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受考验
6月11日，吴仲禧奉命随张发奎部从开封回师武汉。在途经许昌时，他遇到了一次是否投靠国民党右派的意外考验。当时第二十六师宿营临近第十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深夜跑来找他，劝他一同率部从许昌经豫东、皖北投靠南京，找原第十一军的老上级陈铭枢、蒋光鼐。两人密谈了一个通宵。
蔡廷锴说：“奋飞兄原是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的部署，理应脱离张发奎同我共同行动。”
吴仲禧言：“贤初兄此言差矣！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奋飞通过战争的实践，通过叶挺、蒋先云的言行举止，受到了大革命的教育，也看清了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本质，岂肯为一己之私而弃明投暗？有志者事竟成也，但为报效旧日上级而投靠南京政府，那不是我的‘志’，我决不干！”
吴仲禧又劝蔡廷锴不应冒险。蔡廷锴见相约无望，但如自己率第十师通过皖北方振武防区，恐兵力不济，终于不敢单独发难。
但蔡廷锴由此有了不小的心病，他怕吴仲禧告发他，回到武汉后索性装病住进了医院。
吴仲禧得知情况，心知心病还得心药医，一天，他亲往医院，劝蔡廷锴：“贤初兄，昔日你是好心，也就那么一说，我根本没当回事，你只管祛除疑虑，照常出来带兵，免得遭人议论。”
蔡廷锴惭愧地笑笑：“奋飞兄大度，贤初不如也，有你此言，我病全好了，走，回部队去！”
王静澜后来说起此事，“在当时宁汉分裂的复杂局势下，吴仲禧是坚决维护继续奉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武汉政府的，是非分明而又善于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若干年后，吴仲禧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认为自己当时拥护三大政策的政治立场还是明确的，也是与人为善的，但对旧军队中看中袍泽关系认识不够。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汪精卫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而从形式上终结。在一次会上，汪精卫特别提醒唐生智、张发奎等将领要注意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的动向。
不久，北伐军进行第二次整编，成立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谢婴白任参谋长。
张发奎对吴仲禧说：“奋飞兄，你来当副官长如何？”
吴仲禧一愣，问：“那我这个师长还兼任否？”
张发奎摆摆手：“何必那样辛苦，二十六师部队交给第十师副师长许志锐去带，他是我的心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呀？”
张发奎要给他的老部下升官，而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夺吴仲禧的兵权。吴仲禧也明白，可能在张发奎眼里他始终是陈铭枢的部下。当然，张发奎也想让他跟他回广东守地盘。
吴仲禧心说，“哪有打了胜仗却被夺权的道理？”
但既然张发奎作出了决定，吴仲禧也无可奈何。
7月中旬，吴仲禧办完移交手续，随张发奎总部到达九江。张发奎因何到九江？萧克后来忆述，“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似有南下广东，割据一隅之意。”[74]吴仲禧看出了这一点，故没有接任副官长的职务，而是向张发奎称病要求离职到庐山休养。张发奎看得出来吴仲禧心里不情愿，但也不多作挽留，只说要来广东随时都有事给他做，并送了2000元作为旅费。
时值盛夏，天气酷热，庐山为避暑圣地，云山杳霭，荫凉舒爽，各方人士纷至沓来，与吴仲禧同行的还有郭沫若、季方等。
吴仲禧说：“鼎堂兄（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檄文我看了很多遍，着实过瘾！”
此文是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写就的，是声讨蒋介石反动政治的一篇散文，于1927年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
“军中一支笔，刺向自己的总司令！”季方大笑。
写此文时，郭沫若是蒋介石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负责蒋介石机要文字及宣言起草工作。
这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前，由郭沫若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郭沫若说：“我就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撕开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表达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
吴仲禧担忧蒋介石会报复，因为4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已发出第一号令，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郭沫若、沈雁冰等197位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
郭沫若哈哈大笑：“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罪魁祸首，理应口诛笔伐，我不怕他！”
季方则说：“当年我对蒋介石已感到很失望，但是择生（邓演达）兄劝我，革命不能因噎废食，要耐心地干，还说鼎堂兄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又干起了革命。”
季方是吴仲禧于保定军校的师兄，曾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担任主任副官，与邓演达很熟悉。
季方又说道：“前不久蒋介石让我回总司令部工作，我回到上海后听到议论纷纷，觉得不对劲，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我就与他不辞而别的永别了。”
又是一片爽朗的笑声。
此时的庐山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亭亭山上松，瑟瑟古中风，山峰耸峙，冈岭纵横，壑谷幽幽，怪石嶙峋，急流、瀑布、溪涧、湖潭分布错落有致。尤其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但在李白笔下，又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浪漫主义色彩。
志同道合者每天相约访古揽胜、谈天说地，优哉游哉，但更多的是议论时局，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但自晓只是空发牢骚、无济于事，只是一肚子的话儿吐出心里稍舒坦些。
约一周后，郭沫若、季方都下山去了，直至8月初，平日聚谈的友好遽然绝迹，均不再来。吴仲禧不知为何，正在疑惑中，忽看到《牯岭日报》刊出“叶、贺在南昌举行兵变、张发奎只身脱险”等消息，才知郭沫若去了南昌参加起义。
1927年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由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由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经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参加起义，于2日拂晓开到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合。
吴仲禧意识到，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他那时还不知道，南昌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
吴仲禧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波又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会如海浪般不断掀起。
听到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通缉，并派特务暗中追杀，这也是吴仲禧再没见到郭沫若的原因。
吴仲禧连忙下山回到九江市区，见到张发奎，张发奎气愤地说：“我应叶挺、贺龙的会议邀请，从九江乘火车到南昌附近时，发现车轨被截断了，险些翻车，才知道叶、贺在南昌起义，他们派人邀请我参加，我没有参加，掉头返回了九江，这整得什么事嘛？”
吴仲禧心里清楚，张发奎是不会真正和共产党合作的，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独占广州的地盘，另外，如果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势必引起蒋介石的围攻。但是，他又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不错，北伐中，四军能取得辉煌战绩与四军中的中共党员的英勇作战密不可分，他自己言：“（共产党人）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优秀。”张发奎的部队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军队，北伐后期，“估计约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75]。故而，他也不想和共产党兵戎相见，属于“中间派”。
张发奎又说：“不是我对不起共产党，是共产党对不起我，事前也不告诉我。事发后，我告诉教导团，凡是共产党员的，都可以站出来，我派专车送大家到南昌，保证安全，但是武器必须交出来，不能带走。”这话，吴仲禧相信。他多次听张发奎讲：“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季方告诉吴仲禧：“我从庐山下来，发生了南昌起义，结果，我们被张发奎勒令缴械！”
吴仲禧问：“他为何要缴你们的械？”
季方说：“张发奎认为，参加起义的有原属第四军的叶挺师，而此前教导营与中共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编为第四军教导团，我任参谋长，这个团的成员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在张发奎眼里，素有‘赤化’之嫌，便极为恼怒，缴了我们的枪，事后未见异动，又将枪发还。”
季方还告诉吴仲禧，张发奎让他担任教导团团长，但他见形势复杂，情况不明，索性辞职不干。
不久，吴仲禧听说季方去了广州，后来又去了上海。两人再见时，已是几年之后，他们仍是在一起革命的同志。
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在儿子吴群敢看来，父亲视为“终生遗憾”[76]。此时吴仲禧孑然一身，既不掌握一兵一卒，又无任何组织联系，颇有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之感，9月间，他在庐山又休养了一段时间，偶尔饮酒作诗：
寒流来袭，万树琼花落枝头。
谁料黑白无道，生灵涂炭悲哉，何时才到头。
霜降庐山脉，雾凇点深秋。
愁难断，恨难收，白了头。
革命之路，曙光启幕谁牵头？
踏去阴霾暗影，梦游华夏神州，乱世酒浇愁。
中华不平路，魍魉篡风流。
就算是三十出头的壮志青年之聊以自慰或借景抒怀罢。
之后，吴仲禧辗转回到福州，与母亲和已经返乡的妻儿团聚，享受算是美好的生活时光。
【注释】
[1]杨樵谷：《保定军官学校片断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第13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2]《吴石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螺洲镇人民政府编：《吴石将军英魂略》第8辑，1993年，第114页。
[3]《陆军部关于李厚基请成立第十、第十一两混成旅呈》，张侠、孙宝铭、陈长河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4]《北洋军》，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下，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180页。
[5]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
[6]陈予欢编著：《保定军校将帅录》，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7]《吴石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螺洲镇人民政府编：《吴石将军英魂略》第8辑，1993年，第114页。
[8]吴群敢：《乱世劲草》。
[9]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
[10]吴仲禧：《参加革命前后履历》。
[11]吴仲禧：《参加革命前后履历》。
[12]吴仲禧：《我的回忆》。
[13]张治中：《艰苦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14]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8页。
[15]李洁之：《叶挺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叶挺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6—457页。
[16]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8页。
[17]孙中山：《〈建国方略〉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8页。
[18]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5页。
[20]吴仲禧：《我的回忆》。
[21]吴仲禧：《我的回忆》。
[22]吴惠卿：《怀念爸爸》，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23]孙中山：《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4页。
[24]孙中山：《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页。
[25]孙中山：《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页。
[26]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页。
[27]吴仲禧手书简历。
[28]刘琳：《隐形将军曾是福州双虹小学董事长》，福州晚报编：《潜伏者》，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29]梁汝森：《辛亥革命时期的肇军》，肇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肇庆文史》第21辑，2007年，第56页。
[30]吴仲禧：《有关叶挺同志的几个片断回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31]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5页。
[32]何伟光：《叶挺将军与夫人李秀文的革命旅程》，卜穗文主编：《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论丛》第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33]吴群敢访谈。
[34]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
[35]《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变》，田昭林：《中国战争史》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8页。
[36]《第一次东征记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6页。
[37]孙志平：《黄埔军校炮兵队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05页。
[38]吴仲禧：《我的回忆》。
[39]吴仲禧：《我的回忆》。
[40]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41]王新哲、刘志强、任方明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4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3册，第314页。
[43]广东清远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清远文史资料（第5辑）·北伐名将陈可钰》，1992年，第75页。
[4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5卷 军事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902页。
[45]广东清远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清远文史资料（第5辑）·北伐名将陈可钰》，1992年，第75页。
[46]《叶挺生平活动简介》，叶正大等：《记忆中的父亲叶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15页。
[47]《第十师交战的一般情形》（根据师长陈铭枢报告），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95—96页。
[48]吴仲禧：《有关叶挺同志的几个片断回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49]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3页。
[50]《第十二师交战的一般情形》（根据师长张发奎报告），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65页。
[52]吴仲禧：《有关叶挺同志的几个片断回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53]《民国政史拾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期，转引自孙建军、朱志敏主编：《1921—2011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合作北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3页。
[54]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主编：《国共合作史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67页。
[5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2页。
[57]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58]马骥：《记困守武昌城的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总第13辑），1983年，第68页。
[59]吴仲禧：《个人革命历史活动的简历》。
[60]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17页。
[61]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62]吴仲禧：《个人革命历史活动的简历》。
[63]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57页。
[64]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59页。
[6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66]吴仲禧：《有关叶挺同志的几个片断回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67]吴仲禧：《祝词》，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68]吴群策：《记萧克将军在吴仲禧家的一次亲切访谈》，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69]吴仲禧：《回忆北伐军团长蒋先云》，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70]吴群策：《记萧克将军在吴仲禧家的一次亲切访谈》，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71]王涛、天虹：《张发奎将军与中共合作记略》，《广东党史》，2004年第3期，第43页。
[72]《悼蒋先云同志》，《向导》周报，1927年4月，第198期。
[73]蒋先云：《敬告本团官佐》，《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2—14页。
[74]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48页。
[75]王涛、天虹：《张发奎将军与中共合作记略》，《广东党史》，2004年第3期，第43页。
[76]吴群敢：《乱世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