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花岗烈士
在那样的年代，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少年来说，广州发生的即便惊天动地的事情，传至福州，传到耳朵里，需要一些时间。
一日清晨，老师放着好好的书不讲，突然面色凝重地展开一张报纸，讲述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林文等人的绝命书。
因为是福建人，是福建烈士，吴仲禧觉得离自己很近，他紧张极了，竖起耳朵一字不漏地仔细聆听——
辛亥年的春天，广州起义爆发。这是1911年4月27日傍晚的事情。黄兴率先锋队员与清兵浴血奋战，共牺牲86人，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
这场战役中，福州青年林觉民与方声洞等率先袭击总督衙门，负伤后被捕。林觉民身陷囹圄，受尽酷刑，反劝审讯他的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以使将来国家安强，汉族巩结——“系数日，勺饮不入口。弃市之时，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颈就戮，春秋二十五”[1]。
福州人在此役中牺牲多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林文、方声洞、林觉民、刘元栋、冯超骧、林尹民、陈更新、陈与燊、刘六符、陈可钧等19人。事后，林文被孙中山先生称为林大将军，列为七十二烈士之首。[2]
那时，报纸是信息主要的传播渠道，“在长沙、苏州、福州、浙江各地的少男少女都通过报纸（多人回忆是《民立报》）得知这个消息”[3]。《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问世，于右任为社长，“同盟会会员来往日本、南洋、香港、广州、汉口等地，多以《民立报》为联络中心”。[4]
广州起义两天后，《民立报》率先打破清朝当局的新闻封锁，在要闻版头条位置登出该报记者从南方发回的七条专电，向上海及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此后，该报又刊载大量的南方“专函”和补充报道，详尽介绍广州举义的经过以及呈现各种生动材料，以大造舆论，遥为声援。其中，于右任撰写了总题为《天乎……血》的“近事短评”等系列，他近乎悲愤地呼喊：“粤王台下血债模糊，愁风凄雨之中，竟演此一场血战”；“南风四月，长日难消。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天乎！天乎！谁为祸首使天下糜烂至此？政府尚不自罪？”一时间，舆论如潮，“借此宣传民族主义，鼓荡民族精神，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如数家珍，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5]。
但吴仲禧的英语老师拿的是“泰晤士报”。吴仲禧忆述，老师是“从泰晤士报上看到黄花岗之役的详细报道”。[6]此处的“泰晤士报”，可能是《京津泰晤士报》，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它“经常刊载当时中国情况，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7]。而《泰晤士报》的总部在伦敦，不大可能那么及时地发行到福州来。
林觉民的“绝命书”实乃“与妻书”，是林觉民于广州起义前，即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四更天于香港写就。
他连写《告父老文》《家书》（《与妻书》）。拂晓，将绝命书托付给友人。
在如此情境下写的家书，于任何人读来，内心必定波涛汹涌，于吴石而言，“老师的泣诉深深打动了课堂上的学生，也深深触动了吴石的灵魂”[8]；于吴仲禧而言，引发的内心震撼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林觉民等的绝命家书传到学校，“大家都十分哀恸和愤慨”[9]。而当他后来转述给吴石时，吴石即便听过一次仍“为之动容”[10]。
林觉民的“绝命书”既已广泛传播，除老师在课堂朗读、讲述外，吴仲禧等学生必定逐字逐句一遍遍读过，虽时过境迁，但书中其情其气其志其痛其恨其惜仍仿佛在浮动、跳跃，似一颗火红又受伤的心在燃烧，并发出最炽烈的光明和声响。
我们不妨回到那个时候，与吴仲禧一起感受革命者诀别前的衷肠——
与妻书[11]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初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廿六日夜四鼓，意洞手书。
以吴仲禧当时的年纪，尚不足以明晓夫妇真挚之情爱，但于字里行间，他能感受到这对青年夫妻一贯之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而于生离死别之前肝肠寸断般的倾诉与依依不舍的留恋，更让吴仲禧泪流满面、无语凝噎。他不由得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决绝，能让一位24岁的青年抛弃世间诸多牵挂而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倘老师再问吴仲禧，你既读《与妻书》，从中可以看出林觉民的何种情怀？吴仲禧定答：方巾之上——君子情深，为报国而抛家弃子；杜鹃啼血，为祭君而泣不成声；纵有无限眷念，无法营营惜生；要除魑魅魍魉，惟有众志成城！
革命——革命——这个词语，自此便一再出现在吴仲禧的脑海甚至梦境之中，革谁的命？清朝廷的命；为谁革命？他犹疑，林觉民言“天下人”，天下人是谁？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之中包括自己吗？包括自己的父亲、母亲、姐姐、姑姑吗？林觉民为了芸芸众生而革了自己命，值得吗？
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必然要经历的思想挣扎。
是役，孙中山先生后于《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言：“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2]
当然，据有关史料，《与妻书》一直留在林觉民嗣父手中，直到1924年春，他把遗书寄交给时任民国政府建设部部长的林森，林森非常敬仰林觉民的精神，“当即将遗书摹印广布”[13]。此后，《与妻书》入选语文课本，一位老年人曾回忆少年读书时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与妻书》……给我的印象很深”[14]。
故，《与妻书》当时是否刊登于报端并广为人知，留待日后再行研究。当然，吴石与吴仲禧共同谈起林觉民事迹，是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之后的事情，此时距事发已过去半年时间，《与妻书》在民间广为流传是有可能的。
黄花岗烈士的事迹让吴仲禧一生铭记在心。恢复高考后，吴仲禧的长孙来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吴仲禧未带其游览名胜、品尝美食，而是和他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瞻仰七十二烈士之墓。60多年过去了，当年英雄们的事迹带给吴仲禧内心的震撼仍那样强烈，他要让后代记住这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务必要万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