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基金：江作良（中国广州）
采访江作良是通过电话，只是建红也坐在他广州易方达基金的办公室里。
在电话里，江作良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比如你很难分清“投资”与“投机”的区别。江作良和我同龄，都是1966年生人，又受过正规的教育，口音不至于那么重。我有位同龄的朋友，也是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不过，我对他们一点儿都不感冒，只是觉得他们可能比较执着而已。
除了口音之外，电话里不时传来哧哧的笑声，感觉很天真，令我很喜欢。
江作良的教育经历很特别，生长在农村，初中毕业考入师范类中专学校后又进修了大专和本科，工作两年后，才考入上海财经大学读研究生。我没有问他是何原因，但我猜是家境贫寒吧。
一方面是他的坚持，一方面也是机遇，终于成就了一位出色的投资者。
江作良出道是在1995年，那时有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券商投资者，我能想象他当时并不出众，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日后会出类拔萃。
江作良把后来的一切主要归功于自己的人生哲学。
他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是“干预”，或者说是一句话“我们不能干预市场”。
一般来说，我们会说政府不要干预市场，把干预的主体用在投资者身上。江作良的“干预”概念包括操纵。20世纪90年代，“操纵”在中国股市中盛行，几乎每家有些实力的券商或机构都会选择一两只股票坐庄操纵，其中的有些股票也许在操纵之前是经过庄家研究发现价值的，然后他们便在底部大举买入，把股价做上去，然后出货赚钱。在大牛市中，券商搞这种自营盘应该是盈利的，但很多时候机构不盈利反倒亏损，这是因为往往是券商或机构的第一把手有私利，该赚的钱都流入他们的私人腰包里去了，亏的是公家。到2001年起的大熊市中，参与跟庄者锐减，做庄模式便崩溃了。这时候，“不干预”的价值投资开始慢慢盛行起来，江作良是较早的实践者。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还真需要本性与相当的智慧。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投资者是多么的“高级”，不想操纵市场或股票，只是因为那里的法律环境严格，违法的代价太高昂。而在中国股市，谁都不把操纵是否违法当成一回事，过去人们还堂而皇之为操纵和庄家辩护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庄股后来的崩溃，99.9％是自己运作不当造成的，个别如银广夏等也是媒体揭露的，有关部门基本上不作为。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股市又是庄股与内幕交易横行，有关部门照样装糊涂，尽管天天喊监管，煞有介事。
在不监管或违法的可能性很小、代价更小的情况下，一般有资金实力的机构都会有意无意地趋向于操纵，至少是微妙地干预，因为它表面上可以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
江作良1995年进入市场后，就看到了管金生等人因操纵“3·27”国债期货产品而身败名裂。当时很多人只是为管金生惋惜，遇到的对手有“通天”的本领，只得认输。很少有人像江作良那般受到道德的震撼。接着，广发证券自己又采取了干预市场的行为，遭到处罚。这一切配以江作良本人不想去控制和操纵别人的性格，让他走向了价值投资之路。
江作良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或者说，你必须在并不是非常连贯的叙述中感受到他的思考深度，而这在访谈结果的文字整理中难以真切地表现出来。江作良最后告诉我，他最喜欢琢磨和思考，换句话说，他投资的成功首先是比绝大多数投资者至少多思考一个层面或角度。看似平淡的表白，其实道出了几乎所有杰出投资者何以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
关于价值投资，有各种定义，但江作良肯定不是价值投资者，这从他对“价值投资是对未来趋势的一种理性判断”的定义上就可看出来。基于这一点，江作良的投资策略显得很灵活，在大熊市中，他采用集中持有股票的投资策略，因为这时大部分股票都有下跌的趋势，只有投资个别极有潜力、有前景的股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股市进入大牛市的昌盛期，此时江作良讲求均衡配置，把资金分散投资在不同行业与不同题材的股票上来适应市场的变化。
在投资理论方面，江作良一方面要对基本面进行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对市场共鸣点很有感觉。谁做到这点，投资业绩一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