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双虹小学董事长
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筹备需要一处较大的活动场所，正当吴仲禧为此事而发愁时，林亨元告诉他，福州后洲有一所双虹小学比较合适，他是那所小学的校长。吴仲禧十分欣喜，原来，那是1926年冬，在国共合作阶段，林亨元、郑太初等人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成立“青年任社”，大力支援北伐军入闽。大革命失败后，“青年任社”被迫停止活动，林亨元等人脱离国民党后又重新集合起来，于1928年和当地人陈长辉合作在原双虹书院旧址创办了双虹小学。学校创办之初的几个骨干除林亨元外，还有郑太初、蔡训忠、阮宝清、王书锦、王仰前等，均为当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大家利用为地方兴学育才的机会，既实施新教育方针，领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又求得政治上的前进和发展，故而，这所小学办学之初即具有革命基因，但还“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政治上还处于启蒙阶段”[6]。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双虹小学燃起的这一道革命的火烛，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盟，卓如、叶于绍、尤光允、姚耐……这些青年人都曾在北平读大学，他们在校期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又经常听陈达（时任清华大学教授）、施复亮（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陈豹隐（中共党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等进步教授讲课，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进步，“彼此之间也引为同志”[7]。
吴仲禧和进步青年一起，以办学为掩护，探索革命真理，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启发学生领悟革命道理，努力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高年级学生曾组织抗日铁血团，在教职员带领下，上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号召群众抵制日货。
众人拾柴火焰高，洋溢在双虹小学的革命气氛日益高涨，双虹小学也便由福州地区较早燃起革命火种的地方后来成为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
鉴于吴仲禧的社会地位和资历，也为了充分发挥吴仲禧的作用，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双虹小学董事长”[8]。
其时，远东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的会址也设在双虹小学。
“反帝大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国际组织，1927年2月由宋庆龄（中国）、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等在布鲁塞尔发起成立，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总部初设柏林，后迁至莫斯科。1929年7月在巴黎召开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大会。
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台江革命史》记载，“当时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就以双虹小学为活动据点”，吴仲禧、林亨元等人虽然站在第三党的立场，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9]，不但积极支持活动，还动员许多教职员、高年级学生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张立后来回忆，“当时地下党经常来校活动，许多大会和小会也都在双虹小学校内召开”。[10]
林亨元后来忆述，“双虹小学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是与仲禧为这所学校所奠定的思想政治基础以及他的指导、鼓舞分不开的”。[11]
但是，由于邓演达的遇害，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筹备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或如有关资料所言，“它在福建发动群众的基层工作，实际还没有展开”。[12]
1932年5月，王静澜又生了儿子吴群策，家庭人丁兴旺，令吴仲禧欣喜，但生活负担愈来愈重，有雪上加霜之感，让他愁眉不展。另外，他还要为活动解决经费，遂不得不再次“出山”去找工作，还是老办法，找老乡、找同学、找战友，这回他找到了陈维远。
陈维远是闽县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4月任张发奎部陈铭枢军司令部参谋长、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吴仲禧与其“私交甚笃”。此时，陈维远任福建省防军司令部保安第三旅旅长、闽南警备司令部司令，是个实权派。陈维远给了吴仲禧一个“肥缺”——新成立福建省水口内河护运处，派吴仲禧担任主任。
吴仲禧手下有两个团，职责是在南平至福州河流中段设卡盘查过往船只。但没过几日，吴仲禧便发现其中蹊跷，护运处名为护航，实际是收买路钱。他愤愤不平，这哪里是正规部队？分明是一群土匪——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而收入吴仲禧一丁点都无权支配，陈维远还往现场派了督查，实则就是盯梢。吴仲禧心里很不痛快，也非常抵制和反对这种骚扰百姓的行为，结果护运处只存在了半年多就在他的任内被撤销。
陈维远知道吴仲禧心里有意见，其实他也受上头管辖，那些收来的钱他也无权动用，全部要上交。
陈维远安慰吴仲禧：“奋飞兄，这年头，凡事也不必太较真，你一大家子人，一女三子，多好的事，但这么多人总要吃饭不是？收保护费你不愿意干，当保安团团长如何？”
随后，吴仲禧又担任了省保安某团团长，先在古田，后迁往莆田、仙游等地驻防，倒也平静无事。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这是陈维远碍于情面敷衍他的职位，基本上是挂名领干薪的闲职，工作由陈维远的一名心腹主持。既是闲职，薪水也不多，也就“没办过多少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