”五剂药方，希冀中国“除旧习而迪新机，去伪事而崇真教”。果如是，则“中国之复臻隆盛，实可翘足而待”。[120]
李提摩太是继林乐知之后，《万国公报》的又一台柱子和灵魂人物。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威尔斯人，浸礼会来华传教士。1870年（同治九年）来华，在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地传教。1890年受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在天津主办《时报》，条陈新政，鼓吹改革，其论说编为《时事新论》，在中国士阶层影响较大。1891年赴上海，任同文书会（后更名广学会）总干事，为《万国公报》撰文，后主该报笔政。1895年加入京师强学会。1901年以山西教案赔款在太原创办山西大学堂。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6年返英。同光时期，李提摩太以传教赈灾、著书立说、游说参政、办学兴教等方式活跃于中国，其报刊言论对洋务派大员和维新派领袖产生过切实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政论文字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过大量绍介西学的著作和针对中国时局有感而发的政论文章，对中国的富强和改革建言献策。1896年，李提摩太在《新政策并序》中指出，“今日中国之要事莫亟于养民，养民之要事莫亟于新政”，并参考“中西各国治国之法”，提出中国“亟行改革”的“四纲领”：“一曰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121]其所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虽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但无疑对戊戌时期中国朝野的维新人士产生了直接的思想启迪。他在《论中国易于富强》一文中写道：
噫！自海禁既开，时局互异，欧洲诸国，自以开疆辟土为事，从前既占美澳两洲，嗣又分据非洲以为外府；亚洲之缅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我藩服，寸疆尺土，不容轻易以与人者也，而今则安南已鲸吞于法矣，缅甸又蚕食于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并与日本矣。今之时势，岂犹可安常蹈故，而不知变计也耶？诚能精于练兵，富以养民，课农商以培根本，此外开铁路以通商惠工，立邮政以便民利国，年中运费，所出所省不知凡几，邮资之所溢，不知凡几，由此开各矿以尽地利，设西塾以育人材，将见物产丰盈，民俗富有，而国势亦蒸蒸日上，当驾五洲以上之，岂第并驾齐驱已哉！[122]
作者叙述人的口吻，全然站到中国的立场，充当的是谏言上策者角色。其所开出的富强之策和国势“当驾五洲以上”的美好愿景，对于急切寻求富强之术的中国士夫和当道者来说，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李提摩太的政论文章，立论要皆以中国切身利害为前提，观察敏锐，见解新颖，文字浅显，易于接受，在朝野士夫和一般读书人中间流布甚广，对推动晚清社会变革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充当了甲午之后维新变法思潮的先导。
中国的书面语与口语长期脱节，造成言文分离的局面。西方来华传教士学说中国话并不难，但要熟练驾驭文言书面语来作文译书，其难度就非同一般了。正因如此，19世纪后期的来华西方传教士译书作文，惯常采取自己口述，由中国文士捉刀代笔的合作方式。傅兰雅曾描述江南制造总局“西人”与“华士”合译西书的情景：“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123]《万国公报》刊登的西人和华士共同署名的文章，多采取这种“西译中述”的合作方式；传教士署“口述”“口译”“译意”“命意”“造意”“授意”“树义”“述意”“述略”等，充当“佣书”角色的中国文士则署“笔述”“记言”“手录”“手志”“撰文”“属文”“作文”“遣词”等。西方传教士的“口述”语言具有白话和欧化特征，中国文士的“笔述”文字却要运用作为书面语的文言，且要“合于中国文法”；其结果，造就了一种浅易的改良文言。这种改良文言，大体合乎文言句法文法，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白话化和欧化色彩与倾向。文言的浅易化、通俗化和欧化，成为传教士报章文体的显著特征与必然趋势。其语体，既向欧化开放，又向口语开放，属于趋向近代化的改良文言；其文体，不受任何门派家法拘束，较为活泼自由，对于古文时文骈文来说，自然是一种解放。这种文字，是一种以应用为旨归、以普及中国民众为目标的报章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