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形象·意义——高中语文文学赏析策略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张婧婧
对于语言、形象、意义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传统课题。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有言、象、意的相关说法。今天，我们的语文教与学所面对的文本，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学之外更加宽泛的范围，比方欧美的文学、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等。再加之文学欣赏，和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欣赏，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操作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教师自身在进行文学欣赏时，往往会将自己个人的体验、生活的经历以及文学的积累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不知不觉中就跨越了学生在欣赏时可能面临的鸿沟，使得这种教学中的文学欣赏不可“复制”，学生也难以举一反三，更遑论品味语言的个性化、结构化的特点。本文尝试从个人教学经历中选取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赏析情境，勾连语言、形象和意义的关系，探索高中语文文学鉴赏教学的新途径。
一、对于语言、形象、意义的分类研究
空泛地谈文学的语言、形象、意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令人疲惫的，因为在不同的作品中，它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学者将语言、形象、意义分别分为三类：语言分为正方向、负方向与命名；形象分为新形象、旧形象与无形象；意义分为旧意义、新意义与无意义。
此种分类中，语言的正方向指语言表达中规范易懂的含义，负方向指规范语言的言外之意，语言的命名功能则是规范表达的基础，是对世界的归纳和整理。文学新形象包含两种形式：一是很少或从未被人提到的具有新鲜感的形象，一是“陌生化”效果下的常见形象，如托尔斯泰在《霍尔斯托密尔》中以马的眼光来看地主和私有制。旧形象顾名思义，则是常见的文学形象，诸如“杨柳”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可以成为“离愁别绪”的代称。文学作品大多借助形象表情达意，但是也必须承认一些作品是没有形象的。无形象，比如玄言诗、说理诗，如裴多菲的《自由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一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无形象。旧有的、常见思想感情即作者认为的旧意义，而借助新形象表达的新思维、新感情则为新意义。当读者难以读出作品基本确切的含义或是读者之间的理解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表达可以称之为“无意义”，如某些朦胧诗或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
这种分法，使得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化为一系列更小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关系，变得更为明确，也更容易入手。这种研究对于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文学鉴赏很有启发意义，能够帮我们翻越文学性语言个性化和特征化品味的藩篱。
二、基于高中语文教学实践的再思考
文学语言的个性化，首先来源于对语言规范表达的打破。语言的功用是表达和交流，为了使这种交流和表达更加有效，语言必须力求规范、准确，以便被人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语言表达的正方向。但是，正如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中所说的：“你已经成了一个只具有社会性的人，连藏在你心头深处的思想也适合刊载在百科全书上了。但是你却再也没有希望做一个诗人，如果你想谈情说爱，你会发现你说的那种不带一点个人色彩的语言，很难引起你所希望引起的那种感情。你为了传达而牺牲了表达，结果你所传达的最后只能是既抽象而又干燥无味的东西。”作者不想被牺牲的、带有个人色彩的那些表达就是语言的负方向：具体的、个性的、趣味的，它往往是语言表达的真意或深意，它甚至还可以是不规范和不准确的。与基于交流的追求规范和准确的口头表达或一般的书面表达不同的是，文学语言基本上就是语言表达既朝着正方向又朝着负方向运动的不合逻辑而又不可思议的统一。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甚至还有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做法——彻底跳出语法规范的限制，而只是强调语言的命名功能，这在一些现代派诗歌当中可以看到。当然，摆脱了语法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情感表达的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正是艺术家们故意而为之，甚至是一种积极的追求。不容否认，无意义也是意义的一种，这一点接近于音乐、绘画的表现方式。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约翰·凯奇的《4分33秒》[1]，这是一段著名的无声音乐，表现在乐谱上就是一个不计时长的休止符。表演者并不在钢琴上演奏任何一个音符，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无声胜有声的意义，这需要鉴赏者调动更多的经验来参与艺术创作，体悟没有标答的“意义”，这很有魏晋清谈的妙趣，《4分33秒》大约相当于文学语言中的“将毋同”[2]吧。鉴于高中阶段学生面对的文学作品中语言基本可以分为正方向和负方向，这里就暂不讨论语言的命名这一方向与形象、意义之间的关系。
同样的，我们将另两种分类也做类似简化：将形象简化为旧形象和新形象，将意义简化为旧意义与新意义，以使得讨论更为集中。当然，命名式的语言、无形象的形象、无意义的意义可能在文学欣赏中更为感性，需要更多个人生活经验与体验，更加需要艺术直觉的欣赏。但是，前两种语言、形象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高中文学鉴赏教学中能够解决的，也能够为后一种“高阶”的、更加“个性化”的欣赏打下基础，埋下终身学习的种子。
总之，从语言的正负方向出发，借助或新或旧的形象，最后到达或新或旧的意义。语言、形象、意义之间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关系，就是本文所要探索的文学鉴赏教学途径。
三、语言、形象、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举隅一：从形象出发破解语言的正意义与负意义
和以交流为目的的口头表达和一般的书面表达不同的是，文学语言恰恰实现了语言在同一时刻既朝正方向又朝负方向运动的矛盾统一。文学鉴赏的要务，在于体会正方向——规范表达含义之外的负方向，破解这种正负矛盾的方式就是使用形象。
在《胡同文化》的阅读教学中，有这样一处语言表达值得我们关注：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
作者为什么要在一个封闭守旧老人的前边特意加上“陆润庠”“王垿”这二人，还要特别点明他们“祭酒”的身份呢？这处语言的正方向表达的意义是这位老人守旧、易于满足，那么语言的负方向是什么呢？还是得从这个“祭酒”的形象出发。清代的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其职责大致等于今天的教育部。国子监祭酒是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其职责约等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陆润庠是怎样的人呢？状元、书法家、一个坚决的保皇党和守旧派。从他对于派遣留学生一事的评论就可以知道他的守旧和“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游学诸生，于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法政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人情风俗以为制。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未曾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布其党徒，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改革变法，非重用学生不足以称上旨，遂乃邪说诐行，遍播中外，久之必致根本动摇，民生涂炭。”
再追问下去，在前文作者提示我们的北京市民们安土重迁的特征和仿佛一个个格子的“胡同阵”这一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之后，这处好像是多出来的“伺候过国子监祭酒”的表达在暗示我们什么呢？谁来为民众的守旧买单？恐怕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格买单的不应该是吃虾米皮熬白菜的老百姓，而是这个国家的教育部门，或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汪曾祺先生巧妙地将这层意思藏在语言的背后，而只留下“陆润庠”这个形象做引子来表达言外之意，而这言外之意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这层真意思，恰恰在规范易懂的那层含义之外，这就是汪先生极具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这篇文章中，类似的个性化语言表达还有几处。比如，作者毫不避讳举自己小说《八月骄阳》中的一段对白来说明胡同文化中的“忍”。比如，就在这段对话之前，汪先生又引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老舍就是《八月骄阳》里的“好人”[3]。以上是以《胡同文化》为例，引导学生顺着作者故意留下的“祭酒”的形象出发，慢慢剖析，读出语言正方向之外的那层深意，去感受文学语言的正负两个运动方向间的张力的文学鉴赏历程，进而慢慢走近汪曾祺极具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作者借助形象可以把文学语言的正负两个运动方向“矛盾”地统一起来，借以实现个性化的文学语言。鉴赏者可以通过把握形象，细分文学语言中规范表达之外的负方向的含义，感受艺术张力，读出真意，读出深意，读出作者语言的个性之处。
（二）举隅二：运用语言、形象途径破解赏析难题
炼字法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经典的文学表现手法之一，也是文学语言鉴赏的大类。炼字法往往借助艺术手法，但是某语文高考中，恰恰出现过一道没有手法的炼字鉴赏题：赏析“莺啼过落花”中“过”字的表达效果[4]。
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
王维
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
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贫家。
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
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
如果我们从手法角度来炼字，恐怕难以展开文学鉴赏，而借助语言表达的“形象”，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文学鉴赏过程，把握作者使用“过”字的正负表达意义。
“过”字的施动者既可以是莺，也可以是莺啼。是莺在边飞边鸣叫，以致于啼声穿过了落花，还是莺儿站立枝头，它的啼声穿过了落花？作者为什么看不清？因为枝繁叶茂，翠叶藏莺。“过”字在这一句中，为读者传达的形象是枝繁叶茂的初夏（暮春）。再辅佐以“落花”这一形象，伤春感时的情感便昭然若揭了：花儿落了，枝叶繁密了，春已尽了。这一联中，作者不明说这种伤春感时的情感，而是借助语言表达的一组形象来追求艺术表达的张力，说出言外之意。尾联中“惜年华”三字，则把这种意图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作者自己给出了鉴赏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文学品味高超的优秀作品往往不借助艺术手法来表情达意，而是把功力用在对“形象”的雕琢上，这种雕琢就是文学语言的艺术，就是文学语言表达正负极之间的张力。
（三）举隅三：运用新形象、新意义的路径破解赏析难题
高中语文的文学鉴赏中，还会遇到一些新难题，诸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作者借新形象甲虫，表达属于现代人的新意义、新情感。这就是运用文学语言，借助新形象表达新意义的模式。
甲虫是卡夫卡独创的艺术形象，现代性带来的“恐惧”“不安”是文学世界中新的情感，“异化”是文学领域的新主题。我们可以带着学生从作者语言表达的逻辑走向背后的不合逻辑，以及甲虫这一形象，慢慢贴近作者的真实情感。例如，格里高尔醒来后担心自己赶不上火车、担心请病假被认定为懒惰的一长段心理活动，从语言表达的正方向看，这是规范而符合逻辑的。那么语言的负方向呢？一个人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以后，还在担心迟到、担心别人的眼光，这是不合逻辑的。现代社会中人的“不安”“惶恐”以及“异化”的主题就这样被藏在语言的正负表达之间。当然，这也离不开“荒诞”的艺术表现手法，两者殊途同归，都在“雕琢”形象。
（四）与高中常见艺术手法赏析的关系阐述
值得思考的是，本文所探索的语言、形象、意义的赏析途径和高中教学中常常运用的手法角度切入的赏析途径，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史铁生《合欢树》中的那个“孩子”。
“孩子”并不是一个新的文学形象，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也不是新的情感与意义。作者正是用独特的文学语言——借“孩子”这一文学形象，将这种旧意义表达得更深切、更个性化、更为卓越。在说与不说之间，在语言的正、负运动之间，文学的张力就诞生了。从语言的规范表达这一层面来看，“孩子”的含义不难理解。但是作者表现的这个形象和本文要表达的“我”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这一主题看上去是矛盾的，“孩子”的出现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考虑这一表达的负方向呢？这个孩子填补了作者开始叙述的“十岁”以前的空白，也是作者向往而不能实现的成长历程。他不哭不闹，他能健康长大，他能跑去看看那棵合欢树，他的生命历程是幸福的，他不会知道也不用体会作者这样一种与“合欢树”羁绊在一起的悲苦的人生经历。作者内心深处的那种悲苦、那种对于母子二人悲苦命运的感叹，就叠加在了对于母亲的怀念与感恩之上，使得“母爱”这一旧情感表达得卓越之极，这是属于史铁生的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作者塑造这个孩子的形象时，有没有使用手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使用的不是常见的文学手法，而是类似于绘画中的背面傅粉，又叫背面铺粉、背面敷粉。本来白描、渲染这些文学鉴赏的术语也都是借鉴绘画的。《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就使用过这一术语[5]，脂砚斋批语中也屡次使用了该词[6]。背面傅粉本是绘画的一种特殊的技术处理方法。有人认为这种手法就是在作画的绢面上涂一层铅粉，然后作画，从而把画面衬托得更加清晰、鲜明。这种解释中的着色方式恐怕并不符合“背面”二字的意思。画国画时，真的有在宣纸背面着色的手法，这种手法往往为了使得正面画面中的形象更为立体、饱满，尤其是正面要表现的是使用了“白色”类的不太显色的艺术形象。史铁生先生恐怕就是使用了这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已经是不太容易表达的“怀念母亲”这一旧意义、旧情感的。表面上看，作者写的是孩子，其实他想说的是自己。作者想说的是自己，却偏偏不写自己，写那个孩子。孩子是语言的规范表达——正方向，作者的悲叹与无奈是语言规范表达之外的那层真含义、深含义。文学语言的艺术张力，在这种语言表达的正负方向之间再一次被成功地创造了出来。值得强调的是“背面傅粉”中的“背面”和语言表达中的“负”方向，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那么，文学鉴赏中的艺术手法和本文所说的“形象”这两条途径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手法不过是为作者塑造形象服务的，可有可无，而形象才是文学表达必备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进行文学赏析时，总是把重心放在对手法的分析上，这种赏析大多数时候也是奏效的，但是一旦遇到手法不显豁，甚至没有手法时，就会使我们的文学鉴赏陷入迷局。正如上文所言，在手法赏析行不通的时候，通过作品语言表达形象的分析进而把握意义，是解开这一赏析迷局的可行途径。
四、结语
富有个性的结构化的语言形式，即文学语言，是基于规范的语言的变式。这种富有个性的结构化，便是在语言表达的正负两个方向之间建筑起来的。只不过，语言的正负运动有时候在同一个维度，有时候又在两个不同的维度，再加之规范的表达语言正方向的永恒存在，文学语言的结构是丰富的，变式也是丰富的。
本文所举的若干文学作品或片段，都是借助文学形象，实现了语言在同一时刻既朝正方向又朝负方向运动的矛盾统一。有的是用新形象表现了新意义，为文学世界贡献了新的表现对象，有的则是用旧形象将旧感情表现得更为深切和卓越。这四次文学鉴赏经历，都是从文学语言表达正负方向的矛盾统一出发，借助或新或旧的形象，最后到达或新或旧的意义。这一赏析途径能克服一些高中语文文学鉴赏中的困境，还能拓展学生关于文学语言个性化与结构化的探讨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学科核心素养。总而言之，语言、形象、意义三者之间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关系，就是本文所要尝试探索的文学鉴赏教学途径，也是高中语文手法赏析类鉴赏途径的重要补充形式。
【注释】
[1]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52年作曲的《4分33秒》，全曲三个乐章，却没有任何音符。
[2]出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
[3]汪曾祺《八月骄阳》：“合着这位老舍他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苦命人？”“那没错！”“那他是个好人！”“没错！”（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
[4]参看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上海语文试卷。
[5]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三“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6]《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眉批总述“书中之秘法”的批语：“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