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特务斗争
1939年春，整个广东出现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新气象。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充分利用较好的政治形势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孰料，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根据蒋介石密令，以擅自收留逃兵为由，派重机枪排和手枪队在内的小股军队袭击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当场杀害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主任、上校参谋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当晚，又将湘鄂赣特委书记、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及通讯处秘书和工作人员吴渊、吴泽众、赵禄吟等人活埋，酿成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平江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破坏团结和抗战的罪行之一，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当消息传至延安，各界集会抗议、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指出，国民党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这次惨案发生的根源，为此，“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们”。[6]
时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吴仲禧得知消息是在7月7日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于《新华日报》“七七纪念特刊”向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揭露了平江惨案真相。
吴仲禧义愤填膺，去找张发奎。
吴仲禧一拍桌子：“蒋介石真是刽子手、土匪、流氓！”
张发奎亦非常惊愕：“没有想到，明明是国共合作，却暗地里使阴招，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就应该一枪把他毙了！”
吴仲禧愤愤不平：“当年共产党为抗战计，周恩来专门去找张学良、杨虎城说情释放蒋光头，蒋光头不但不感恩，还变本加厉！”
张发奎道：“是啊，他是不会忘记当年那一幕的，听他的幕僚说，每年到12月12日，他都要在台历上重重地勾画一笔！这个人报复心很重，与共党不共戴天。”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广东形势随之恶化。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作为党在广东唯一公开机构，负责各方联系并从海外运入军用物资事项，吴仲禧担心特务们会对其下手。
在吴仲禧接任警备司令后不久，该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曾到司令部拜会。云广英不知吴仲禧的政治身份，属于礼节性拜访。吴仲禧与他畅谈自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还向他索取《新华日报》等报刊，此后，约其多次面谈。后来，吴仲禧利用职务之便，对办事处加以保护，让密切监视的特务找不到下手机会。
不出吴仲禧所料，“平江惨案”发生后，特务们谋划破坏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吴仲禧闻讯后即派亲信通知云广英注意防范，做好应对措施，万一遇到紧急情况，迅速通知他。
几日后，云广英告知吴仲禧有特务在办事处附近骚扰，吴仲禧即派副官和卫兵前往驱散。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针对陈诚在韶关发表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反共反八路军的演说，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等18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痛斥陈诚的谰言，以大量事实阐述八路军抗日伟绩，揭露顽固派在各地制造反共反八路军事件的阴谋，要求杜绝摩擦，巩固团结。
此后形势略有好转。但到当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更为恶化。而吴仲禧与组织失去联系已有几年时间，面对严峻形势，他始终“没有得到向党请示报告工作的机会”[7]，又不敢乱找横的关系。
他该怎么办？
他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那段时间，他特别想季方、王绍鏊——你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他感觉到，没有党的领导，自己就像迷路的孩子。
内心几番挣扎之后，吴仲禧拿定主意，困难的日子如浮云一样，总会过去，渐亮的晨光，总会到来，自己要熬过黑暗，黑暗中，虽然没有烛光，但自己激烈的心跳和明亮的眼睛，不就是前进的鼓点和方向么，虽然“机构大了，内部的政治情况也复杂起来”，但他毫不畏惧，“一意孤行”，经常以参加酒宴的名义，不在吃喝，而在探听情报。
一日，吴仲禧听到广东省政府保安队要去抓云广英，便佯装醉酒，借机让亲信卫兵、福州同乡陈德润去叫王静澜和王昌明接他回家。
王静澜赶到现场后，吴仲禧用福州话耳语：“我是装酒醉，刚才听到机密，他们要抓云广英，你们马上通知云广英逃脱！”
回到家后，王昌明急叫陈德润赶去东河坝转告云广英及时撤离。
事后，吴仲禧对王静澜说：“这次真是好险，特务们去东河坝抓云广英时，韶关八路军办事处只剩清道夫。”
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到底是哪个环节泄了密。
吴仲禧的“亲共”活动，不可能不被特务察觉，但因其处事谨慎，特务们一时找不到有力证据，且吴仲禧位高权重，他们也有所顾忌。
但是，当吴仲禧触及到其切身利益之后，特务们不再客气，而是伸出魔爪欲将吴仲禧置于死地。
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军统特务胡某是吴仲禧前任吴迺宪[8]的心腹，掌握着司令部实权，两个稽查大队多是他的党羽、打手。而吴仲禧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两个宪兵排，用来巡查交通要道、军人风纪和保护司令部。
一日，吴仲禧发现胡某有受贿嫌疑，遂借机下令将胡某扣押，门口安排宪兵手持步枪看管，禁止与任何人联系。司令部其他人见状，都不敢吭声，低头疾走。
吴仲禧抓住了胡某什么把柄呢？司令部规定，工作人员只准在较为偏僻的东河镇活动，而胡某批准黄昏后可以到较繁华的西河活动。西河有什么呢？妓艇。胡某一定接受了老鸨的金钱或者肉体的贿赂才顶风违纪。
不过，这次吴仲禧没有调查出结果。为何？老鸨哪里敢说实话，说了实话军统势必报复，等于自寻死路。
吴仲禧不得不放人。
特务忌恨，密报蒋介石指吴仲禧有“袒护异党嫌疑”。“证据”——特务们挖空心思想起云广英有一次去看吴仲禧，带进去一个包，出来时包却不见了，怀疑那包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蒋介石电饬张发奎、余汉谋查究。时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设广西柳州，广东地区由余汉谋第七战区负责，但余汉谋知吴仲禧同张发奎关系密切，便请张发奎拟复。张发奎拟了一个“查无实据”并建议将吴仲禧调回柳州的电稿，经余汉谋会签后复告蒋介石。蒋介石见两位长官联名，特务们又未拿到真凭实据，遂卖了个人情，同意吴仲禧去柳州赴任。
特务们“百密一疏”。吴群敢后来回忆，他当时少不更事，曾去云广英处借过一本《红色文献》，可能因其是孩子，特务们没有注意，进出大门都未受到盘问和跟踪，实属侥幸，否则吴仲禧至少有连带关系，有嘴说不清。
翻过年，吴仲禧便离开韶关到柳州，就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走之前，他安排王静澜和孩子们先回福州老家，待他安顿好后再接大家回来。
一见面，张发奎便卖了个“顺水人情”——
“奋飞兄，有人密告你袒护异党，经我力保你才无事，你可要请客啊！”
吴仲禧借题发挥：“这帮特务，真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吴仲禧知道，张发奎曾因被特务告密，说他保存实力、牺牲友军而被蒋介石扣留过，张发奎对特务也是深恶痛绝。
此事便不了了之。
1942年，吴仲禧在柳州时所照照片
吴仲禧由此也知道特务的险恶和“通天”本事，遂处处小心。
但吴仲禧没想到，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三个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地区前进。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布置由顾祝同等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兵力袭击，新四军猝不及防，寡不敌众，除2000多人突围外，3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军队进攻。
“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新四军苏南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诗云：
巍巍云岭一片雪，
八千健儿不见逐。
祈求豺狼何所益，
悔未北渡过昭关。[9]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10]
吴仲禧为蒋介石再一次的穷凶极恶而愤慨，也极担心叶挺的安全。
他去找张发奎：“这些丧尽良心的民族败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大地的危难之际，竟然肆无忌惮地向坚持团结抗日的骨肉同胞开枪！”
张发奎沉痛地说：“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惨烈悲壮的一幕！我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为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置抗战大局于不顾，置全国人民团结对外的强烈愿望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挥起血腥的屠刀！”
吴仲禧道：“争地以战，杀人盈城，罪不容诛！”
广西政治形势由此变得十分凶险。但在吴仲禧等人的努力下，“张发奎是全国战区司令长官中唯一没有发表‘反共’通电的”[11]。
据孙慎后来回忆，战地服务队“特支”在吴仲禧家里召开过一次支部大会，专门传达毛泽东同志就“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讲话。“特支成员们还向吴仲禧、王昌明介绍延安整风情况，告知一些党内动态，又将《联合党史》和党内刊物给王昌明看。”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中共外围组织、隶属第四战区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也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紧盯的目标。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左洪涛建议陈宝仓出面，把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到靖西开展抗日宣传。陈宝仓设法说服了张发奎。由于这件事情，陈宝仓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视为“‘赤化’嫌疑人”。[12]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司令部成立，季方担任司令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吴仲禧闻讯暗暗为季方高兴。
但始终没有叶挺的消息。直到1943年夏，蒋介石允许叶挺从湖北恩施“移住”柳州，电令由张发奎负责看管。
吴仲禧和左洪涛听到消息后一起商量营救叶挺的办法，但又不知叶挺被扣押在哪里。两人商量直接去找张发奎问。吴仲禧还找到秘书长麦朝枢，说服他一起去见张发奎。
一见面，张发奎说：“你们的来意不说我也知道，是要谈叶挺的问题吗？”
张发奎接着说：“叶是我的旧部，此事我考虑再三，实在无能为力，你们也不必多说了。因为我只负临时看管的责任，根本无权过问处置的问题，一切都要由蒋介石决定。”
吴仲禧说：“作为北伐时的老战友，我们去探望一下、见见面总可以吧？”
张发奎说：“叶挺是由桂林宪兵团刘团长直接看管的，规定不准人去探望，连我也没去看过，你们是不能去的。”
深谙世故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认为这是陈诚将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他，因此极为小心，生怕节外生枝。
吴仲禧和麦朝枢只好退去。事后，吴仲禧将情况告诉左洪涛同志，“此事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后来叶挺同志又被转押走了。”
叶挺其实是被转押到了桂林。叶挺之子叶华明后来忆述，分别4年之久后，1943年夏，叶挺与家人在桂林相见，住在观音山，是以软禁的方式。叶挺另一个儿子叶正明忆述，他们住在观音山麓的一个防空洞里，家的隔壁住着一个特务，距家五六丈远的一个小铺子里住着四个特务。
虽被软禁，但叶挺仍能和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千家驹交往，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叶挺联系，一些新四军的老旧部也悄悄登门拜访。但这些吴仲禧并不知道，左洪涛也许知道却没有告诉他。
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得知消息后，吴仲禧焦急万分，非常担忧王静澜及孩子们的安全。
王静澜又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她是抗日家属，很可能成为日军抓捕的对象。怎么转移？如何转移？人多目标大，哪个孩子先转移到什么地方最安全？王静澜临危不惧，处事不惊，组织指挥得井井有条——将原住在福州市区的婆婆转移到在崇安当区长的吴仲林处，安排在福州念初三的大儿子随学校去了沙县，然后把家中物品打包存放在郊区乡下娘家，自己和其他几个孩子迁往弟媳吴小华的娘家，全家分散在崇安、沙县、洋口三处……事实证明，王静澜的所有安排都是完全正确的，家里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全部都安全。回忆往事时吴群敢言：“这么多年下来，通过这些事，展现出了母亲应对困难、处理事故的决断能力”，“母亲有很强的能力，她把全部的聪明、才智、能力、感情都投入到家庭，为家庭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也是最温暖的港湾。”
是呵，有的女人，看似柔弱，实则坚强；有时，不仅坚强，还很聪慧。在那样动荡乃至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个女人能保众多子女活命已是不易；能保众多子女平安、生命无虞，难上加难。
不久，王静澜和孩子们都安全地来到柳州，全家人又一次团聚在一起。
于黑暗的摸索之中，吴仲禧终于盼来了党。
1942年起，王绍鏊和吴仲禧又建立了联系。时王绍鏊人在香港，在得知吴仲禧在柳州的职务和地址后，多次通过通讯联系。吴仲禧由此得知季方的情况。1938年春，季方返回上海，由王绍鏊介绍加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成立的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海门、启东、南通、如皋一带推动地方武力抗日。1939年春，因国共第二次合作，“反蒋”已成过去，季方“遂勉为其难，接受朋友劝告，前往谒蒋，蒋委员长派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代为接见”，被陈诚聘为设计委员会委员，被李济深任为少将指导员，但其无意蛰伏陪都，“决定返回敌后从事抗日工作”……
1943年春，地下党派徐明诚持王绍鏊介绍信来到独登山与吴仲禧见面。此后每过一两个月，吴仲禧都会叫担任军法执行监部中校督查官的王昌明借由柳州到桂林领取经费，到桂林七星岩山脚下徐明诚家里请示汇报工作。
徐明诚由潘汉年直接领导。他交代给吴仲禧的任务是继续做好统战工作，特别要与掌握实权的国民党军官打好交道，向他们宣传抗战思想以及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另外，徐明诚还请吴仲禧帮忙安排地下党员廖维城在军法执行监部负责工作联系。
吴仲禧曾让王昌明请示徐明诚，可否向战地服务队“特支”说明他们俩也是共产党员，徐明诚明确指示：“你们不好参加进去，你们只可站在‘特支’外围掩护他们比较妥当。你们千万不要发生横的联系。”[13]
吴仲禧牢记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不断对张发奎开展工作。他的策略是，突出张发奎同军统特务、CC分子之间的矛盾，转移他对地下党活动的注意力。
吴仲禧了解到，张发奎对蒋介石派来的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副主任侯志明等深怀戒心，认为这些人是来监视他、随时向蒋介石告密的。吴仲禧抓住张发奎心理，经常向他“反映”政治部那班人背着他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以加深张发奎对他们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