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遭蒋介石通缉
吴仲禧人生之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被蒋介石通缉，是因为参与“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爆发与参加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有关。1932年1月，日本为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并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遂于1月28日对上海闸北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战争进行到3月3日，中国军队共牺牲4000余人，负伤近万人。十九路军的英勇行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象征。但是，蒋介石随后却抽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参与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围剿”，这引起十九路军将士的极度不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推动下，1933年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筹备发动“福建事变”。
让吴仲禧欣喜的是，“此时，红军亦派叶挺住在蒋（蒋光鼐）的家中，协助筹划”[13]。
吴仲禧去蒋光鼐家中找叶挺，这是他第一次见蒋光鼐。
吴仲禧说：“将军大名，奋飞久仰！”
蒋光鼐笑道：“奋飞兄不必客气，我们是校友，叫我憬然就好。”
吴仲禧说：“若不是憬然兄率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侵略，迫使日军三易其帅，如何能沉重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蒋光鼐道：“这一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打得的确很过瘾！”
一见吴仲禧，叶挺也是喜出望外，高兴地说：“奋飞兄，我险些忘记，福州是你的老家！”
吴仲禧紧紧握着叶挺的手说：“希夷兄，武汉一别，时隔多年，广州起义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你去了国外，我无从联系，非常焦急！”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和第四军教导团等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区大部分地区，随即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是趁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于梧州、肇庆之时举行的。起义爆发后，两派军阀立即停止斗争，集中5万兵力进攻广州。起义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殊死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指导员英勇牺牲。之后，叶挺流亡国外，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
那日下午，三人围坐一起，茶香氤氲，香烟缭绕，有满腹的话说不完。
窗外，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一时突然乌云密布起来，一群燕子排阵从窗前的天空中飞过。
蒋光鼐若有所思地说：“你们看，这天气的变幻，是不是像我们正在谋划的事件，会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暴。”
吴仲禧答：“不亚于一场疾风骤雨。”
叶挺道：“希望它能于大雾冥晦之中，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一线光明。”
说话间，瓢泼大雨下了个酣畅淋漓，使燠热的天气陡然逆转，空气中涌来阵阵凉意。
对于反蒋抗日，吴仲禧是举双手赞成的，但从内心来讲，又感到倡议者在政治上并不可靠。这期间，“仲禧曾两次同他的老上级陈铭枢以及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相逢，但都因政治上的分歧始终格格不入”[14]。
一天晚上，陈维远来访，问吴仲禧：“在宁汉分裂时是否拒绝同蔡廷锴的第十师合作投靠陈铭枢？”
吴仲禧说：“确有其事。”
陈维远说：“第十一军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你太不够朋友，讲了你不少坏话。”
吴仲禧万万没想到，当年为了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一片苦心，却引起一些人这么大的反感。
吴仲禧知道，陈铭枢、蔡廷锴已视其为“难以信任的外人”，所以不可能安排他在福建人民政府中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对此，他看得很开，但为反蒋抗日，他仍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尽力向群众做一些宣传工作。
很快，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季方等先后来到福州，都是先和吴仲禧接触，吴仲禧为他们安排了安全的居所和活动场所。吴仲禧参加了来闽和原在闽的第三党党员会议，会上，章伯钧讲了政治形势和各党派协议反蒋抗日、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的准备情况，并讨论了第三党党员参加反蒋抗日运动问题，会议正式决定“吴仲禧、黄农（稼初）、林亨元等五人为福建省委员会筹备委员”。[15]
至此，吴仲禧才加入黄琪翔主持的军事参谋团，“任高级参谋”[16]，并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民众处的工作，担负组织工人、农民的任务——双虹小学上下总动员，林亨元、郑太初、卓如等人帮助吴仲禧进行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工作；王昌明任宣传科科长。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如李济深后来所言，“1933年冬，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改国旗，另组政党，各方反蒋人士，纷纷前来”[17]。
11月20日9时40分，“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南门兜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人数有10万余众。
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应邀出席大会。
黄琪翔致开幕词：“……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18]
大会通过《人民权利宣言》，提出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8条基本主张，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
一、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全国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
二、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
三、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
四、实现农工生产人民之彻底解放。
五、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
六、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一切森林、矿山、河道、荒地概归国有。
七、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凡有关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业，概归国营。
八、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肃清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寄生分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分子，肉体及精神劳工均受最大之保护。
九、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
十、公民有武装保卫国家之权利义务。
十一、否认南京政府。
十二、号召全国反蒋、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以打倒以南京为中国中心之国民党系统。
十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解决国是。
十四、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之自由国家。
十五、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
十六、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
十七、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
十八、铲除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农工劳苦群众。
当日晚8时，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全体会议，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建人民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方未到，后改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19]
会上，李章达认为，国民党已尽失人心，蒋介石宣称奉行孙中山的主张，也是欺骗，国民党内部汪精卫所组织的改组委员会（即改组派），胡汉民所组织的新国民党，也是一丘之貉，没有作用。他建议应进行根本改革，立即脱离国民党。经过磋商，大家同意其观点，由李章达起草脱党宣言并领衔发出：
“慨自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整个国民党为蒋中正所把持操纵，于是蒋氏乃得肆行其残民卖国之手段，使人民陷于悲惨凄惶之境！蒋中正既甘为孙中山之叛徒，竟悍然实施其法西斯之恐怖暗杀政策，而国民党遂成为蓝衣社之御用机关，驯至国民党自身无由自救！举世所知，无可为讳！章达等不忍民族沦亡，并尊重全国人民真正意见，谨以最光明之态度，绝对自动的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宣告实行脱离国民党籍，凡我同胞，尚祈察鉴！李章达、陈友仁、李济琛、陈铭枢、徐谦、蒋光鼐、蔡廷锴、戴戟。”[20]
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吴仲禧始终未进入“核心层”，但成立当日，吴仲禧组织双虹小学师生到场庆祝，蔡训忠、王书锦、阮宝清等在福建组织群众有一定基础，在发动群众、团体参加大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孰料，翌日发生一起“突发”事件——陈铭枢言，第三党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而我们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国民党，现在却无组织、处境不利，我们另行组党如何？其意在创建“生产人民党”，解散“第三党”。
吴仲禧、季方等“坚决反对”[21]。
吴仲禧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后来忆述，他看出“陈铭枢是想借助邓演达过去的声望，却又不愿实行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其目的是“使自己成为国内所有反蒋政治力量的领袖”。
由于吴仲禧、季方等人微言轻，奈何不了形势的发展，但他的反对又进一步加剧了与陈铭枢、蔡廷锴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随后，李章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与宣布解散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联合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任总书记。第一批签字加入“生产人民党”的名单中，没有吴仲禧。后来，可能囿于形势，也受了黄琪翔的劝说，吴仲禧加入了“生产人民党”，如何公敢所言，“我记得当时某日，亲见黄琪翔带领了很多第三党人员往密室中签名”[22]，而林植夫手里有发起人亲笔签名的名单及所抄存的党员名单[23]，上面显示：
12月16日：叶挺、徐伟
12月19日：……吴仲禧
林植夫还言，“上面所列诸人都办有入党手续且全部有入党表及介绍人”。[24]
但是，生产人民党成立之初，只是把有关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在一起，由于时间短，并没有严密地组织和实施什么行为，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也未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蒋介石听闻福建事变消息，连连惊呼：“糟了！糟了！”
11月22日，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25]：
我十九路军忠勇诸将士乎，昔以“剿共”抗日与不参加内战而获令誉者，今乃反为陈逆所挟持，致成破坏党国之戎首……所冀我十九路军将士咸体斯旨，一面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一面力图正义之彰明，以促叛乱之觉悟。大义灭亲，古有明训。拨乱反正，责无旁贷。救国自救，关键在兹。
见蒋介石发威，李济深等联名致电胡汉民等寻求“道义”上的“援助”，对方却无视《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斥责福建方面背叛党、背叛三民主义。特别是陈济棠一方面向蒋介石示好，一方面陈兵粤闽边境，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并停止协饷，让福建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
23日，蒋介石公开宣布以军事手段镇压闽变，并派出大批特务和三十个师的兵力。
时媒体报道《蒋派蓝衣队五百来闽》：
福州七日电，此间当局据探报，闻蒋介石已派出蓝衣队五百名，分两批来闽，首批于二日已潜抵闽境，分地工作……[26]
蒋介石还勾结帝国主义对闽变进行威吓，英、日、美、法海军巡洋舰、驱逐舰、炮舰纷纷开抵福州、厦门、闽江、马江海域，借保护本国侨民、商轮为由，行恫吓威慑之实。另有日陆战队480人、英水兵30人登陆福州。
大军压境，福建人民政府组织约5万人的十九路军奋力抵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黄琪翔、蔡廷锴同赴前线视察，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一时间，福建四面楚歌、危机四伏。
12月中旬，在形势极为危急时刻，李济深主持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针问题，通过了死守福州的作战方案，并向红军求援和争取粤方支持。
其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是政治上不声援支持，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的态度。陈铭枢言：“（双方）虽签订了十九路军与红军共同抗日反蒋的协定，但还没有签订军事和边界协定、达到攻守同盟的目的。”[27]
此时，蔡廷锴认为“颓势如此，难以作战”，即向李、陈、蒋建议“不如退守闽南，徐图后计”。
各党派一闻退兵，“即行星散”。[28]
从1934年1月10日开始，参加闽变的各方人士开始分批撤离。
“‘闽变’自1933年11月20日开始，迄至1934年2月中旬止，不到3个月。由于淞沪抗日名闻海内外的十九路军就是这样为反对独裁统治而遭到消灭了。”[29]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云：“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毛泽东还说：“……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调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30]
反观历史，可以这样理解，“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化为反蒋达到最高峰的标志，“它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它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着民族新危机激起新觉悟的表现”，但是，“试图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样一个新政府指导国是，这种新的觉悟又不是彻底的，有其很多缺点，最终导致其存在的时间不长”[31]。
言及福建事变失败，吴仲禧感到：“第三党空有一些好的政治主张，但却缺乏军事实力，往往不得不依靠一些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的利益，时而反蒋，时而拥蒋，时而又为争夺地盘而混战，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32]
闽变失败，也印证了吴仲禧先前的担忧，“由于当时的人民政府组织内部的许多弱点，如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起来，参加闽变各党派都有不少政治投机的人，十九路军将领的动摇，尤其重要的是缺乏共产党的领导和合作”。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次失败的教训使得吴仲禧、林亨元等深受启发和警示，他们开始认为——“革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
也正是从那时起，吴仲禧等人“决然抛弃第三党，而寻找党的领导了”。[33]
当时，面对蒋介石的通缉，吴仲禧特别想和中共接触，但蒋军来势汹汹，叶挺也跑到澳门去了，自己没有任何门路，还可能有性命之虞，因为“当时闽西南龙岩附近地区已是中央苏区一部分，境内有些零星游击队在活动。中央苏区某些领导缺乏统战思维，甚至把‘闽变’时期的‘第三党’人视为危险的敌人。”[34]
吴仲禧只能“亡命天涯”。因情势紧急，来不及带着王静澜和孩子们一起跑。王静澜和大儿子吴群敢送吴仲禧上船，面对家国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甚明了的前景，吴仲禧视若等闲，充满自信和欢笑，还摸着儿子的头说：“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可以帮爸爸扛枪打敌人。”
逃亡之前，吴仲禧借助双虹小学掩护了反帝大同盟转入地下活动，双虹小学也由第三党的联络点转变为共产党地下工作同志的活动基地。
在广州白色恐怖之中，吴仲禧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时间。此时，他最担心的是王静澜和孩子们的安全，特务们找不到他，没准会找家属，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而福州与广州之间音讯全无，吴仲禧整日如坐针毡……让他惊喜万分的是，不久，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安全地赶到广州，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1934年2月14日，新年。
吴仲禧想让家人吃上一顿像样的年夜饭，但囊中羞涩，没钱筹备。无奈，他厚着脸皮遣长女持信借贷。吴惠卿那时不过十二三岁，脸皮薄，她拿着爸爸的“介绍信”求这个叔叔央那个伯伯，遇到通情达理之人，门还好进；可有的人不但钱不借给，还讥讽小姑娘一番，吴惠卿面红耳赤，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吴仲禧又让吴惠卿去找已到广州的陈维远，陈维远念及旧情，其小妾却一脸鄙夷，挖苦吴惠卿：“北伐胜利后，陈铭枢、张发奎、朱绍良等，你爸爸随便跟哪一个，现在生活都解决了，何至于此？”
女儿回来一五一十地陈述经过，王静澜难过得眼圈红了，但吴仲禧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若干年后，吴惠卿还回忆，“当时，有人讥讽爸爸，说他不会攀附。”[35]
不过，“福建事变”当事者既已逃散，事态便很快平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后的当年3月，吴仲禧在余汉谋部“讨”了个参议的差事。这件事，吴仲禧先找到在陈济棠总部任参谋处长的老乡唐灏青，唐灏青给驻赣绥靖公署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打了个招呼，余汉谋看在唐灏青的面子上为吴仲禧安排了工作——吴仲禧和余汉谋其实也熟悉，但此一时彼一时，物是人非事事休。
余汉谋说：“奋飞兄，我部驻防江西大余，你支上校薪水，但不必上班，只是每月要自己到大余领取薪水。”
吴仲禧赔着笑：“感谢幄奇兄怜爱，奋飞惭愧，混到这个地步，待有出头之日再回报兄的恩情。”
余汉谋说：“哪里话，不是不给你实职，是下面条件艰苦，又被上头逼着天天追着红军游击队的屁股转，‘剿共’这个事你干不来，何必蹚这个浑水？”
吴仲禧心里咯噔一下——若真是“剿共”，他宁可另谋出路。
上校月薪240元，以省银行发行货币支付，相当于中央银行200元，倘吴仲禧只管自己那是绰绰有余，但一大家子人要在广州租房、修缮、配置家具用品，前几个月的日子过得着实紧巴。王静澜悄悄变卖了几样首饰才解了燃眉之急。那时，她弟弟王昌明也从福州来到广州，大家生活在一起。王昌明后来回忆，姐姐对姐夫在精神、生活上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有时经济困难还靠姐姐变卖首饰、嫁妆或向女方亲友借贷才度过难关。姐夫戎马一生，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清苦，没有后顾之忧，得力于有这么一个贤内助。
这份闲差，让吴仲禧有时间每日打打太极拳、练练书法。
吴仲禧口中念念有词：“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王静澜不甚明了。
吴仲禧阐释道：“古人认为，太极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是世界的本原。由太极而生天地，由天地运行而有春夏秋冬，由四时运行而生八卦，由八卦而定吉凶，由吉凶而谋大事。”
王静澜说：“那不就是算卦？你也信这个？”
吴仲禧笑道：“算命，我是不信的，我信马克思主义，但自然与事物发展之规律，却深藏于天地间，天机不可泄露。”
吴仲禧又说道：“太极拳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是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既能强身健体，又可修身养性。”
习字时，吴仲禧以颜真卿字帖为摹本——非伏案书写，而是立于桌旁，端右臂，全神贯注，奋笔横扫。
王静澜问：“你怎么这样练字？”
吴仲禧说：“练颜体非如此不可。”
吴仲禧练的是《祭侄文稿》。此稿是颜真卿为纪念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侄儿颜季明所做的祭文。
吴仲禧指给王静澜看：“因为作者当时情绪极度悲愤，故时见涂抹之迹，国耻家仇、民族大义流淌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颜真卿作为一代烈臣的铮铮铁骨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丈夫这哪里是在练字？分明是在磨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不为名利所驱的顽强意志！
的确，此时的吴仲禧“志在专心于政治上的探索，对自己生活上的困难始终保持乐观态度”。[36]他的内心不无酸楚，但现实的教训促使他“更加认真地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而非个人得失。
当然，那段时间，吴仲禧与闽变逃亡至香港的人士仍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1934年春，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任职，专门负责对日研究及收集日方情报。吴石在日本期间，先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后升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六年间，国内相继爆发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这使他有异常紧迫之感，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基础，同时对日本国情、军情及中日两国间问题深入研究。
吴仲禧得知后，非常想见老同学一面，但受各种条件制约，未能去南京。但他想，他们一定会见面，他有很多话想对吴石说。
是年秋，吴石开始在陆军大学兼职，专门教授战术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