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
最近，有位好友给我发来了两篇文章，它们分别代表着对未来世界经济的两种看法，很具有典型性，针锋相对的焦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能不能很快再回到以往的好日子中去？所谓的好日子是指在2007年达到高点的经济景气。
一篇是《商业周刊》专栏作家詹姆斯·库柏在2009年10月12日发表的文章，篇名是《复苏：共识与历史谁对谁错》，中心思想是“严重衰退之后必有强劲反弹”的历史规律，会在本次危机中再次上演。
库柏引用了历史数据，即真实GDP在以往9次衰退之后，不管衰退的严重程度如何，恢复到下跌前峰值所需要的时间不多于3个季度。如果在未来3个季度里，GDP能够演绎一出完整的复苏，经济增长的年率将会达到5.4％。即使将恢复的时间拉长至4个季度，增长率也将达到4.1％。
在过去的9次商业周期中，这种衰退的深度和复苏的强度之间的相关性，与产能、工资以及存货等方面的削减幅度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当消费者和企业延迟消费时，受到压抑的需求总量。“经济就如同橡皮筋，其反弹的幅度等比例于其拉伸的距离，消费者最终会更换其旧款笔记本，添置新衣服，企业也会重新补充库存，以及替换破旧的设备。”
由于财富损失和信贷紧缩，家庭需要削减债务和增加储蓄，因此信贷增长正在大幅下降，限制了企业部门的作为，目前这种金融危机的余震不会压制所谓的反弹效应吗？
库柏要我们不必忧虑，还是根据历史经验：信贷规模数据用于预测复苏的力度，并不是特别有效。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强劲上扬中，消费者的支出加速要早于消费信贷的增长。这两次反弹的背景是经济严重滑坡的1973～1975年，以及1981～1982年，在之后复苏的第一年里，真实的GDP增长率分别为6.2％和7.7％。
也就是说，在复苏的早期，就支出而言，家庭收入的增长其重要性要大于信贷的增长。在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人的储蓄总额已经达到了税后收入的5％，可供他们削减债务和储备养老金之用，另外，在第二季度中由本次危机所造成的14万亿净值损失，已有2万亿得到了恢复；而在第三季度中，由于股价和房价的大涨，又收获了另外的2万亿。
库柏自称是乐观主义者。其实，这无非是超级大牛市的心态——市场总是向上的，暴跌完后还会继续上涨，所以每次下跌就是大举买入的机会。而且，超级大牛市心态的人是大多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著名的价值投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也在大唱这种“死多”的调子。
当然，在鼓吹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PIMCO公司的格罗斯的眼里，上述的见解只不过是“牛市的孩子”的老调重弹而已。他的同事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在2009年9月28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旧思维的回归威胁着复苏》的文章，认为代表着这种不正确的回归思想的迹象正日渐增多。例如，将临时的因素混淆成了可持续的要素，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已经将本次刺激加库存的反弹扩展成了可延续至2010年甚至更久的V形反转。尽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许多金融活动已经超越了规则的范围，但是对金融系统实行实质性改革的热情正在熄灭，某些银行身上那些险些将它们置于死地的坏习惯正在死灰复燃。
埃尔埃里安重点谈到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在2009年8月份的忠告。这位行长直率地指出：“关键是总量，笨蛋，增速不是关键，只有总量才是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认为主要经济体的未来将取决于几个核心变量的总额，而不是它们恢复的变化率上，我们很快可以看出现实与期望值之间的鸿沟。
请思考如下四个变量：第一，首先是消费者的债务量，相对于收入预期以及可用的信贷，它们依然是太高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尤其如此；第二，一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依然牢牢地牵扯着监管者或公司领导者的神经；第三，失业人数的增加远超预期，并且持续时间可能高于常态值，即使将美国失业率的常态值向上修正回到常态值，也需要耗费几年的光阴；第四，公共债务的急剧攀升不由得不使人们对未来债务的动态忧心忡忡，它将抑制未来刺激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退出策略的顺利执行。
上述这些思考的结果突出了市场估值与公司和经济的现实层面之间的矛盾。今天市场的定价，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股票和公司债券早已折现了对来年预期的繁荣增长率。市场认定公司盈利的成长将依靠销售增长而不是削减成本，然而后者才是过去6个月里盈利增长的推手。因此，当前的定价是建立在很可能将被证明为虚幻的高增长的假设之上的。
应该承认，埃尔埃里安考虑的四个要素也是“老生常谈”，但他的观点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注意的不是变化率，有关收入、债务、财富以及失业的绝对总量才是关注的重点。
跌得很深，然后出现大幅度的反弹，这确实是以往常见、今天又出现的事，但能否从一个低层次繁荣回到整体的高层次繁荣，更是个总量的概念。这在中国可能并不是很明显，但对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重创的美欧经济而言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分析框架，由于美国GDP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仍是大头，如果它今后旧疾复发，又会反过来影响强调增长的中国经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