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听周恩来授课
1937年12月13日晚，南京亦被日军攻占，六朝古都瞬间变为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日军疯狂屠杀中国平民和战俘30万人以上，约2万中国妇女遭奸淫，三分之一城池被纵火烧毁。
是年底，张发奎因东战场作战不力被免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吴仲禧随总部到江山办理结束手续。
南京沦陷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拟定《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即“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吴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二厅一处处长，参加了作战计划的制定。
进入1938年，局势变幻莫测。
3月17日，徐州会战拉开序幕，日军在台儿庄遭到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强烈反击。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4月18日，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传来——台儿庄大捷，共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敌1万余人，击毁战车、重炮，缴获坦克、战车、火炮、汽车不计其数。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是我国抗战史上辉煌的篇章。但是，如陈诚言，“事隔仅仅一个多月，我们竟被包围而放弃徐州，大概的情形又和沪战差不了多少。是前车之覆，未能为后车之鉴也”。[26]
不久，吴仲禧来到武汉，在珞珈山参加将官班学习。大战将至，随着武汉全国抗战指挥中枢地位的确立，国民党想通过办学习班来提高军官作战指挥能力。这次，他见到了吴石。
兄弟相见，欢喜异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吴仲禧言：“虞薰兄今日宏图大展，愚弟自愧不如！”
吴石言：“奋飞兄不必谦逊，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名利算不得什么，唯有同仇敌忾，打击日寇！”
吴仲禧言：“我看过你的《兵学词典粹编》，听说在短时间内发行三版，被军界视为最优良的军学参考。”
吴仲禧所言不虚。吴石在陆军大学授课期间，撰写了10多部军事理论专著，这奠定了他在军界中军事理论专家的地位。《兵学词典粹编》一经问世，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纷纷为该书题词，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此外，三年授课生涯，使得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成为吴石的门生。
吴石笑道：“兄弟见笑了，浮名而已！”
吴仲禧问：“虞薰兄对战争有何见解？”
吴石坚定地说：“战！打他个有来无回！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投入军事谋划及军事人才培训，为战争做充分的准备。”
时吴石颇得蒋介石赏识，如他所述：“今主席（指蒋介石）每周必召见咨询一次，深为嘉许……”[27]
吴石直言不讳：“蒋主席言，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情报不正确。我认同这个说法，情报对于战争太重要了，8月份，我们要在这里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奋飞兄如有时间，希望也能参加。”
吴仲禧言：“我求之不得，不过张发奎将军未必准我，到时我积极争取。”
将官班名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将官研究班”，直属军事委员会领导，第一期于3月1日开学，3月20日宣告结业。3月8日，蒋介石接受万耀煌建议，决定将将官研究班并入正在筹备举办的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兼任副团长，陈诚兼任教育长，万耀煌为副团长兼将官班主任。万耀煌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情况：“此次调训对象，凡未直接参战之部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均抽调前来后方，区分为将官班、校官班。”[28]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员既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也有德国顾问，还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此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吴仲禧忆述，周恩来曾三次为将官班学员授课。
周恩来讲了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问题、沦陷区秘密通讯问题、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问题。还特别讲到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第三次是以演讲的形式。在武汉大学大操场上，周恩来连讲两晚，内容主要阐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的军事思想。周恩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让吴仲禧着迷。
周恩来号召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战争，夺取抗战胜利，激发了学员们的爱国热情，周恩来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29]
一时间，珞珈山上随处可见英气勃发之面孔，意气风发之声音，一派新气息、新天地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形成。
将官班上，每天下午五点，蒋介石还亲自点名训话。此外，参训人员还参观了台儿庄战利品陈列展览，参观了步炮兵射击及战车攻击等内容。
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自4月13日开始编队，至5月6日结业，持续大半个月。
时周恩来、邓颖超住在珞珈山。笔者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专门看过他们的故居，并写了《青年，任重而道远》一文：
我登上了那个窄窄的阁楼。
阁楼没有亮灯。对面有一扇窗，透进来一点光亮。窗不大不小。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窗，一股春天的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站在窗口，能看见一山郁郁葱葱的风景。正对着窗的是一棵银杏树，拔地而起，直入云天。我踮起脚尖，尽可能地探出头去，局促的目光遥望远方。我的目光迷失在氤氲的雾气之中。这是春天，珞珈山芳草萋萋，百鸟啁啾，间或掺杂着乳雀唧唧哝哝的低语。
我坐在阁楼里的一把椅子上，定定地望着那扇窗。窗口略略透进来一缕清风，与阁楼柔软、温湿的木香混杂并融合；一点或明或暗的光照着我的脸，也直抵我的心。此时，我希望这样的光亮滞于静室之中，再恒久一些——便于从容地思考，一点一滴地打捞岁月的吉光片羽，回忆一个伟人——周恩来。他曾经一定也无数次地站在窗口，静静地遥望，那时，窗外的银杏树或者还没种上，或者，正冒着新芽。他的目光，绵延而深邃，掠过草，掠过树，掠过山坡，掠过校园，掠过破碎的山河；他的眉头紧锁，宛如一个铸铁疙瘩。他是不是也坐在一把木质椅子上良久地沉思？只是，他的思绪经常要被若隐若现的枪炮声阻遏，他清晰地听到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听到了河流一样涌动的流民的嘈嘈切切，看到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满目疮痍的中国。
这是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别墅群中的第19号楼，始建于1931年，是一栋坐北朝南西式二层楼房。阁楼蜷缩于二层之上。1938年5月至9月，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楼里居住过四个月。
那时，空袭警报频繁，为安全计，人们就躲到防空洞或自家的床底下。“……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周总理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进入地下室，而他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警报解除后，周总理又继续讲下去。”演讲结束时，“有位青年教师拿着一本小册子，请求周总理签名，周总理满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意，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挥笔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刚劲有力的字”。
此时，阁楼之下，却是异常的寂然。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甚至听到了屋外簌簌的雨声。二楼有三间房，一间是会客厅，一间是卧室兼办公室，另一间小房是警卫人员的住所。会客厅不大，正面墙上开着两扇古色古香的绛色的窗，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典雅而别致；目光飘出窗外，绿叶荫浓，树隙之间，雾霭析出的光影仍是斑驳陆离。墙上贴满了周恩来当年活动的照片，我细细端详，那不再是一个英俊的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周恩来——而是顶着一头极短的头发，一缕坚毅在剑眉跃动，一缕忧患从星目闪现，消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无比的刚定。
在这里，周恩来组织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等系列抗日宣传活动。会见了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会见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如此，此处有了一个生动、亲和的称谓：“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
在这里，周恩来还多次找郭沫若谈心，促成其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此举意在使第三厅形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各抗日党派和人民团体，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成为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
走出故居，雨似是将歇未歇。我没有张开小伞，而是任由雨珠落到头上、身上。雨雾弥漫之中的珞珈山林木葳蕤，恬静葱绿，如诗如画。我沿着蜿蜒的小径，逐级而下，台阶上满是夹杂着红的、黄的、绿的颜色的樟树的叶子。我拾起一片，脉络清晰，仿佛着了力道，无比遒劲。
边走，我边回望那栋被参天大树掩映的小楼，青砖红瓦，花树扶疏。我在想象当时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周恩来每天忙碌地工作和生活场景；想象他披风沐雨，早出晚归，过往这条小径；想象二楼的办公室通宵亮着的灯光，一位注定要彪炳史册的伟人运筹帷幄，殚精竭虑；想象他站在阁楼，望着黑越魆的江城，直至曙色初露，东方既白。
课余，吴仲禧在校园里散步，只见山峦起伏、树木蓊郁，登高望远，东湖水面浩渺，气象万千。他也曾到周恩来寓所附近盘桓，他多么想近距离接触周恩来，甚至希望能和周恩来促膝而谈，但是，纪律要求他不能这样做，他只能把对周恩来的崇敬深深埋藏在心底。
1938年7月6日，国共两党为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共同奋斗……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的唯一目的。”[30]
武汉会战是以武汉为中心，以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为外围的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同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其间大小战斗数百次。张发奎第二兵团的任务是由北岸浠水渡江，经大冶、阳新、瑞昌沿江东进，去解马垱、九江要塞之危。但张发奎部刚抵九江，就接到李汉魂报告马垱失守，日寇正兵分五路向武汉进攻。
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徽安庆起，至10月25日日军进占武汉止，历时4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5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4省数千里。日军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兵团和3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140余艘，约35万兵力。我军相对列阵，动员部署了14个集团军、10个军团和战区直属部队以及海空军部，约100万兵力。这一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
期间，吴仲禧一度“被派往李汉魂军团的彭霖生师担任参谋长”。
李汉魂曾有这样的忆述[31]：
在战局的控驭方面，向兄（张发奎）信心极强，他对长江正面的全面盱衡，认为九江在消耗战后可能不保，但战略重点可移至德安、马回岭一线，歼敌致果，估计可在此线上收一战之功。
几个月夜，我随向兄在光华宝塔、上高山庙视察，均见杨家湾附近江面之敌舰活动，即下令炮兵予以轰击，而敌机亦往往窥伺我炮兵阵地施炸。
此后数日来敌机、敌舰的轰炸、炮击几无时或已，我方亦还击，但我空军处在劣势，制空权远远谈不到，许多地面工事，这边完成，那边便为敌空中侦察探知，轰炸、炮击随至，不免又遭毁坏；湖口敌方运输船舰来往频繁，意味着敌人大规模攻势即将开始，张向公与我一直都担心姑塘一线将成为敌军登陆的所在，故此屡令守备部队加强注意，也增加了该处的防卫兵力。
7月23日零时，敌军不出所料在姑塘登陆，此一带为八军李玉堂部预备十一师赵定昌部队，经激战后，赵师全部伤亡枕藉，乃调李觉部的汪之斌十五师一个团由左翼赴援，在周家岭北端堵截敌军，同时又调七十军一二八师顾家齐部迂回向姑塘反攻，不料附近高地马祖山已先为敌所占，顾师所部被阻。
……
吴仲禧所在彭霖生师，参与过各项作战计划的制定。
罗王砦是在陇海铁路罗王车站附近的一个土寨，是徐州南面一个重要交通据点。由于地势险要，日侵略军派土肥原一个师团驻守，妄图把罗王砦与附近曲兴集等地敌营连成一片，以切断自徐州南下的通道。为了夺回这个重要交通据点，打通陇海线，上级限李汉魂部一昼夜攻克罗王砦。李汉魂召集各师高级将领彻夜商定作战计划。吴仲禧作为彭霖生的参谋长参加了作战计划的商定。
会议决定派一五五师四六三旅旅长谭生林担任主攻。
据亲历者忆述，驻守在城堡内的敌人，为了扫清射界，已将城外地上的小麦割光。我方要从外面平地仰攻进去困难甚大。为减少不必要的损耗，我方作出周密部署，首先在本阵地的村角民房凿开一道道墙孔，布置一个重机枪连封锁前面大路，以对付可能由曲兴集前来增援的敌骑兵，然后分兵数路，先以手榴弹炸开敌人预先利用铁皮卡车筑成的第一重防线，再以猛烈炮火攻城。战斗打响后，果不出我方所料，三四百骑兵疯狂前来，我方重机枪连依靠民房作掩护沉着应战，待敌人进入我方火力网时，数挺重机枪密集射击，敌军顿时人仰马翻，伤亡过半。与此同时，我军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拼死发动多次冲锋，终于冲入城堡与敌展开肉博。
“活捉土肥原！”“活捉土肥原！”
我军将士喊叫声不绝，威震原野。在我官兵猛烈冲击下，敌人阵脚开始动摇，我军愈战愈勇，敌人纷纷溃逃……
我军大破日寇土肥原的胜利消息传开后轰动中外，中外报刊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是役战况，贺电有如雪片飞来，喜庆的鞭炮彻夜响个不停。李汉魂夫人吴菊芳闻讯后，和香港知名爱国女士李志文等人组织恭祝“罗王砦击败日寇胜利慰问团”从香港赶赴前线各地，慰劳战斗官兵，还演出话剧助庆。
武汉会战后，日方宣布死伤3.5万人。
虽中国军队伤亡和耗费巨大，但中国参战的130个师没有一个被日军成建制歼灭，全部安全退往后方，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它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抗日战争此后便逐渐进入相持阶段，为中国最后的胜利积攒了力量，为日军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这段时期，吴仲禧身临一线参加战斗，未能赴吴石之约。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主持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讲授游击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