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能免于群体狂热，除了个人判断力之外，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执行原则。“9·11”事件后，美国人要与几乎所有的死对头决战。布什借口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挑起伊拉克战争。战争前夕，联合国内各方激辩，我看了转播，联合国的调查人员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代表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硬说有。伊拉克过去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不知道，但现在肯定没有。因为萨达姆深知美国武力的强大，若偷偷拥有点厉害的家伙只会自取其辱，那些大规模杀伤武器也早已销毁。这是简单的政治选择，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表现神勇的鲍威尔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没有我们中国人超脱，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当时已准备2008年竞选总统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也支持对伊战争，她是布什的政治对手，又有聪明的丈夫作为参谋，照样难以幸免。群体狂热要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有威力。
一旦碰到股市大泡沫，就是价值投资者的噩梦。聂夫最惨的是在1971年至1973年的“漂亮50”时代，累积绩效落差标准普尔500指数26％。1970年5月美国股市从低点反转，短短6个月激升了40％，投资人的胃口从强调品质转为对较具投机性的股票产生兴趣。温莎踏进1971年的多头市场后，便在一年内落后标的5％。1972年，温莎活得更为“危险”，市场愈加热衷于所谓“漂亮50”的少数成长股，而聂夫只顾买入低知名度成长股、温和成长股和周期性股，一点都不“漂亮”。聂夫所持有的唯一受人膜拜的股票是IBM，因为只有它是“漂亮50”中价格唯一合理的。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次冲上1000点大关。1973年年初仍极度狂热，不过在1月底道指滑落到1000点以下，市场无力回升，11月初，道指仍在948点以上，11月底却跌到823点以下，跌幅高达13％。
聂夫感叹道：“我观察市场20年，没有看过跌势之快如此凄惨。”“我不曾见到过市场对盈利支撑如此无动于衷，以前的好公司可以在跌势市场中因为盈利不错而获得支撑。”
从不管什么价格都买到不管什么价格都卖，1973年不仅使温莎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约10个百分点，而且净值下降了四分之一。1962年温莎如此浴血时，基金经理被撤换了，聂夫虽仍然自信，压力肯定也很大，他在年报中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安抚人心：“诚信；辛勤如一；保持耐心。发挥勇气，自立自强。怀有远大的抱负，并且勤奋工作。不屈不挠、能干、善于判断是非。培养远见和想象力。”
1974年道指续跌，并在12月跌到577点的低点。但“蓝色恐怖”过后，温莎大赢，从1976年之后的三年中，温莎的涨幅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63％。
1974年年底，聂夫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写道：
5年来艰苦地对抗价格过高的单一股群活蹦乱跳的局面，1974年结束时，温莎伤痕累累，但没有屈服。我们一如既往，坚守低市盈率的投资哲学，即将见到自己是对的。
多年以后，聂夫回忆道：
在某些观察家的眼里，温莎似乎是与时代脱节的，因为在狂飙年代的激情日子里，我们找的却是牛皮股。但依我之见，我们并没有与市场脱节；是市场与现实脱节。现在这么说，对当时那段经验并不公平。事后回顾，如今每个人都承认“漂亮50”的现象注定要破裂。但在那时候，连一般理智的投资人也相信，由于盈利增长无止境，而股票供应筹码有限，资本利得将永存不朽。
《约翰·聂夫谈投资》的开场白我读过许多遍，尤其是在投资不顺的时候更为受用。这篇《花旗的冒险故事》最典型地反映出聂夫不屈不挠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许多银行都遇到了大麻烦，直至90年代初，人们都认为它们无药可救。聂夫并不这么看，他大量买入这类股票，如在1987年买入美国银行，后来枯木逢春，股价涨了8倍以上。但聂夫投资花旗银行就不那么幸运了，花旗银行70年代初还是“漂亮50”的成员，是股市中家喻户晓的成长股。后来成长性减弱，失宠于投资者，到了1987年，由于受到它在拉丁美洲放款失败等负面因素影响，它的市盈率才7～8倍，温莎大力买进。但到1990年年初，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团糟，花旗也因有关贷款受到影响。聂夫认为，花旗的信用卡消费业务经营得有声有色，便买了更多的花旗股票。不过，花旗股价仍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糟，聂夫常去花旗银行董事长里德那儿相互交流。里德虽已焦头烂额，却与聂夫一样不眠不休地工作。聂夫不由得关心里德的个人生活，劝他不要放弃打高尔夫，放松一下。
到了1991年，在温莎投资的银行股票中，只有花旗的业绩不如预期。温莎平均持有花旗的成本是33美元/股，而当时的价格是每股14美元，聂夫又买进更多的花旗股票。
但这不能阻止花旗股价继续下跌，这时，媒体对花旗已出奇地愤怒，《商业周刊》1991年10月号的一则标题为“花旗的噩梦愈来愈糟”，12月号的《机构投资者》索性用一篇特别报道配上全页的死鱼照片来表达华尔街的感受，很多人都认为花旗要破产。为了平息谣言，花旗不得不公开宣布，主管机关并没有让它倒闭。
而此时温莎持有花旗股票2300万股，市值5亿美元。
1991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而且花旗一家亚洲分行在遭到挤提。花旗股价下滑到8美元/股左右。
聂夫却不为所动，不卖出一股花旗，仍坚持公司的盈利将止跌回升。
1992年年初，花旗的盈利终于明显回升，股价一年中大涨了43％。1993年，股市十分疲弱，花旗又上涨了24.7％。聂夫总结道：
温莎投资花旗忽上忽下的经验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投资要成功，不需要靠光彩夺目的股票或多头市场，判断和坚持信念是我们的先决条件。利用判断力可以找出好机会，坚持信念可以在别人争先恐后往某个方向跑时屹立不摇。花旗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说，丑股票往往是美丽的。
在中国内地，最知名的海外基金经理是彼得·林奇，在美国也是如此。但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价值型投资基金经理，他们与林奇的风格大不相同，但成绩也相当不错，聂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实，我们把林奇和聂夫的风格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很有趣。林奇是兔子，聂夫是乌龟，与传统的龟兔赛跑故事不同的是，林奇是只勤奋的兔子，聂夫是只激情的乌龟，谁都不比谁差。读林奇的书，总会让人豪情万丈，以为自己明天可以找到一大把成长10倍的股票；读聂夫的书，会觉得投资很难，也许你终于找到了一只成长十倍的股票，可由于你没有坚忍的耐力，结果是亏损出局。他们的书，我都喜欢。但我肯定，林奇的书要比聂夫的书好卖得多，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林奇的。
《约翰·聂夫谈投资》的最后一段话确实精彩，不妨就此打住：
我认为成功并非来自个人的天分或令人目眩神迷的眼光，而是来自节俭的天性和懂得从各种教训中学习。我历久弥新的原则植根于此，而这个原则拥有无法磨灭的市盈率投资法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