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少年期的矛盾

3.少年期的矛盾

少年会像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那样，产生一种想法：“我是一个像我父亲、母亲、教师以及任何一个成年人一样的人。”这种想法往往会在少年的头脑中产生大量激烈的矛盾。少年把周围的一切事物以及所有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人明显地划分为善的与恶的。少年还不善于深入思考一些事实和现象的本质。他对善恶的评价是直率的，首先是充满激情的——强烈、公开和生硬的。他往往会仓促地作出结论。

我在自己笔记的开头部分讲到有个少年，在教师指责他不尊重人的劳动之后，突然发起火来。为什么他竟会对教师出言不逊？（如果可以把那些语气生硬，然而从少年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一些俏皮话看做是粗暴无礼的话）他已进入到那样一种精神发展时期：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感到激动不安并且兴致勃勃。他似乎觉得，他所听到的和在生活中所见到的事物之间有一种相互抵触的东西，这使他感到惊讶。少年的突然发火正显示出少年期精神发展的一种矛盾，即是一方面对邪恶和说假话毫不妥协并准备与那种稍微偏离真理的现象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善于理解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现象。

对少年精神发展的这一矛盾必须注意。在少年期的这一矛盾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对邪恶的不妥协。这是对邪恶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对一切贬低少年关于真善美概念的一切现象表示仇视与厌恶。要像珍惜无价之宝那样珍惜少年心中这种对邪恶不妥协的火花。不要去扑灭少年不妥协的冲动，也不要要求少年做到在生活的一切场合，凡事都要首先进行周密思考与权衡，然后再决定他自己应该做什么？爱或恨、喜或怒，进行干预或袖手旁观。记得康·乌申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性格是在青春烈火之中铸成的5。千万不要去压制少年对他见到和知道的丑恶现象的那种急躁的和充满强烈感情的反应。当您看见少年冲动的时候，当少年对我们生活中的不良现象说出自己看法的时候（当然，在他的话里也会有错误），不应当忘记，我们遇到的正是人的性格的形成过程。心灵之火，假如不去刺伤它的话，是不会熄灭的。只要心灵之火在燃烧，就是莫大的幸运。请支持少年，帮助他理解他自己的各种想法和疑难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如果真理是在少年一边，教育者自己也会充满一种崇高的激情。他就会成为少年的同伴、朋友和同志；而这在教育工作中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当然，事先规定的感情是没有的，教育者不可能预见到自己内心的冲动，然而他的感受应该是他真正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如果教师力图扑灭那种希望战胜邪恶而点燃的情感的火花，就会使少年养成冷漠和伪善的性格。一个孩子或一个少年，当他看到邪恶与欺诈行为后，无动于衷地瞧上一眼，然后走来向您请教，他该做什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但愿您不要以为，您在教育的田地里培育出了好庄稼。这可不是小麦，而是飞廉。冷静地审视和预见只能培养出胆小鬼和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庸人。

只有当狂热的激情使少年人的心灵激动不安的时候，教育才能成为一种塑造人的工作。虽然少年们还缺乏经验，他们难以找到一种抒发自己心灵之火的途径，应该使少年在接受周围一切事物时，在他们的心田不留下一个平静的角落。少年教育工作中的最大危险是感情上的沉睡状态。如果一个少年的心处于沉睡状态，任何崇高美丽的话语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空话。而如果一个人的心处于睡眠状态，则真理可以为其理解，然而却不能成为他的信念。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情感的参与，少年是不会把教育者对他所揭示的真理运用于自身的；这样，教育就不能成为一种自我教育，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

如果您想要使自己的话始终为少年所理解的话，那么请您点燃对周围世界进行情感评价的火花。请仔细倾听那些使少年感到激动和不安的东西。不偏不倚是个无能的教育者。但愿偏袒会使教师所说的话充满生气和有血有肉的思想性。

当一种思想在心底里确立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十分可贵的、神圣的准则。所以应该使少年的心灵充满丰富的思想。表明一种思想不可能不带感情。我们心爱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为全世界劳动者造福的一种最崇高的关切和对共产主义、民主、和平以及正义的敌人的仇视。教育的艺术在于要使每个人的心坎里都有一个小型的斗争领域，也就是惟一真正的善——共产主义与最可怕的恶——仇视人类的世界观和人压迫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领域。当善意味着只是斗争、只是勇敢、只是工作和只是鼓足干劲的情况下，少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使每一个开始踏上社会的人能正确地确立自己的立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不仅要有一颗燃烧着高尚火焰的火热的心，而且还要有智慧与能力。要指导青年生活，这就是说，首先要教育他们永远不要做一个“心安理得”的人。这就是要教导他们在地球上，在自己的周围发现这样一块土地。年轻人在开垦与耕耘这块土地的同时，树立起一种真正的善，即共产主义思想。您要为少年的心灵之火未能迸发而感到不安。只有当受教育者在您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确认自己是个公民的正确的斗争道路时，他才会倾听您的有益的劝告。

少年期的第二种矛盾：少年想要成为一个好人，追求理想，而同时他却不喜欢别人对他进行教育，不能容忍赤裸裸的思想和倾向。这种赤裸裸的思想和倾向有时会成为学校教育的真正灾难。弗·恩格斯说过：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6。这种思想对教育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假如一个人像发现真理那样为认识真理而竭尽自己的努力，那么这个真理对他来说就会是十分珍贵和亲切的，尤其是在少年时代。您应该找到一条通向少年心灵的途径，使少年的心对真正的道德美的榜样倾羡不已，并产生一种惊叹和景仰的感情。如果少年有了这种感情，那么概括道德原则的思想就会成为一种个人思想上的收获与个人所获得的精神力量。

在谈到我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对祖国的爱和准备为祖国的荣誉、光荣与强大而献身时，教育中那种赤裸裸的偏见尤其不能容忍。崇高的言词只有当它们埋藏在心灵深处不受侵犯的时候，只有当个人的思想渗透到自己最珍惜的领域中去进行自我反省并提出问题：“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我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的时候才会激动人心。

我对少年们讲述有关谢尔盖·拉佐的故事，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我的学生，人人都能作自我反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想做好事与建立功勋的意愿看做是祖国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我坚信，集体的教育作用是以自我反省和自己想对祖国的宏大事业有所贡献的想法作为起点的，更确切地说，一个少年在对自己的生活目的问题作了考虑之后，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人们对自己是怎么想的，是怎么看的？”只有当刚刚被您引上艰难的生活道路的那个人把他自己与他所向往的和受到鼓舞的道德理想进行比较的时候，教育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当一个集体里的成员都能进行这种内心比较时，这个集体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因为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向自己本身提出较高的要求，因而对同志们也提出同样高的要求。教育者仅仅在我们社会的基层组织中把一个集体划分为“纯的”与“不纯的”两类人，把好学生与坏学生加以比较，这样的教育是极为简单和软弱无力的。集体对个人施加影响是一种非常细致的教育方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们相互精神关系中的最为娇嫩与脆弱的东西。只有当一个精神最脆弱的人从自己绝大多数同伴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对道德理想的向往，看到了他们一定要攀登道德美的顶峰的强烈愿望时，集体才能成为一种真正使人上进的力量。要建立一个作为教育力量的集体，就必须从形成思想观点与思想信念着手做起。

在许多学校的集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的现象：一个被叫来参加整个集体“讨论”的学生往往会感到，别人对自己施加影响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他好，倒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别人。对精神生活的各种复杂现象在那样一些场合进行集体讨论不可能是富有同情心的和诚恳的；少年往往要经受一种“掏心”的痛苦，而他之所以变得“桀骜不驯”，拒不回答或者对那些“忏悔”和“保证”之类千篇一律公式化的东西嗤之以鼻，这一切并不能说明他道德败坏，恰恰相反，而是证明他的精神冲动是纯洁而高尚的，他对虚伪是毫不妥协的。

对少年和孩子的教育，像对成年人的教育一样，只有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自我教育是人的尊严的具体体现，是推动人类尊严的车轮前进的强大潮流。教育少年的真正艺术就在于给少年提供一种机会，让他自己去思考，如何教育自己，如何变好，如何在克服困难和感受胜利喜悦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奋斗。如果想“迫使”他作出改正错误的许诺，强迫他说出“坚决改正”的话，那么他至多不过感到，这是一种骗人行为，因为他并没有想过，应如何改正错误以及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有些什么要求？如果谁也不想去深入了解一下产生不道德行为的那些个人的原因，小孩子往往会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教育对象而已，而当着整个集体的面是很难让他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在学校工作30年中，我得以分析100例几乎完全相同的过错：青年对家长隐瞒了教师打的不及格分数。然而每次都有着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道德和感情动机，而主要的是：假如教师不是在学校—家庭联系册上打上不及格分数（这是专门给家长看的），而是和这个少年谈一谈，给他布置个别作业，约定好个别谈话的时间（当然，不是考试，而是谈话），这个少年就会有较多的自信心和自尊感，而这对教育工作来说就算是取得了一半的成绩。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对人的精神世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而是一种刻板的、公式化的决定：有过错或没有过错。可是在生活中往往会有成千上万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是根本不能从这样一种角度来作出判断的。应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少年的思想成长，最主要的是应该看到，少年在确立公民的尊严感与自尊心。

如果缺乏科学远见，如果不善于今天就在少年的心中撒下数十年后会发芽成长的种子，教育就变成一种最原始的照料，教育者也就成为没有文化的保姆，而教育学就会成为一种巫医术。必须有科学的预见，教育过程的技能主要实质就在于此。细致的，深思熟虑的预见愈多，则意想不到的不幸就会愈少。在作为意图基础的思想与使这个思想变为现实的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意愿。我从不召集家长来讨论某个学生内心世界的一些细枝末节。我曾对少年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将花一年的时间准备家长座谈会。谁愿意，就让谁朗读自己的作品。让家长们听一听。”少年们被创作竞赛的气氛给吸引住了。人人都想露一手；连一点儿奖励好的和批评坏的痕迹都没有。而集体教育力量恰恰就在于使每一个人都想要别人对自己有好的看法和好的评价。要努力做到，使您的每个学生在少年时代渴望在集体面前显示自己的长处，并努力做到让那些激励的感觉因为人们对自己有好的看法而长久地保留在少年的心中。

现在我们来看少年时期的第三个矛盾：希望自我肯定但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少年有个重要的发现：一个人的道德尊严，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在工作中的成就表现在社会的好评上。

大家以尊敬的态度谈论某一个人，以鄙视的态度谈论另一个人，而对第三个人却什么也谈不出，就像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似的。少年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少年期的这几年中，他们的心对一切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不寻常的事物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关切，这并不是偶然的。

对自我肯定的渴望，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获得社会好评的愿望激发了少年内心的精神力量。他感到必须有所行动。但是，要行动就必须有目标。共产主义式的自我肯定乃是教育的理想境界。一个人，我们引导他走上生活的道路并为他准备了走上工作及为祖国服务的漫长道路所需要的一切，他就应当像一个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去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人那样，像人民的忠实儿子那样，像反对我们的思想敌人的坚强战士那样来表现自己。人们只有在少年时代经常去克服困难与障碍，才能形成这些品质。只有那些来之不易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人的珍贵心爱之物。

真正的自我肯定只能在精神斗争中产生，也就是当一个人在集中意志力并将次要的行为动机服从于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行为动机，同时感受到战胜困难的喜悦和激动人心的自尊感并亲眼看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产生。

应该把少年的精力引向何方？应该用什么来考验他们克服困难的志向呢？这是少年时代教育实践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斗争应该表现在哪里？少年应该反对什么？不能片面地来对待这个重要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信念没有经受过考验，没有在克服困难与障碍的过程中得到磨炼的话，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公民、劳动者、继承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全面发展的人和自己孩子的教育者。这种信念的考验，就像我多年经验证明的那样，乃是少年时代和青年早期的人的自我肯定的实质。

应该把精神斗争理解为就是一种世界观的斗争，一种为自己的信念而进行的斗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杰出战士谢尔盖·拉佐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信念应当通过饱经忧患痛苦的途径获得，应当检验其生命力。一个人与其放弃自己的信念，那么他还不如早点死去的好。”7人类在不断完善人的精神面貌的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最大的恶，即资本主义和人压迫人。

世界各国都在为争取人们的心灵、信念、人生观以及各种情感而进行着斗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竭力在苏联青年中散播冷漠与不问政治并煽起不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情绪。我们社会里的每一个男女青年都投入了反对这种精神邪恶传播者的斗争，投入了为争取共产主义的信仰，为对世界上惟一的真理——共产主义思想的真理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斗争的行列。当前，教育青少年的艺术就在于用浪漫主义的斗争精神来吸引他们，使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对敌人进行不屈不挠与毫不妥协的斗争的真正的战士。

今天，在走向生活的一代代人的面前还存在着很多恶习：懒惰、无知、感情粗野与浅薄、缺乏美感、迷信、自私以及把本能的冲动凌驾于崇高的责任感之上——很遗憾，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周围还比比皆是。现在，在人类面前，在研究和利用自然力量以及智力向自然界奥秘渗透的范围内，正展现出一个高尚的，波澜壮阔的精神斗争的场面。

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教会青少年肯定自己。我们的职责，形象地说，就是要把少年引导到使他能够看到敌人的环境里，使他产生要与敌人进行决斗的强烈愿望，使他能够认识自己，就像谢尔盖·拉佐说过的那样，通过饱经忧患与痛苦的途径去获得自己的信念和坚定的信心。真正的教育大师只会为走向战斗的学生祝福，而不会害怕他的学生会干出什么不体面的勾当和越轨的行为。不道德的和卑鄙的东西是永远无法进入一颗受到高尚激情鼓舞的年轻人的心中去的。应该在年轻人的心中激发起为别人做好事的愿望，以此来防止邪恶的侵袭。一个人只有在与邪恶进行斗争时，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善的标志不只是要为自己亲近的人创造幸福与欢乐，而且还要对邪恶毫不妥协以及与思想上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为了教会少年肯定自己，不应当寄希望于找到一种万能的方法。自我肯定过程对少年来说应成为他生活的真谛。在学校里学习的少年的生活首先是一种智力生活。我们应力求使学生的丰富多彩、内容充实的智力生活成为一种思想领域的生活，力求在我们学生的年轻的心灵中锤炼出锋芒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道德的武器。对少年的精神生活及其内心的精神斗争进行指导，这就是锤炼思想武器。我是这样想的。当青少年在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冲突时，照谢尔盖·拉佐的说法，往往会用自己的见解去与敌对思想进行单独的决斗，在年轻的心灵里燃烧着对敌对思想势不两立的熊熊烈火。那些被资产阶级宣传家们所撒播到我们土地上来的思想上的飞廉种子会被年轻的心灵之火烧为灰烬。少年只有处于一种进行思想教育最必须的环境中，即在少年的见解并不是背诵真理的产物，而是思想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的环境中，他才会作出结论：“我是对的，而我的敌人是错的。”

要使每一堂学习社会问题的课都成为青少年进行精神斗争和自我肯定的场所，这大概是表现教育技能的一个最复杂的方面。帮助学生作出自我肯定正是在智力生活领域中开始的。少年想“表现自己”的最初萌芽就是在这儿破土而出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是构成他们的品行与活动的内核。对少年缺乏思想性与不问政治的倾向应当十分警惕。产生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就寓于这类不幸之中。少年的鲁莽、不听话、用巧妙的方法博得同学们赞赏以及忽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义务与纪律——这一连串“反抗精神”正是一种缺乏坚实的自我肯定过程——丰富多彩的思想生活——的基础的表现。

我们的少年在成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都要受到社会观念与社会意向的影响。教学过程中真正的公民教育是在少年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受到某种思想的鼓舞、激励和肯定的时候开始的。人类的知识是在艰苦的、常常是在流血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是人类自我牺牲，建立功勋的精神美的标志。在通向幸福的顶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人类斗争史上的每一页都像烧红的铁块那样热烈而激动人心。这部历史的每一行字都为少年燃起永不熄灭的激情的火焰。培养激情满怀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就意味着要使年轻的公民把自己的心与伊凡·苏萨宁、谢尔盖·拉佐、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等人的剧烈跳动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使那些火热的历史篇章激发年轻人的心，鼓励他们去努力创建英雄业绩并教导他们生活。

一个人在少年时期比一生中任何其他时期更需要别人的帮助与建议。聪明而敏锐的教育家往往就能成为这种年龄少年的精神导师。那么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还会遇到这样一种少年期的矛盾：一方面非常强烈地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建议，但同时又似乎不愿意向长者请教？在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令人奇怪的矛盾中隐藏着一种少年想要独立行动和表现自己的愿望。

怎样才能克服这一矛盾呢？教育者要成为真正的精神导师，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思想上的一致。教育的不幸就是因为缺少这种一致性。一个少年做出了不体面的行为，教师就会严厉批评道：“难道你在家里看到过这样的事吗？！”然而，不幸的是少年有时候会感到孤独，虽然他处于人群之中。处于人群之中而感到孤独，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管是谁——教师还是家长——都不知道少年的精神寄托是什么？特别不能允许的是不了解少年有哪些精神需要，不了解脑力劳动、书籍和艺术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一个少年感兴趣的只是电影、电视、晶体管收音机和磁带录音，如果这个少年不知道，他费劲地攻读的那本书并不能激发他去对自身命运作什么思考的话，那么不管你为他操多少心，他仍然会感到孤独。

教师应当是一个能够懂得和觉察少年思想和情感脉搏的人。当然，如果教师走到少年身旁询问：“喂，你在想些什么，请谈谈吧？”——这样做是会把学生给推开的。只有那种能与学生思想感情一致，共同关心社会利益并与其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人才能成为少年的导师。只有当我和学生感受同样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当我能够把自己心灵的一部分灌注到学生心灵中去的时候，我的心和学生的心达到了彼此了解。精神上的一致就表现在从自己的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心灵中的东西倾注到学生的心灵中去，那么学生就会来向我讨教并要求帮助，就会来向我倾吐衷肠。

一方面是数不尽的期望，另一方面是实现这些期望在能力、经验与条件上的限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少年期的一个复杂的自我肯定过程。少年时代的认识特征可以这样来确定，即他们以关切的眼光注视着人们。少年对那些建立了功勋以及在劳动、科学和艺术方面作出成就的人颇感兴趣。无论是能工巧匠的作品、无论是演员的创造性劳动，或者是运动员的成绩都能使他们感到激动。因此，少年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其兴趣是经常在变化的。他昨天迷恋技术创造，而今天却醉心于绘画了；昨天他感兴趣的是少年自然科研组的工作，今天却是摄影，而明天他想的却只是足球了。而当长者对他们说：“别贪多嚼不烂，考虑考虑学习吧，”——他就会觉得成年人的要求过于苛刻。这就是产生“违拗症”的原因之一，即总是竭力违背别人对他提出的合理的要求与劝告。

用禁止的办法是不能在少年的愿望、兴趣、志向与其力量、能力、爱好之间建立起协调一致关系的。少年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在这些大量的愿望中他们表现出一种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想试探自己的力量、条件与能力的渴望。他们的爱好经常在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应当帮助少年进行这种探索。然而应当注意，少年对别人对其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是持怀疑态度的。如果教育者不了解少年的精神世界，那么即使是善意的劝告也会被理解为禁止做这件事或者命令去做那件事。少年在感到迫切需要明智的劝告时以及在选择活动方面感到犹豫不决时，他甚至自己本人也害怕承认这一点。他害怕自己会给别人留下一种不全面的印象。他不能容忍带有倨傲语气的劝告而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以达到用故作姿态的信心来对抗对自己活动的干预以及想用坚定果敢的表现来掩饰自己的束手无策。教育者的任务是要使少年的许多爱好中有一个比较坚定的爱好并使这种爱好成为他自觉的志向。在少年时代，尤其是到年岁较大的时候，合乎规律的一般情况是他们不再沉湎于抽象的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有意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与能力以及考虑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和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保护这种爱好并使那种更加符合少年力量与天赋的活动成为他们长时期从事的活动。重要的是不要有那种将来一事无成的轻率的爱好。爱好劳动与创造——这是做人的根本。

不热爱事业，在事业中没有取得出色的成就，没有自尊感，也就失去了做人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不能在劳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他长大后就可能会一事无成。教育不应该归结为只是寻求一种手段来防止懒散以及为使少年不入“坏伙”等等而随便用一些什么东西去填补他的心灵。愿望与爱好的培养是教育过程中最细致的一部分工作。在这方面只注意表面上的平安无事是十分有害的。所有少年都已有所爱好了，但愿这不会使教育者感到高枕无忧。主要的是要注意每个人爱好什么？应当看到每个少年的愿望与兴趣是在发展变化的。最后，应当把少年所必需的东西变成他的愿望。不要把一些任性的念头当做愿望。假如教育者允许少年们每天在体育室玩几小时的话，那他当然会使少年们感到满意的。К.Д.乌申斯基写道：如果教育希望一个人获得幸福，那它就应该不是为幸福，而是为劳动而对他进行教育。幸福不可能是无忧无虑和无所用心的。

故意否定权威、向往理想的东西，但又怀疑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否可能存在理想的东西，——少年时代的这种矛盾心理是以反映个性的自我肯定过程的复杂心理现象为基础的。

如果失去了对理想的道德目标，也就不可能对少年进行教育。脱离生活，脱离“恶罪的土地”是有害的，可是把对理想的热望“具体化”，其危害也不亚于前者。不能把小学生守则中的每一个细节和道德标准相提并论。一个少先队员没有带红领巾，就马上责备他：“你忘了我们中队是以谁的名字命名的吗？是以一个英雄少先队员的名字命名的。他为了红领巾献出了生命，而你是在干什么呀？”一个教师发现少年顽皮淘气，立即来一段关于英雄与理想事迹的冗长的谈话：“我们昨天谈过一个为抢救社会主义财产而献身的一些拖拉机手的故事，而你是在干什么呀？在课桌上乱画乱涂……难道奥列格·柯舍沃依是这样对待公共利益的吗？难道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课桌上乱画乱涂过吗？”

教育者的任务是要牢固地树立一种对理想的纯洁而崇高的想望。不要贬低这种想望，不要使年轻人的心中对有可能接近理想这一点产生怀疑。不要把神圣的真理与神圣名字变成零星的小铜钱和浇在少年火热的心上的一瓢冷水。对理想的纯洁而崇高的热望是人的一种巨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对它应十分珍惜，十分爱护。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一般不需要讲很多关于理想的话。关于少年对理想的信仰和希望成为像理想人物一样的人的愿望，这些都要他们多思考，而少在口头上念叨。不能在孩子的淘气行为与对理想道德的要求之间画上平行线。淘气鬼也能够成为真正的英雄。理想的人就是一个具备一切他所特有的感情、意向和爱好的人。

为了认识和确立道德准则的理想而在思维与心灵的内部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初看起来不易察觉的，非常复杂的教育过程。它要求教师具备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高度的文化修养。应该教导学生，照马雅可夫斯基的说法，“照谁的榜样来生活”，但是要教得得法和关心体贴。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自我教育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而这种融合愈是自然紧密，就愈能通过内心和感情来影响智慧。

少年鄙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同时具有敏感的自尊心，这种少年时代的矛盾要求教师掌握严格的分寸和尊重学生的个性。对少年的教育工作应当着重于发展健康的进取心，即自重与严于律己。多情善感、禀性聪颖以及对语言与美的敏感——这是影响人的心灵的最细腻的手段。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教师如何巧妙地和恰如其分地肯定少年心灵中那种他们应当感到自豪的以及被社会看做是美德的东西。同时，十分重要的是要做到，社会对个人的优点的好评不是在奖金、奖励等等方面反映出来，也不是通过用一个人的优点与另一个人的缺点相比较的方法反映出来。因为这样的评价方法只能培养儿童的个人名利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在于它会使少年把精神的炸药一辈子隐藏在自己的心中：从一个小小的功利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大坏蛋。

这种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美德教育，比如说教育孩子要做像瓦尼亚那样的好人，而不要做像彼契卡那样的坏蛋，这样的教育会把年岁还很小的孩子就给引入了歧途，它对少年来说是一种精神毒药。要让小孩子为自己的长处感到自豪，而且并不因为自己有这些长处而期待任何奖励、好处和奖品。我了解这样一件事：在六年级曾经有个很有数学才能的学生。每次测验总是只有他得5分。可是有一次测验的结果却使大家感到惊奇：得5分的不仅仅是那位天才的数学家，而且还有4个学生也得了5分，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绝大多数学生得4分。那位天才的数学家就不高兴了，并且还大声地哭了起来……教师对此感到奇怪，他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孩子们却是明白的。有个小女孩就说：“他之所以哭是因为得5分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且还因为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

这种建立在对比基础上的教育往往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教师总是把优秀生的才能与平庸的常得3分的学生作比较。于是这样一种思想就在少年的头脑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之所以是个好学生是因为有差学生。要使每个人都能有引以自豪的东西。如果一个教师不轻易责骂学生，能够经常发现学生工作中的好的方面，那么教师偶尔对学生的夸奖就会被看做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自尊感是一种高尚无私的感情。它表现出人们之间细致的、美的和崇高的相互关系。当一个人仿佛在镜子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当他把那种存在于他本身的善良的东西贯注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并在另一个人身上体现的时候，就特别感到有一种纯洁而高尚的自豪感。我总是力求让少年把自己点点滴滴的精神财富赠送给别人，以便使友谊、同志情分和兄弟关系建立在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精神交流上。

精神财富的交流，把这些精神财富从一个人的脑海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脑海中，从一个人的心中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心中（这也是个人生活中很细腻的一个方面），构成了集体关系的一部分。防止孤僻和个人精神世界的隔绝乃是一种避免利己主义和自高自大的方法之一。要达到这样一个教育目的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么轻而易举。教学过程的内在规律本身就包含产生孤僻与隔绝的危险性，因为在学校里总是不断强调（别无他法）：“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别指望别人，因为对脑力劳动的评价总是个体地进行的。”为使学校生活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就不应该只局限于课堂教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智力活动是交流精神财富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是面对浩瀚的科学所产生的惊奇感，强烈的求知欲，灵感的闪现和智力劳动的喜悦，而另一方面是对学习和日常作业抱不踏实的，甚至是轻率的态度——少年期的这一矛盾反映了少年在智力活动范围内的自我肯定的矛盾。一个人在少年时代第一次感觉到学校教育只不过是科学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只是科学巨著中的第一页。集体的智力活动愈丰富，科学的地平线就延伸得离学生的视线愈远；一个少年知道得愈多，就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知识贫乏。

因此，教育的艺术就在于使少年的智力兴趣在掌握科学财富中得到满足。在思想和智力活动范围内肯定自己——就意味着把日常的、单调的学习劳动不仅看做是一种义务，而且也看做是一种精神需要。这完全取决于教师。真正的教育家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正在对少年智力的自我肯定做引导工作。他善于把学校知识与科学相结合，努力使学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听话的“知识购买者”，而是一个有求知精神的研究者。在对学生的智力活动进行引导的时候，要注意他们的个性特点，这在教师的创造性实践中有着很大的意义。在准备给二三年级学生上课时，可以较少考虑具体的孩子，较多考虑智力劳动总的内容。可是在准备给六七年级学生上课时，教师首先要考虑少年们的个人特性：应该如何引导才能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他们在掌握学校知识的同时正在接近（虽说是缓慢地）科学的地平线？

少年期的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思维方法的改变所决定的。因为儿童的具体的形象思维正在让位于抽象思维。少年开始用概念来进行思维，而这仿佛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他力图用逻辑思维的方法来认识生活现象，但是很难把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世界纳入形式逻辑。由于对某些现象的分析缺乏经验造成了判断的片面性，因而产生了一些少年所特有的错误、仓促的结论与总结。可是由于少年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他的身外之物，同时包括他自己，他对他自己也作出了片面的与仓促的结论，时而夸大自己的优点，时而又夸大自己的缺点。由此而产生那种一方面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不满意自己的两种心情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我的一个最机灵的学生尤尔卡，在五至七年级时曾经被认为是个杰出的数学家。在集体中形成这样一种评价：尤尔卡任何题目都能解答出来。有个女孩在每次测验前总是“丧失信心”；尤尔卡以自己的信心与朝气从精神上支持了意志薄弱的同学。可是，同学中谁也不知道他的这种信心是靠什么力量来支持的以及他单独一个人时内心有什么感受。他对我说，代数对他来说是门最可怕的课程。“我怕做习题，”——尤尔卡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可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为自己不行，我做起习题来往往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我挑那些最难的题目一个劲地做呀，做呀……可是临到要去测验的时候就像上刑场一样。然而我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便同学们，特别是女孩子们，以为我什么也不怕。假如他们在我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那么他们就会惊慌失措，解不出题目。”

在思维的特殊性中包含着少年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往往是从反对或者否定学校布置的作业开始的，作业是每天都有的，对少年来说往往是十分单调的工作，他觉得这种工作与宇宙飞行相比，就像是蚂蚁在忙忙碌碌搬东西，——舒尔卡（六年级学生，也是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就是这样把学校的学习与科学的发展作比较的。对学习的轻率态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由此也形成了少年反对成年人“侵犯”其独立性的“保护性反应”。

“教师问我有关南美洲某个地方的地形，可我却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人们已经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难道还能够认为这些山谷与盆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尤尔卡说道。

要克服这一矛盾，就要求教师在指导智能劳动过程中掌握高度的艺术。这不仅是教学论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普通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不要把现成的知识教给少年，把他看做一个记忆的个体，而是应该在学生面前进行思维——这是使少年思维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懂得少年精神世界的有经验的教师就好像是在号召少年向科学的地平线进军一样。他把点滴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用到自己所教学科的学校基本课程中去，于是少年就忘记了，他离那些使他如此激动的“高级问题”还远着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研究者和思想家。他把课堂教学、课外阅读和阅读其他书籍连成一条线。少年从智力劳动中得到了快乐，这不仅使少年对课外阅读材料产生了兴趣，而且也对课程本身有了很大的兴趣。

我把造就思想劳动者和使列宁的形象成为少年们仿效的榜样看做是教育者的使命。像列宁那样掌握知识，像列宁那样珍惜知识，这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公民教育的主要基础之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总是善于这样地来阐明材料的内容，务必使学生十分重视科学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在科学与愚昧无知、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产生与被确认了的。

浪漫主义的热情洋溢与……粗野的举动，道德上的无知；对美的赞赏与……对美的嘲讽——少年期的这些矛盾往往会给教师们与家长们招来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娜·克鲁普斯卡娅曾经写道：“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静的孩子突然像脱缰之马那样出言不逊和恣意破坏等等。”[1]有些家长和教师认为，似乎那种想折断、毁坏东西和想要打人，一般是少年天性所固有的特征。这是非常错误的：残暴行为从来就不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特征。

少年时期智力与感情领域的相互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矛盾就是隐伏在这一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往往不被教师和家长所注意。对这一变化研究得还很不够，而教师们由于对此缺乏准确的科学认识，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往往根据猜测和少年对一切涉及其个人的事物反应总是异常强烈的一般推论行事。

智力与感情领域相互关系的变化是以解剖生理过程为基础的。这种过程使少年的思维产生质的变化。他一边进行抽象、概括和好奇地仔细观察周围世界和自己本身，一边思索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现象——思想坚定、刚毅、勇敢、忠于信念、大胆无畏、渴望认识和洞察大自然的奥秘以及决心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追求浪漫主义的东西就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新的质变阶段的结果。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为浪漫主义精神添了双翼，也是少年进行道德上自我肯定所必不可少的动力。做少年的导师就首先要让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到人类思想、爱好与理想的世界。这就是说，要在少年的意识中树立起关于生活的崇高目的和人民理想永垂不朽的思想。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和对人的伟大精神的赞叹能使少年的感情变得高尚，培养细腻的感情。没有浪漫主义精神就不会有感情素养。

可是，少年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似乎与其智力活动开始发生矛盾。浪漫主义精神受到了思维的剖析。少年力图在理解周围世界的种种现象的同时，也要了解自己的感情。他为自己的感情感到羞愧，怕别人把自己看做是个过于多情善感的人。他觉得那些细腻、善良和仁慈的感情是儿童所特有的，而他希望尽快地与儿童时代的一切东西一刀两断。他不善于在人们的精神现象中发现细腻的感情，这些现象只能使他感到惊奇并为之神往。少年感到精力旺盛，他靠了自己体格上的健壮有力，能够吃苦耐劳，希望通过有关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能耐。如果教育者对少年的感情素养的教育有片刻的忘怀，那么少年就会很快丧失在儿童时代所获得的那些东西。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我曾经与一些七年级学生在第聂伯河沿岸旅游，在一个夏季温暖的傍晚，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荒僻的，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公墓，它的一边与一个不大的沟壑接壤。在悬崖的顶端长着一棵不高，但相当挺拔，枝叶茂盛的杨树。我们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当我在朦胧之中听到我的学生纵声大笑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站起身来，看见男孩子们站在小杨树的周围，而维加正在拼命地想把这棵小杨树连根拔起。杨树已经弯倒在沟壑上，眼看就要折断了。我走到孩子们跟前，他们感到很窘，都回到帐篷里去了。而维加则低头站着。我找他谈了话，我们谈了生活与理想，一直谈到深夜。我发现了少年精神世界的新的境界。维加钦佩一些大胆、勇敢的人物，他只看到他们力量的外部表现。他读了很多关于斯巴达克的书籍，留在他记忆中的斯巴达克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人，而斯巴达克的高尚而细腻的情感和内心活动却没有引起这位少年的注意。

如果要培养一种可以称做没有旁人在场的个人诚实，就需要对自己的行动实行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监督。这种监督是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就是少年期的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要绕过它们或者完全把它们给推开是不可能的。高水平的教育工作可以使这些矛盾得到缓和与减轻，而笨拙低能的教育工作则会使这些矛盾更加深化、激化并导致冲突。在希望和努力达到自我肯定与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之间不相适应是这些矛盾的共同特征。为了使少年时期这一矛盾不导致冲突与破坏，应该把年轻的公民培养成具有成熟的思想、刚毅顽强和思想上坚定不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