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9年年底巴菲特向合伙人们宣告，他退休了。

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巴菲特觉得在日益短视和投机的市场中找不到什么重大的投资机会。巴菲特是不会对狂热投机派妥协的，他1967年1月明言，我不会转向那种“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的做派，我的投资哲学是“如果你不能加入他们，那就打败他们”。现在既然打不败他们，不妨退出吧。

但我这次细读这些巴菲特早年的书信，感受到了一个更真实人性的原因。

那就是个人动力，巴菲特在1967年10月9日坦承：

在合伙基金最初启动时，我确定了投资的基调：“取得超越道琼斯指数10个百分点的业绩”。那时我还比较年轻，没什么钱，也更激进。即使没有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我认为个人环境的改变也会使降低车子的运行速度成为必要。我在生活中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特别是在企业经营中，在没有必要这么做后，仍然出于惯性保持高速运转（甚至加快速度）。Bertrand Russell提到过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住在他的庄园的立陶宛女孩的故事：虽然Russell的饭桌上食物非常丰盛，但晚上天黑以后，她们仍然会逃出去，从隔壁邻居那里偷一些蔬菜藏在屋子里。Russell爵士对这两个女孩解释说，这样的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立陶宛是必要的，但在英国的乡村是不合时宜的。尽管这两个女孩点头表示同意，但还是继续偷窃的行为。最后，Russell爵士只能满足于这样的想法——虽然她们的行为对邻居来说非常奇怪，但实际上和老洛克菲勒的行为并无差异。

简单的自我剖析告诉我，如果不全力以赴，我将很难达到原定的投资目标，而现在全力以赴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我更倾向于一个允许一些非经济行为的投资目标，这意味着合伙基金的行为有可能超出投资领域或者合伙基金并不完全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行投资。典型的例子是在投资于一家收益还不错（但并不是杰出的）我又很喜欢的“Controls”类投资时，出现了其他的预期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此时，虽然卖出这项投资可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我更喜欢继续持有，并通过略微调整其财务战略不断改善其经营业绩。

也就是说，我更愿意投资那些合理、简单、安全、有利可图、令人愉悦的投资项目，这不会让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为保守，也不会降低投资下行的风险，反而会减少投资上行的可能性。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相信当时的合伙人听得一头雾水，有“后发优势”的我们知道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伯克希尔新事业。

其实，我在读罗杰·洛文斯坦所著的《沃伦·巴菲特传》时也多少体会到这层意思，但没有直接阅读巴菲特给合伙人的信来得真切。应该说，我在读这些信的过程中，不自禁地感叹巴菲特的少年老成，要知道他1969年清盘合伙人基金时只有40岁，这真是天赋啊。

在1969年最后给合伙人信的结尾，巴菲特富有激情与憧憬地说：

有些合伙人问我：“你打算将来做什么？”对此，我尚未有答案。我知道我60岁时，我追求的个人目标肯定与20岁时有所不同。

投资占了我成年以后的18个春秋里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除非我现在把自己从投资中抽离出来，否则我想我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追求新的目标。

我不由笑了，你猜我笑什么？40年过去了，巴菲特已远远超过60岁，他重读这些话语，又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