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有人给男孩子注入了新的心灵……”
少年……母亲和教师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是多么惊恐不安！多少部书里写了少年隐秘的心灵！图书馆的书架上放着多少篇研究少年期的论文！
我仔细倾听教师们所表示的忧虑和关切，留心观察从小熟悉的少年。我翻阅了有关少年的书籍。年复一年，我的藏书中积累了几十个本子和笔记；每个本子都是记述某个小公民生活的别具一格的编年史，从他进校的最初日子起到长大成人——逐年记录了他的成长过程，往往一直记载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过去的顽皮孩子、淘气大王，现在把他的儿子或者女儿领到学校里来说：“请收下这个孩子吧，这就是我，样子不同……而实质上大概还是那个我。”
最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是人在少年期的精神生活问题。对学生集体的生活和工作所进行的多年的观察，使人们得出结论：在少年期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在他的认识能力、脑力劳动、行为、与其他同学的相互关系，在他的情感发展、美感发展、道德成长等方面的许多事实，都使教育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有经验的教育家往往抱怨说：很难对少年们进行工作，他们身上正在产生某种神秘莫测、不可理解的东西。
男孩子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再好不过的了，他文静、沉稳、和蔼、敏感，能够领会人在这个年龄所能理解的崇高感情；可是到了五年级，特别是到了六七年级的时候，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任性、缺乏自制，时常粗鲁无礼，近乎病态地自尊，对待教师的要求和同学的缺点十分急躁，在评判周围世界，特别是评判长者的行为时尖锐而直率。
有时候，使人明显地感到：在童年期能触动他心灵的那种感情似乎逐渐地根本不能使他动心了。如果说亲人或不熟悉的人的痛苦以前会使儿童心中非常难受，那么一个少年有时竟会对人们的痛苦毫不觉察。
“仿佛有人给男孩子注入了新的心灵，”六年级学生维塔利的班主任在教务会议上说。（可我在边听边想：“难道过两三年之后，维佳或者沃洛佳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维塔利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啊！”）“而现在，”班主任继续诉说，“学季结束了……我召开了家长会议，谈了学业成绩。我决定谈一谈维塔利不遵守纪律的问题。我以为，家长们在场会对这个孩子起些作用。我边说边用眼角瞧维塔利。他镇定地坐着，毫无惊恐或懊悔的表情。我突然看到：他打开了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拿起铅笔在书的扉页上画什么东西。他的眼睛里闪着幸灾乐祸的表情。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课桌后面，谁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我满腔怒火。怎么办？我知道，现在当着家长的面，是不能谈论这个新的出乎正轨的举动的，因为我担心这会惹恼小伙子。我感到他是有意惹我注意他。他故意污损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是为了激怒我。我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可脑海里却浮现出几天前我与他——维塔利之间的一场冲突。
举行时事报告会。一个十年级的女共青团员讲述发生在国内外的情况。她讲到了邻近的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如何忘我地劳动。妇女们培育甜菜获得了大丰收。荣誉和光荣属于以共产主义态度劳动的人们！维塔利举手说：
‘我想发言。’
‘说吧，’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妈妈坐在泥地上清洗甜菜一个月了，’维塔利激动地说，‘她生病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为什么把最重的活给了妇女们？’
‘你想过吗，你说了些什么？’我勃然大怒，甚至没有考虑，这个孩子说出了痛苦的真理。‘你算什么少先队员？’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就感到自己使他大大地受委屈了。但是已经晚了……
‘可您算什么教师？’维塔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难道一个人可以整整一个月坐在潮湿的泥地上吗？是您教导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
“维塔利的这些话使我惊呆了。”班主任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说，“这是什么呢？是蛊惑言论还是追求真理？可能，我们教给少年们的东西太多了，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却太少了？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观察世界的心灵具有某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特点？也许，少年们观察到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与我们观察到的不一样？该怎么办才能使现实存在的个别阴暗面不再被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
接下来是一通热烈而直率的议论，通过议论得出了一条使我们全体教师都很激动的真理：是的，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没有努力用我们的教育对象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有时会陷入令人惊讶、不可原谅的矛盾之中——教育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只说老实话，而同时却又要去扑灭年轻的心灵因对欺骗、恶行和不公正现象的势不两立而迸发出来的怒火。少年不同于儿童，他开始对善与恶进行概括；通过某些事实他看到了一种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在他的心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就取决于他的信念，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们的看法，确实，少年期与童年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人到了这个年龄就不像童年时期那样来观察、感觉、感受事物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少年观察世界与儿童观察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力图使自己处于自己的学生的地位。我进行教育观察，把它记在单独的本子里。本子里有专门的一个部分《我用少年的眼光观察事物》。我设想自己处于维塔利的地位，用他的眼光来分析、估价自己的行动；我试图使自己也毫不怀疑，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个细心、好学、沉稳、要求严格的学生，那个缺乏自制、任性、蛮横无理的少年——仿佛初次遇到的人。
现在，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再翻阅这本不平常的日志的时候，又重新感受到过去感受过的那种惊讶感。我的那个要求苛刻、蛮横无理、倔强、作出判断时尖锐而直率的少年在我身上发现了大量缺点，竟比我自己想到的多上100倍——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和不可理解啊！我情不自禁地要引用资料中的几段记事，这份资料也许会使我的某些教育家同行们发出宽恕的微笑。
1.“我的老师在感知周围世界的现象时，表现得‘心肠冷酷’。他亲眼看到一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平静而冷漠地看着那个欺负人的家伙。他对女孩子说：‘我要跟他谈一谈。明天跟他谈。让他把欺负你的那些话再对我说一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在老师的意识深处还保留着一个想法，需要跟那个欺负人的家伙谈一谈……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像昏睡的公猫似的懒惰想法。而那个时候欺负人的家伙却对女孩子说：‘我没事的。老师会把自己学生的行为忘掉的。他们老师们跟我们打交道打腻了……’”
2.“我的老师在一个星期之前把一本他需要读的书放在桌子上。他每次坐到桌旁，总要对书本看上一眼，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了。而昨天他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去了。”
3.“我的老师的心里装着一块冰。他给畜牧人员上完课以后，有一位集体农庄庄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项发明。这个庄员对于如何减轻劳动强度的问题已经考虑一年多了——在不建造巨大而昂贵的装置的条件下使收集畜粪机械化。老师打算明天到区里去，向区党委谈一下这项有价值的发明。让工程师到这儿来帮助这个庄员把想法变成并不复杂的机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到区里去一趟的热情冷下来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偶然碰见了区委书记。确实，他谈到了这位发明家的有意义的想法。但他是怎么谈的呢？他不是充满热情、心情激动地讲这件事，而是轻描淡写、慢条斯理地唠叨：假如这样办的话可并不坏，假如能考虑一下减轻畜牧场人员的劳动强度就很好……”
在记载难对付的少年的观察日志中同样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行为的记录，而是少年眼里看到的世界。我设想自己处于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我处处看到令人惊奇的，有时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人惊讶，往往还令人气愤、怒不可遏。少年能看到儿童未能看到的东西；少年还能看到成人往往已经看不到，确切地说是不再注意的东西，因为成年人对于很多事物习以为常了。少年观察世界是人的一种绝无仅有、异常特殊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往往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而处之泰然。
少年对看到的东西都非常关切。看见苹果树叶上有一条毛虫，他就思考：为什么校园里（或集体农庄的果园里）有很多毛虫？不消灭害虫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毛虫在毁坏物质财富？少年对眼前看到的坏事感到愤慨、对好事感到高兴，还是他对善与恶都无动于衷，这取决于少年在什么环境中受的教育，取决于他在童年期培育他思想和感情的认识、思维和观察世界的源泉是什么。
我对这些尖锐、棘手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思考，终于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34个年头得出了一个结论：少年期教育的困难就在于，人们很少教育儿童把自己看做、理解并感觉为集体的一分子、社会的一分子、人民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个学生在童年期是好学生，可是到了少年期因为受了坏影响而成了坏人。坏影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从哪儿来的？教育工作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并不在于保护少年们不受坏的影响，而是要使他们对坏的、不道德的东西具有免疫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教育的技能和艺术就在这个怎样之中。
……一位低年级的女教师4年来对自己的学生们一直赞不绝口。
又过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她竟含着眼泪诉说自己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在电影院门口他们差一点把一个老年妇女撞倒在地。
在听这位勤奋的好教师说这段痛心疾首的话的时候，我在想：她的学生过去确实是一些善良、有礼貌、勤奋而又能克制自己的人。这些品质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不，这是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带来的结果。那么该怎样解释少年期产生这一年龄段所特有的教育上的困难呢？也许，这不过是用老眼光把少年期看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难的时期，从而出现这种所谓困难的说法？我开始研究12～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起初是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后来扩大到一个州。事实总是最公正的。了解的结果是：在12～15岁的人中间，违法和犯罪分子比15～18岁的男女青年中的违法和犯罪分子多一倍。
我研究了460例刑事案件的侦讯材料。每一个给社会提供违法分子或犯罪分子的家庭，总是存在着某种缺陷。有时候父母本人似乎并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很多家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精神上非常贫乏，而在这些少年学习的学校和班集体里，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把什么当做生活中的乐趣。
我举一个惨痛的事例，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平静的小城市里。一个14岁的少年在滑冰，他看到一个8岁的小男孩，就把小男孩叫到身边，朝着有个冰窟窿的方向指了指，对他说：“到那儿去滑，那儿的冰又平又好。”小男孩掉进冰窟窿死了，而那个少年又滑了个把小时才回到城里，他向同学们讲述他怎样使那个小男孩上了当。死去的小男孩的父母悲痛万分，他们问这个少年：“你是知道把小孩引到什么地方去的，难道你的心竟没有颤动一下吗？”少年平静地回答说：“我又没有把他推到冰窟窿里去。他自己滑到那儿去的。我只是劝他到那儿去滑冰——那儿的冰层平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跑来告诉我们？可能小孩还有救……”对这一点，少年回答说：“我可用不着跑回来，关我什么事。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
我和这个少年谈过话，和他的父母、教师、少先队辅导员谈过话。我看到的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景象。父母和他们的独生儿子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爱好。这孩子只有两种感情：满足或是不满足。家庭里高于一切的是两种需要：吃好、睡足。这个少年不理解一个人多么需要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得到欢乐，不懂得为别人做好事、创造幸逼的欢乐。而学校里只要这个男孩子学习成绩不是2分，只要他不破坏纪律也就满足了。我问一位女教导员，她在这个少年身上已经培养起或者准备培养他什么样的精神需要时，她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对于这个人在童年期和少年期把全部精力贯注到什么地方，耗费在哪个方面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回答。实质上，学校没有考虑在一些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上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