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德国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有个著名的“资本主义与清教伦理”论断，来到新大陆的信徒认可加尔文新教理论，即死后是否被上帝选中进天国，主要是看你在尘世间勤勉致富还是好逸恶劳。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最早的一代创富者，人们经常引用他的“道德的完美计划”作为例证。富兰克林把美德划分为节制、少言、条理、决心、节俭、勤奋、诚实、正义、中庸、清洁、宁静、贞洁和谦恭13项，并出了一本小册子，对每一种美德相继进行一个礼拜的严格检验，如果违反，就标个墨点，用13个礼拜的时间完成全部过程，每年循环4次。

这就仿佛园丁一样，他想除去花园的杂草，但他没有力气和能耐，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只能每次锄去一个花床里的杂草，锄完第一个花床，接下来再锄下一个。所以，我希望通过接连不断地清除行列里的黑点，通过看到每页标记的在培养美德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欢欣，受到鼓舞。最后，经过数次循环，在十三个礼拜的每日反省后，能够看到一尘不染的表格，我将非常欣慰。

这种近乎小学生般认真的刻苦磨砺心志，无非是想培养终身的良好习惯，富兰克林把它比作每日临帖写字，尽管写出来的字不像所希望的那样可以与字帖相媲美，毕竟经过这种努力得到了提高，字迹俊美而清晰，或可差强人意。到了富兰克林79岁写自传时，他反省“道德的完美”计划，把自己能保持健康长寿归之于“节制”，把早年得以发迹、成就了安逸的生活等归之于“勤奋”和“节俭”，把国家对他的信赖以及所托付给他的光荣职责归之于“诚实”和“正义”。富兰克林同时承认，他缺乏“条理”已积习难改，而在人类的天生情绪当中，“骄傲”又是最难以克服的，无论一个人使出怎样的浑身解数去伪装它、压制它、窒息它、克服它，它仍然会存在，会不时浮出水面。“即使我自认为已经完全克服了它，我也还会为自己的‘谦恭’而‘骄傲’。”

写自传没有适当的自傲是不可能的。富兰克林曾甜滋滋地回忆：

孩提时代，父亲在教训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起所罗门的一句箴言：“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从那时起，我就把勤勉视为获得财富和出人头地的手段。虽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真正“站在君王面前”，但这句箴言还是鼓舞了自己，而且后来还真的应验了。我真的站在了五位君王面前，甚至有幸同其中的一位即丹麦国王坐在一起共进晚餐。

当然，聪明的富兰克林很清楚，他的“道德完美追求”对别人而言可能是很大的压力，光亮的斧刃即使很好，也需要时刻打磨。人的天性是疏懒的，为了免于自责，人们索性说“带着锈迹的斧子是最好的”，而光亮的斧子反而是吹毛求疵，乃至有洁癖。“在道德方面，像我这样追求尽善尽美是一件愚蠢的事，万一被别人知道了，就会受到他们的挖苦。品格上的完美无缺，还会带来人们的嫉妒和厌恶。因此，乐意行好事的人应该让自己残留着某些缺陷，要不朋友们就会感到尴尬。”

不过，若细读自传，我们会发现富兰克林并没有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利用这些美德的加尔文主义价值来证明上帝行为的正确性。正如《富兰克林的实用精神》的作者朱小琳所言：

他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他的修身养性出于认为美德能够成为成功的推动力，对进取的欲望具有实用价值。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称其为美德。由这些光明的手段获取的成功是唯一无可臧否的成功。

在自传中，富兰克林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的确，“天启”的观念虽然于我不再那么重要，但还是抱着这样的看法：统而观之，某行为虽然就其本质来说并非因为“天启”的禁止就成为邪恶，或者因为“天启”的放行就成为善良。然而，可能的倒是：这些行为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本质上对我们不利，之所以得到放行，是因为它们本质上对我们有利。

富兰克林对宗教信仰也很敏感，他在《穷理查历书》中写道：

讽刺一个人的为人或举止虽然令人难受，但还可以忍受，若要拿别人的宗教开玩笑，那就是忍无可忍了。不管是因为易受别人影响，还是出于自我的坚定判断，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教义一般总是深信不疑的。老实真诚的普通百姓非常看重灵魂拯救，不容别人随便拿这个开玩笑。研究宗教的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多来自头脑，而不是心灵，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真正的信仰者。嘲弄或批评他们的信仰似乎是在轻视他们的智慧，当然会激怒他们，而他们反击时言辞之激烈、比喻之生动，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更别提那些只希望与人为善的有教养的人们。

四

富兰克林说：“我宁愿人们说他活着是有用的，而不是说他死时很富有。”其实，这两点他都做到了。《富豪100人：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比尔·盖茨——历史上最富有的美国人排行榜》（迈克尔·克莱伯等著）估计富兰克林的生前资产是15万美元，是费城最富有的居民之一。有意思的是，富兰克林的财产“不是来自他极力倡导的制造业或是发明，而是来自土地”。他在费城有好几所大房子和土地，在波士顿、新斯科舍、乔治亚州和俄亥俄州也都有资产。费城的地是在革命前买的，这个城市成为新兴国家的首都后地价飙升。在自传中，富兰克林提到有位费城的老绅士看似很聪明，老是预言将有灾难来临，“许多年来，他拒不购买住房，因为一切的一切行将毁灭。终于，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到底还是购买了住房，而且价格高于他开始预言凶兆时的5倍。”作为乐观者的富兰克林反其道而行之，房价涨幅也有5倍左右吧。

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国父乔治·华盛顿最为富有，估计资产有53万美元，主要是大面积的土地，传闻他没有多少现金，他曾不得不向人借500美元以便从佛蒙特弗农到纽约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这些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都没有因其功绩而获得什么财富。富兰克林在战争以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时，拒绝接受任何薪水。战争期间，富兰克林游说法国与美国结盟，最终使美国获胜。回到美国后，他觉得国会应该像其他国家常做的那样，赠予他土地以认可他的工作，但国会并不买账。罗伯特·莫里斯与海姆·所罗门是独立战争期间的两位金融家，他们极尽所能地稳定国家脆弱的财政状况，遗憾的是，他们最终都身无分文地死去，莫里斯还因战后的一次投资计划失败欠下了一大笔债，被关进费城的一座监狱。

富兰克林虽不是他所处的时代里最富有的人，却是“美国公益事业的真正先驱”（资中筠），由他直接创办或经他提倡和协助而建立的一系列公益事业，如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组建志愿消防队，提倡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建立警察巡逻等市政建设计划，创建宾州医院、高等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等。富兰克林不是一个不明白发明会带来商业价值的人，但他始终看重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既然得益于他人的发明，我们如有发明，能有机会造福他人，也应该感到高兴，而且应该慷慨而无偿地造福他人。”在自传中，富兰克林谈到他在1742年发明了“开放式”火炉，取暖效果好，同时又节省燃料，因为新鲜空气进来时就经过了预热。宾夕法尼亚的总督知道后，建议颁发给富兰克林专利权，被他拒绝了。后来伦敦有一商人窃取了富兰克林的发明，对火炉稍加改动，并在当地获得了专利权，捞到了一笔小财，富兰克林也不以为然。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做善事乃至散尽家财的富人有不少，而富兰克林开启了近现代的公益事业思想——单纯的施舍足以加深贫困化，而强调“对穷人‘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他们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引导他们走出贫困。”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年）所继承。卡内基明确指出财富集中造成贫富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均贫富”等推翻现有秩序的方案实际上是对文明基础的本身进行攻击。“因为把能干而勤奋的人与无能而懒惰的人区分开来，这是人类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文明的开始。”所以“一切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是从承认以上基础的大前提出发，不是要改变现存的造成财富集中的制度——因为这才是增加勤奋的结果——而是要最好地使用这笔巨大的剩余的财富”。

在这篇写于1889年的经典之作《财富的福音》中，卡内基也规定了富人对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树立一种简朴的、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满足他的家属恰如其分的合理要求：

在完成这一任务后，应该把其余所有的财富都视为别人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并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这笔钱用于他经过深思熟虑、断定能够对全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这样一来，富人就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

卡内基论证了富人如何处理剩余财富的最佳使用途径，共有三种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

第一种是传给家族和子孙。卡内基认为这一种最不可取。富家子弟能光大门楣的大有人在，但不是常态，更多的是不肖子孙，所以与其留给子孙以财富，不如留给他们家族的荣誉。巴菲特的另一说法是，要给子孙留有一定的财富，但仅供他们创业之用。

第二种方式是死后捐给公用事业。卡内基对此也不赞同。花钱得当与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才能，自己人都死了，怎能保证后人按我的意图使用钱财，只不过成为捐赠者心血来潮的一个纪念碑。总有一天，公众会给带着巨额财产死去的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第三种是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妥善处理。这是最佳的方式。但财富的捐赠绝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要激励最优秀的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卡内基接着说出了惊人之语：

那些穷极潦倒、毫无出息的懒汉已经有救济院来管他们的食宿，而且应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带坏了那些勤劳上进的穷人。一个能够靠乞讨而活得很舒服的人对人类进步造成的障碍，胜过几十名滔滔不绝的社会主义宣传家。方今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滥行布施。在这个意义上，在神圣的慈善外衣下漫不经心地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事实上是他们制造了乞丐。

卡内基说到做到，在10年内设立了2811个公共图书馆，为教堂捐赠了7689台风琴，修建了卡内基音乐厅，设立了卡内基研究所，共捐出了3.5亿美元。接着，他捐赠1.25亿美元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成为现代第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

自然，卡内基也是位如富兰克林般节俭的人，他常常说：“只要看紧成本，利润就会自己增长。”有一次，当他到一个生产每吨钢铁能够节省50美分成本的新钢铁厂视察时，卡内基注意到他的助理面露难色。问其原因，那个助理——查尔斯·M.史瓦伯（后来成为有名的金融家）说，他很失望，因为他刚刚想出一种方法可以使每吨钢铁的成本再降低50美分，但那将意味着要拆毁这座新建的钢铁厂。卡内基说道：“那就去做吧，拆掉它。”

不少人会对卡内基的“节俭”与“散财”感到矛盾。其实，正如卡内基上面所言，对他来说，花钱与赚钱一样困难，因为都要有效率。有个故事说，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年）很吝啬，他有一次支付给所住山庄的管理员5美元作为过圣诞节的津贴，不料他竟然在其工资中扣除相同数额（5美元）的钱，只因这人过圣诞节没有上班。但亨利·弗拉格勒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军师，他因此成为身家6000万美元的富豪。洛克菲勒并不在乎钱的多少，而是要物（人）有所值。洛克菲勒与卡内基一样酷爱降低成本，他自己制造油桶，成本由每桶2.5美元缩减到每桶只有95美分。他继续奋力争取更高的效率，一次洛克菲勒视察油桶制造厂时，他发现工人们制作一个油桶要用40滴油料，他建议用38滴试试看，最终发现，制作一个油桶需要用39滴油料。

看来，从富兰克林到卡内基，再到巴菲特，美国“先进”的富人有着一脉相承的财富观与公益心。我们所熟知的巴菲特也是勤俭致富的好榜样，青少年时代，巴菲特曾花25美分购买了6瓶可口可乐，然后以每瓶5美分的价钱出售，获得了20％的利润；他花350美元的积蓄购买了一辆1934年的劳斯莱斯，再以每天35美元的价格对外出租；及至巴菲特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富翁时，他仍旧住在1958年花3.2万美元购买的房子里；当那些不及他富有的名门贵族们在收集法拉利跑车时，巴菲特则开着他那辆古旧的林肯；长期以来，巴菲特极少捐钱，他的解释是，钱在自己的手中会用得更有效率。这被一些人视为吝啬，但2006年巴菲特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巴菲特没有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而是把钱给了比尔·盖茨夫妇的基金会。这完全是《财富的福音》的翻版，捐钱与赚钱一样困难，如果所托非人，再多的钱也会损耗掉，而且让那些懒惰的人享受不劳而获之财。

最后我要说的是，巴菲特每年那独特的致伯克希尔股东的信雅俗共赏，与《穷理查历书》神似，熟知巴菲特的朋友应该有所领会。

附 记

（一）

所谓先进，是因为不管是今天还是昨天，美国还有很多对财富怀有极病态占有欲的富人。成立于1907年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是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但塞奇（1816～1906年）是个非常糟糕的富人。塞奇通过铁路运输业和电报业发财，估计财富有1亿美元。可他在西联汇款公司董事会的时候，86岁时还乘电车去那儿享受免费午餐，因为他声称租不起车子。他还经常在董事会会议后偷几本笔记本或其他办公用品。有一天，他拿着一台不值钱的风扇准备离开会议室时，另一位董事J.P.摩根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让人劝阻塞奇，说这是公司的财产。塞奇愤怒道：“我就是西联汇款”，然后，紧抓着那台偷来的电扇冲了出去。有几个女人曾控告塞奇与她们发生关系，但他从未因此被判有罪，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塞奇在其真正的爱好——赚钱之外没有时间做这些风流事。塞奇死前当然不会建立基金会，这是他夫人乐善好施的结果。像塞奇这种人，在美国富翁中比比皆是。曾拥有美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辛辛那提最多土地的尼古拉斯·朗沃期（1782～1863年），穿的却像乞丐状，有次，一位绅士还真的往他帽子里扔了二角五分硬币，被视为乞丐的他非但不生气，还把硬币放进口袋说：“谢谢你，先生，我一生中从未如此轻易地赚到二角五分硬币。”被称为“华尔街女巫”的海蒂·格林（1834～1916年），财富有1亿美元，与J.P.摩根相匹敌，当她儿子滑雪时摔伤了膝盖，格林给他穿上了破旧衣服，试图冒充穷人，在免费诊所里按照慈善病例接受治疗。医生认出了她，并要求她支付医药费，格林愤怒地把儿子带回家，自己给他医治，但是她没能成功；她的儿子腿部因感染而腐烂，最终不得不被切除掉。

（二）

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是两个月前与某媒体记者交流，他要我谈谈前步步高老板段永平与巴菲特的关系。我直言道，我看不出段永平与巴菲特有什么关系，尽管段永平很想也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与巴菲特有关系。段永平在美国炒作网易股票据说很成功，但这与学不学巴菲特没什么关系。段永平花了近500万元要与巴菲特吃一顿饭，人各有所好嘛，不过这也并不表示巴菲特对段永平有什么认同。我倒觉得这种手法有些类似段永平当年竞投中央电视台标王，确实聪明，广告效应很大、很直接。总之，巴菲特绝不会花500万元去和人吃一顿饭，这是他的克勤克俭的“本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