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杠杆

人性的杠杆

现今人们都在谈论全球的资金与信贷的去杠杆化，却没有多少人关注人性的杠杆化水平。

我曾与一家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部经理聊天，谈及我的一位朋友在上海的外资银行“中招”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如火如荼，银行的客户经理却建议他买能源基金和农产品基金，最后竟然买了个东欧基金产品，在欧元贬值和市场崩盘的双重打击下，投资的100万元仅剩余30多万元。

那位经理介绍道，这种不顾一切的销售产品作风来自“美式激励”文化，客户经理只要能把产品卖出去，就能获得高额的提成。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所以毫无顾忌。

我感叹道，如果世界金融市场持续低迷，大部分客户不得不割肉离场，这些大银行将失去一批重要的客户。客户们没法利用法律投诉，但心中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来银行买基金，本来抱有低风险的预期，客户经理却不动声色地推荐他们高风险的产品，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佣金。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几乎没什么物质激励，当然是荒谬的。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性（贪婪）的过度激励也蔓延开来。

有10位教授提出了利用股市来拉动中国经济和内需的计划，其核心还是所谓的“财富效应”。这不是一个新概念，1999年国内股市“5·19”行情时，也有人提过，它是舶来品，从当时的美国科网（.com）泡沫引进，无非是说股价或房价涨了，企业、家庭和个人都感觉自己有钱了，会扩张消费和需求。这个效应很常识，也有一定的道理，如2007年深圳房价大涨，然后带动上海和全国房价上了一个台阶，初始能量可能来自股市赚了钱的人套现买房。

但是“财富效应”过犹不及，就会演化成资产价格虚高后的“泡沫效应”。2007年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科网股的泡沫及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全世界都受到了“财富效应”崩溃的影响，如向来保守的德国企业在2000年的电信泡沫时匆忙借入了大量债务，引发了一场至少为时5年的经济衰退。

我一直以为，不少人对资产价格过度高估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总以为这只是周期性的问题，经过一段调整后，资产价格又会再创新高。最近，我看到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对日本15年大衰退的研究结果，觉得颇有说服力。过去对此的解释往往从日本银行及政府的政策失当谈起，但辜朝明却直指由于经济泡沫引发的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说，在资产价格暴跌时，当初日本企业用来购买这些资产（或者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获得）的借款数额却没有变，发现它们不仅丧失了大笔的财富，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也陷入了困境。比如，一家企业原来拥有价值100亿日元的土地，现在却发现这些土地只值10亿日元，而资产负债表上却依然保持着70亿日元的负债，这样，本来盈余的资产负债表突然变成了60亿日元的净负债。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技术上破产的日本企业大多经营状态不错，还在不断产生现金流，能持续还债。于是，泡沫下的日本企业出现了教科书上一般不会提到的经营行为，它们不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不断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社会资金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日本企业不借债扩张，把钱源源不断地还给银行。换句话说，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银行不愿意贷给企业，而是企业不要。日本企业都在还债的“合成谬论”导致社会总需求急剧衰退，丧失了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和1500万亿日元的国民财富。如果不是日本的财政支出让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于泡沫顶峰期，就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十分相像。

所以说，由过高资产价格引起的泡沫破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引起的调整，它颠覆了企业与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模式和目标。按辜朝明的说法，它是“阴”，与正常的经济状态“阳”截然不同。

回到主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的经济泡沫的产生与崩溃现象看，我们人类不仅放大了资金杠杆，更抬高了人性的杠杆。贪婪是人性的一部分，亘古不变，但当今社会却把它制度化了，肆意激励和玩弄，结果局中人几乎都成了法王路易十五（还记得他“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名言吗）。

更可悲的是人类精英阶层的坠落。华尔街的顶尖投行曾是商业贵族的代表，但他们现在却成了名利场大火的纵火犯。教授曾经代表了客观、理性与知识集大成者，但他们今天却比普通人更为玩世不恭。日本前两年出了一本《下流社会》，内容不怎么样，但它确实提出了整个社会与人性“往下走”的全世界现象，从这个定义而言，我们上面提到的10位教授及所代表的股市忽悠者很“下流”。

我们呼吁“人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