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希望
2007年以来，各国政府及金融机构的言行让我想起哈佛医学院的讲座教授杰若·古柏曼（Jerome Groopman）。
古柏曼医师在大陆没什么名气，不过他的书在台湾地区有不少译本。古柏曼的文章带有励志性质，经常通过人的生老病死的案例阐释一些人情世故。
古柏曼写过一篇《真假希望》，说的是30年前的故事。1978年，刚出道的古柏曼到洛杉矶北郊的凯易思诊所兼职。
凯易思医师50多岁，曾受训于史丹佛的肿瘤科，为了造福地方，才来到了这个小镇。在一个炎热的八月天，凯易思向古柏曼介绍了他的一个女病人符兰，由她十来岁的独生女夏伦陪同。
符兰是当地杂货店的收银员，丈夫早已过世。她向来身体健康，却在3个星期前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发现大肠的下半部分长了肿瘤。外科把肿瘤切除后，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多个淋巴结，也侵犯到肝左叶。符兰的结肠癌已到了D期，也就是末期。
这天，凯易思轻松地与她们聊天，然后询问符兰手术至今的症状。符兰说，她的食欲很快就恢复了，没发烧，也没发冷，排便也恢复正常。凯易思为她检查后，对母女俩说：“符兰，你肠子里的肿瘤还有附近的淋巴结都已切除干净了。肝左叶虽然长了几粒小肿瘤，用化疗就可以对付。”然后，他又指出化疗严重的副作用，但它最后一定会消失的。
符兰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古柏曼看着凯易思与病人的互动，有些惊讶。因为结肠癌D期治愈率极低，这是医学常识。以符兰的例子，化疗只有缓和的作用，也就是减缓癌细胞在肝脏中成长的速度，却可能饱受几个月化疗副作用的折磨，最后仍然一无所获。
凯易思当然知道上述真相，但凭着20年以上的肿瘤科经历，私下对古柏曼说：“我们一定要对母女俩强调病情在缓解。如果我们说明真相，符兰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万一她恐慌，拒绝接受治疗怎么办？她的宝贝女儿夏伦还在读高中，更不能因此影响学业。”
接下来的3个月里，符兰饱受化疗的折磨，呕吐、腹泻、溃烂和高烧等，她却斗志高昂，女儿夏伦也一样不退缩。
然后，凯易思对着电脑断层扫描的片子向母女俩解释：“这是肝脏，这是我们正在治疗的残存的肿瘤，已经比刚开始治疗的时候缩小了一半。你的病情已经慢慢缓解了。”
符兰听后长叹：“谢天谢地，终于好转了。”夏伦闭上眼睛，低头默默祷告。
单就表面来看，凯易思说得没错，符兰转移到肝脏的肿瘤缩小了50％，病情已“部分缓解”。古柏曼也认同不向符兰母女解释“缓解”和“治愈”的差异，避重就轻当然比较容易。
但1979年的1月初，母女俩神情焦虑地来到诊所。凯易思刚轻柔地往符兰的右侧肋骨下压，她便痛得退缩，大叫“好痛”。
凯易思看了化验报告后说：“你的肝脏周围容易疼痛，血液检查也有点异常，有时化疗也会有肝脏发炎的副作用。我给你开些止痛药吧。”
母女俩走后，凯易思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了，但把肿瘤恶化说成化疗副作用，才能让她们撑下去，“对她们来说，无知就是福啊。”
两个星期后，母女俩又来到诊所，凯易思却推托有事，先让古柏曼对付。古柏曼看了符兰的新电脑断层扫描报告，肿瘤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又见符兰的眼白黄疸严重，事情不妙了。
古柏曼把报告的结果告诉了母女俩，女儿夏伦马上语气尖刻地质问道，是不是病情扩散了。符兰却自我劝告：“这是凯易思医师说的化疗副作用。”
夏伦仍是追问不已，古柏曼不得不解释当初的所谓“缓解”与“治愈”的区别。符兰听后，泪流满面，夏伦则问：“为什么先前不告诉我们？”
凯易思将近一个小时后才赶到，连说对不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只要符兰约诊，凯易思就会迟到，他会说，对不起，刚刚在医院处理会诊，或是其他医师要他帮忙。他赶到的时候，符兰母女不是已经离去，就是没有时间跟她们说话了。
古柏曼最后一次见到她们是在三月初，符兰已难以进食了，而凯易思却去东岸度假一个星期。古柏曼终于劝符兰不必化疗了，要把重点放在精神痛苦的安慰上，找牧师吧。结果，还是凯易思告诉古柏曼符兰死亡的消息。
戏剧性的是，神情抑郁的凯易思有一天也被查出胆管癌，这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等到诊断确定时，已经失去了有效治疗的良机。凯易思必须马上动手术，他灰心丧气，表示要不是为了老婆，他就放弃了。古柏曼说开刀医师是天才，一定会没事的。凯易思以疲惫的眼神望着古柏曼，说：“古柏曼，我太了解你出的招数了。这种招数，我已经用了一辈子了。”
手术后，凯易思愤怒地拒绝每天做化疗，认为它一点没用，只不过是酷刑而已。最后，他还是相信了其他医生的劝告，坚持做了化疗。
奇迹发生了，凯易思的肿瘤不仅“缓解”，而且在5年内癌细胞不再继续生长，真正痊愈了。从此，凯易思彻底改变了一辈子使用的招数。
请原谅我讲了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全球经济不是恶性肿瘤，没有彻底死亡的可能，但其中各方面的互动，与凯易思的故事很可能有相似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