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dsight资产管理：钟民颖（中国香港）
为了采访钟民颖，2007年年初我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晚上6点半，在置地广场楼上的一家酒吧，本来气氛不错，谁知来了一帮老外，大声喧哗，旁若无人。我们找来酒吧领班，希望他做些劝说工作，没想到他表示无权干涉客人的自由。这在内地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半小时后，钟民颖说要回家和孩子们吃晚饭，采访也就结束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有收获。钟民颖的对冲基金公司的中文直译是“后视镜”，彼得·林奇曾说过：“我们无法通过后视镜看到未来”；而巴菲特也提及如果靠了解历史就能赚钱，那么《福布斯》的富豪们都是图书馆的管理员。然而钟民颖的解释是：“我们几个合伙人在这个市场做了许多年，希望总结过去约50年的市场经验，继续前进。”
看来，任何格言或观点都有一定的语境。这让我想起巴菲特又说过：“新狗玩不出老把戏”，他这是反用“老狗玩不出新把戏”的格言，形容自己的管理团队虽是七老八十的人却老当益壮，比年轻人更有投资经验。
钟民颖的对冲基金风格是绝对收益型的，内地的几家共同基金公司也号称是类似风格的产品，但面对2006年以来的大牛市早已变形了。其实，2006年港股尤其是中资股涨得也很猛，人们还会买绝对收益型的基金吗？
要知道，所谓绝对收益型基金，就是努力让基金每个月都赚钱，但只赚一点点，如每个月的收益率在1.5％左右，最多也是2％，当然，一年下来，年收益率也在15％～20％之间。如钟民颖的基金从建立起到现在，平均每个月有1％的净回报。在熊市或一般的市场氛围下，绝对收益型基金应该是受欢迎的，而如果是在大牛市，股指一年动辄上涨50％以上，绝对收益型基金一定跑不赢大势。
然而，在国际市场上有人就喜欢这种风格，不管大牛市多么疯狂，这种人大多在基金的基金中，他们买钟民颖的绝对收益对冲基金，也买极端凶猛、收益可以高得离谱也可以低得出奇的对冲基金，然后加以组合，再做出自己的产品去销售。很明显，对这些人来说，最喜欢的恰恰是风格稳定不变的基金。否则的话，绝对收益型基金在大牛市中突然变脸，岂不是自己的产品定位也要大变？
在内地，钟民颖这种类型的基金的生存空间很小很难。第一，基金的基金几乎没有，钟民颖的基金找不到资金和客户；第二，内地极个别的基金的基金，它们要寻找的基金也不会是钟民颖的基金。据我所知，它们也只不过希望找那些绩效优异的基金，然后组合而已。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中国内地，几乎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在寻找超额的回报，处于原始积累和成长阶段，大家你追我赶，稍稍犹豫个几年，你就有可能被对手或别人甩开，宁可没有绝对回报，也要赚大钱。
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酒吧见面了。钟民颖是来参加由UBS组织的中国市场研讨会的，背着个双肩包（这是他的习惯），远远地就认得出来。大家坐下来后，我问钟民颖对UBS的会议怎么看，他意味深长地说：“每个人都极度看好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当然，没几天之后中国内地股市就出现了暴跌。
我又采访了他一次，主要的话题还是对冲基金，毕竟对华人来说，组织对冲基金也就是没几年的事情。巴菲特和芒格在2004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对基金的基金不以为然，认为是华尔街的又一种销售伎俩（华尔街只要能销售的都销售）。对冲基金一层一层地收取费用和佣金，却很难看到他们的赚钱能力，对冲基金经理在好的年头里拿到更多的回报，在不好的年头里分文不赚，这对投资者尤为不利。尽管巴菲特和芒格也承认在几十年前搞过对冲基金，但当年的基金经理的收费、人格与投资者态度都与今天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对冲基金和基金的基金也给那些具有创业才能的人提供了机会。共同基金早已成了销售机构，比如一个有才能的基金经理要跳出来自己干，过去是很难的，因为他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客户和营销。而一个有投资才能的人往往不会销售，而有了基金的基金，基金经理可以不管销售，只要把自己的投资业绩做好，这就帮助了一批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去创业。
不过，目前大多数的内地“私募基金”很可疑，我们很怀疑他们现在收取了高额的管理费，能否战胜共同基金的出色者，我主张一般投资者还是把钱交给共同基金，除非你有识别优秀私募基金经理的能力。
私募基金经理的人品很重要，我觉得钟民颖是个好人。我第三次与他在浦东见面时，建红也在，我们三个人的子女都还小，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每天准时下班，回家照看孩子。各自交流投资见识之后，我们就研讨如何做父亲，从认真的程度看，都想做个好父亲。
钟民颖的心态很好，他说自己一直很乐意当基金经理，因为每天能有时间学到这么多的新鲜资讯，还有工资可拿。他对自己的投资能力概括得也很准确：“也许我不是发现投资机会的第一人，但我一定会在估值还没有那么离谱的时候尽早发现并远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