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点分布的总体评价
丹江口库区自古以来就是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区域，旧石器时代以来遗留下的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丹江口水库的规划建设，国家投入较为有限的经费对丹江口库区的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抢救工作。
就河南省淅川县而言，在丹江口水库建设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以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为主体，成立了“长办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负责库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60年发现龙城遗址。1972年淅川县文化馆成立文物组，负责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当时发掘的重点是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掘了淅川下集、李家庄、双河镇、黄楝树、雷咀、下王岗等遗址，基本上搞清了丹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序列是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尤其是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后，分别被学术界确立为“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和“龙山文化下王岗类型”两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学术意义深远。
蓄水后，又发掘了毛坪楚墓和马川秦墓。共发掘各期墓葬989座。（见下表）
表2-2 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蓄水前清理发掘墓葬数（195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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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后，随着库水的消落，许多古墓被冲出。1977年，下寺岭上冲出1座楚墓，淅川县文管会派人前往调查。1978年3月再次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发现春秋楚墓24座。当年4月，淅川县文管会同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对下寺一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珍贵文物449件。其后又发掘了二号墓、三号墓，这两座墓的出土遗物更为丰富，特别是二号墓，形制最大，出土王子午升鼎、王孙诰甬钟、铜禁和玉器等5,000余件，工艺精湛、花纹繁缛，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达67件。鼎铭中的王子午，是楚庄王的儿子，康王时的令尹，推定了该墓地为春秋楚墓。1979年3月，河南省文化局组成丹江口库区考古发掘队，至当年4月30日发掘楚墓20座、车马坑5座。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发掘成果《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9年，丹江口库区水位下降，盗掘古墓风日盛，位于下寺附近的和尚岭楚墓多次被盗，公安部门收缴了一部分文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和尚岭楚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楚国的箴尹“克黄”鼎等大批文物。其后又对徐家岭等处进行发掘，出土一大批珍贵文物，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发掘成果《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2004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1994—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杨河古墓2座，出土一批带铭文的兵器，证明是楚国的封君墓。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消落区海拔139米的郭庄老龙岗（又名“九女冢”）发掘大中型战国早、中期楚墓15座，其中带车马坑的大型楚墓9座，中型墓6座。六号墓为甲字型，墓口长13米、宽10.3米、深9.7米，出土文物200多件，出土器物有铜鼎、壶、敦、簋、缶、方镜、兵器、车饰和玉器等，特别是带铭文的“竞”戈、菱形纹青铜剑、画像盖豆、透雕四龙方镜等尤为重要，是研究楚文化的重要资料。调查发现，仅这一带消落区露出的古墓即达近千座，其中大中型墓也有百余座之多。
自1974年蓄水后，丹江水库淅川淹没区共发掘古墓78座。（见下表）
表2-3 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蓄水后抢救发掘墓葬数（1975—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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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丹江口水库建设及蓄水以后，淅川县逐步开展了地上文物调查与维修工作。1970年登记了印山祖师庙、张湾土地庙、雷山碑等一大批地上文物；1984年淅川县人民政府将印山祖师庙、张湾土地庙等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6年抢险维修了张湾土地庙。
对淅川县丹江口库区以往的文物勘探发掘和南水北调工程规划阶段的文物调查显示，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分布了数百处地下文物点，这些文物点包括旧石器时代的古生物和古人类地点、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和古文化遗址、早期楚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以及秦汉以后的大量墓地。地面文物有多处古建筑和近代民居。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生活在淅川这片沃土的人们数千年来创造的宝贵财富和智慧结晶。对于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自身更好地传承古代优秀文化的要求。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程水库淹没区河南省文物保护专题报告》共确认文物点169处，建议普探面积625.82万平方米，重点勘探面积85.61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69.35万平方米。总概算共计46,428.314,9万元。包括考古普探经费876.151,5万元、重点勘探经费1,712.3万元、遥感经费311万元、考古发掘经费29,242.083,5万元、地面文物投资经费4,139.175,2万元、库房建设经费1,270万元、文物征集与保护经费70万元、其他费用8,807.604,7万元。报告送交长江水利委员会汇总并上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