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聂夫从1964年成为温莎基金经理的30年中，始终采用了一种投资风格，其要素是：
1.低市盈率；
2.基本成长率超过7％；
3.收益有保障；
4.总回报率相对于支付的市盈率两者关系绝佳；
5.如果市盈率没能获得补偿，不买周期性股票；
6.成长领域中的稳健公司；
7.基本面强。
这七大风格要素，定量与定性皆有。定性容易理解，定量要做点说明。比如第五大要素，不管是业绩还是投资者情绪，周期性股都显得那么反复无常，不少人因此不愿碰它。这对“人弃我取”的聂夫而言却是个好机会，周期性股通常占温莎基金仓位的1/3以上。众所周知，周期性股与成长股不同，后者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只要盈利继续增长，市盈率就会提高，而周期性股的盈利高峰逼近时，市场知道低谷就在眼前，所以不会为之支付越来越高的市盈率。所以，聂夫的低市盈率策略通常是在周期性公司报告盈利转佳之前6～9个月时买入，然后等其反转出手。这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谁都知道这一点。但聂夫笑谈，人们虽然都知道，但极少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在华尔街大公司建议客户观望时，我们便建立起仓位，因此在周期性股票方面占有优势。”聂夫一而再、再而三地买进相同的周期性特征的公司，低买高卖，如他曾6次持有石油业巨型公司大西洋富田的股票。
而第一大风格要素“低市盈率”贯穿了聂夫的投资哲学，什么是低市盈率？在聂夫的眼里，是指它比当时市场上的一般水准低40％～60％。垂死或经营极糟的公司，市盈率自然也会极低，但如果它符合第二大风格要素，“一年成长7％以上”，聂夫认为，它“就会向我们透露生命迹象遭低估的信息，尤其是如果伴随着引人注目的股利”。
聂夫需要公司一定的成长性，但又未必是高成长股（业绩增长高于20％）。格雷厄姆早在《智慧型股票投资人》中就指出，高成长股容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只要有一个季度的盈利有所滑落，股价通常就会大跌，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而高成长股如果业绩仅仅符合预期，股价也不会大涨。低市盈率股票就不同了，它们几乎不带任何预期心理，业绩不好，人们也很少给予它们惩罚，但前景一有改善的迹象，就可能激发投资人新的买气。我记得过去上海人经常说，我已经在地板上了，你对我还能怎么办？意思是，我的境遇已坏无可坏了。所以，为了形容价格之低，商家往往会打出“地板价”的广告。
再说个比喻，喜欢成长股，就像一对浪漫色彩极浓且各自条件都很好的新人步入婚姻殿堂，时尚语言形容是有“童话色彩”，但这种婚姻很容易失败，因为预期过高难以实现，需要双方激烈调整。相反，两个人本身的素质一般，结婚就是过日子，倒反易成功，所谓“先结婚，后恋爱”，这就是低市盈率婚姻。
所以，聂夫不会说出选择成长10倍的股票（这是彼得·林奇的招牌语）的话，因为“知名成长股的市盈率通常最高。价格上涨引来注意，反之亦然——但有其极限。最后，它们的业绩回归正常，成长率将消失。我不希望必须夺门而逃，更不想最后才逃出来。大型成长股有时会跌落泥潭中，这时我才想捡——但即使在这时也会有所节制。”
第三大风格要素“收益率”是指股利除以股价的百分比，如果一只股票价格为10美元，股利是5美分，它的收益率就是5％。价值投资者一定是强调股利的，格雷厄姆早在《证券分析》一书中就指出，收益率是公司成长中较为可靠的部分。聂夫的温莎基金的涨幅平均每年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3.15％，其中股利回报率达2％，若没有它，温莎只跑赢大势1.15％。要论收益率，低市盈率又有甜头可尝了，同是两只每股利润2元、发放股利都是0.5元的股票，但股价分别是20元和50元，市盈率10倍的收益率是2.5％，市盈率25倍的只有1％。
第四大风格要素“总回报率”（total return）是每股利润增长率加上收益率之和。所谓的“总回报率和市盈率之间关系绝佳”是温莎的经验数据，也即聂夫喜欢买市盈率等于总回报率一半的股票。聂夫自己也承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这个目标愈来愈难以实现了。成长股爱好者有一种说法，市盈率大致应向每股盈利增长率看齐，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增长15％，市盈率就是15倍，相比每股盈利增长率，收益率（股利）总是较低的，聂夫的折半价的要求确实难了。
作为一个典型的价值投资者，聂夫对成长股只看盈利增长不看股利的标准大惑不解，“成长率15％，加上收益率1％的股票，市盈率通常是成长率11％、收益率5％的股票的两倍，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因为即便从税负方面考量，总回报率一样的两只股票的市盈率不至于相差这样巨大啊。当然，从成长理论看，这还是“很容易”回答的，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成长预期啊。成长与价值虽是“堂兄弟”，但志趣有距离且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