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的课题·

教育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大多数人都有了这样的认识。正因为此，临时教育审议会[1]——姑且先不论其成果如何——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不仅在日本，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课题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教育”极为重要，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

我们还是光从日本出发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现代教育的课题给人以堆积如山的感觉，几乎让人不知道从何入手。这里我还是从一般人最为关注的国际化、个性的培养和终生教育这三点谈起。

国际化这一点经常被强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像现在这样紧密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而且，正如在最近的《日美结构问题调整协议》[2]中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正面面对和对抗其他国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这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痛感到国际化教育的必要性。

但是，教育中的国际化问题有着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所谓国际化，并不是“学习国外的情况”，或者“与其他国家的人和睦相处”这么简单，而是有必要对日本教育的现状——或者不如说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反省。真正理解文化不同的人们并与之相处，是非常不易的事情。

归国子女问题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与后面的议论有关，这里我们就从《同一片蓝天——海外归国子女是现代的弃儿吗》（大泽周子著，文艺春秋社版）这本书中举出一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明良五岁至十五岁期间在美国生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回到了日本。在上社会课的时候，老师谈到，日本的很多产品出口到了美国。明良就照着在美国上社会课时的做法，为了给课堂作出“贡献”，提出：“不如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在美国是如何充斥着日本的产品的。”话音刚落，全班同学都惊呆了。但明良还是一个人拼命地讲了起来。最后老师说：“美国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谈，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课堂上吧。”这回轮到明良吃惊了。他所讲的内容，在美国是课堂的一个环节，其“贡献”还会得到老师的评价，而日本的老师却明确地说这是和“课堂”没有关系的。

后来，明良每次在上课时发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终于忍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回答太离谱了”、“真是离题万里”。明良不由得主张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在教室里安全学习的权利！”对此，任课老师说：“你是在进行独立宣言吗？说这些话，是成不了日本学校的学生的。”实际上，明良后来遭遇了同班同学的暴力行为。

这明显是一场“文化战争”。也可以认为是刚才所说的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的对立。即使对方有不同的文化，在表面上的或礼节性的交往中，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像明良和他的同学那样，在实际生活的场面中，当生活方式发生碰撞时，往往不是几句漂亮的场面话就可以解决的。今后的“国际化”，应该也包括这个层次上的碰撞。不得不说，关于教育的国际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考虑，才是最为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个性的培养”，此事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日本的教育在培养个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一点也经常为人们指出，它和前面讲过的事实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行动方式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日本人的方式是错误的、必须以欧美为榜样进行变革的结论，这更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我想说的是，即使就教育这方面而言，要培养孩子的个性，离不开教育的“自由化”。但是，针对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这样的忠告，说是其他国家才应该仿效日本，一旦日本引进了“自由化”，教育水平就会降低［例如David Howel，“There's No Reason to Rush with Educational Reform”，Japan Times，61（1986），3，17］。日本孩子的数学和理科学力高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提出忠告的人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现有的教育方式而产生的，如果把它变成欧美式的，就会导致失败。这是在考虑日本的教育时不容忽视的一点。

接下来我来谈一下终生教育。终生教育是最理想的，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无论年纪多大，一直都在吸收新的知识，不断取得进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仅仅认为这样才是好的，终生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年老之后还在进步，听上去倒是非常动听，但实际情况是，年老之后会不断丧失很多能力，而且最后必然会死亡。把取得了与以前相比无论多小的进步都当作好的，这种单纯的教育观，是无法把“死亡”考虑进去的。

直截了当地说，在终生教育的视角中，如果没有“死亡”，有时甚至会是有害的。弄得不好，也许会在老人中——就像是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形成一批“后进生”。如果光是从增加了多少知识或技能出发，不去考虑人的成熟究竟是什么，终生教育是非常危险的。换句话说，只有不仅考虑“怎样生活”，也考虑“怎样死亡”，才能称为终生教育。而“怎样死亡”这个课题，其实自从人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