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抵制复辟
时局从未太平过。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遂密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代表秘密谈判，此事外泄后引起保定军校生极大愤慨。
过了几个月，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以流氓手段向袁政府提出48小时最后通牒，逼迫袁接受“二十一条”。
此事传开，舆论大哗。中华民国危在旦夕。
孙中山先生言：“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又言：“祸本不清，遑言扞外？”[32]
保定军校全体师生立即罢课以示强烈抗议。辎重科学生陈宗泽还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要求政府誓死抗争到底，一时间，师生感动得痛哭流涕。段祺瑞得知此事后非但未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反电告校长曲同丰，国家政事自有中央政府权衡，军人不得越俎干涉，望查明首从回报。曲同丰站在爱国师生立场回复段祺瑞，学生之事权系一腔爱国热诚，并无首从之分。所发之事，当由校长一人负责。[33]
段祺瑞岂容校长如此“包庇”学生！故于1915年9月1日颁令免去其校长一职，令驻保北洋陆军八师师长王汝贤接替他为第四任校长。
毫无疑问，王汝贤是袁世凯的亲信。
如此，对于吴仲禧、吴石等学生而言，短暂的学习过程喜忧参半——入学之时，无缘得见蒋百里及获得其言传身教的机会，但，薪火相传，因曲同丰的传承与坚守，在诸多方面，使得大家受益匪浅；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此后，便多了许多“大煞风景”之插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先生言，“……帝政实施，祖国前途，顿增黑暗，以先烈手造之共和，转而为袁氏一家之私产，四亿同胞吞声咽泪……”[34]“叛国贼政，天下共诛”。[35]
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的讨袁护国浪潮也波及保定军校，吴仲禧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之举“义愤填胸，侧目而视”[36]。
为配合袁世凯推行帝制，王汝贤在校内取缔与反帝制有关系的活动，对于学生的管理亦采取高压政策。
吴仲禧言及：“浙江同学范培科因私自传阅载有反袁言论的天津《顺天时报》，被亲袁的反动校长王汝贤发觉……”[37]从时间上看，吴仲禧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因当时王汝贤尚未到任。也有包括杨樵谷在内的多位当时的学生后来忆述，这名学生叫方其道。据分析，可能是因为杨樵谷忆述之文章写于1960年，后被多人“套用”，也包括被2005年出版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史研究》等书籍引用，形成“以讹传讹”的情况。
故而，有必要先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方其道（江西人，后来成为刘和珍烈士的未婚夫[38]），其胞弟方强曾撰文：“……后来以方兴为名……旋入湖北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与白崇禧同班。因闹学潮被开除。乃易名方其道……改入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39]另有资料载，“1915年‘五九’国耻纪念日，方其道与法专全校同学参加示威游行，散发反对‘二十一条’的传单，挨家挨户进行反日宣传”。
从以上分析，方其道当时并未在保定军校读书。
而事件发生之后，王汝贤曾为学生范培科阅《顺天时报》所受惩罚之事向徐世昌作过汇报[40]。
一天，王汝贤突然命令卫兵连将校内枪架加锁，炮房关闭，四处布满哨兵，俨然作战之前兆。同时，学校门口还架起机关枪。不多时，号兵吹起紧急号，王汝贤集合全校师生于校本部前训话，大谈袁世凯是当代英雄，四海即将拥护他登基称帝。之后，喝令步兵科六连学生范培科出队。
整个过程，杨樵谷的忆述中除将“范培科”与“方其道”张冠李戴外，其他内容则较为详细：
1916年夏秋之交，第三期同学正要举行毕业考试，校长命令全校师生集合，听校长训话。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一个叫方其道（范培科）的学生提出来。第一声叫方其道（范培科）跪下。方（范）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随着第二声叫拖他跪下。士兵一松手，方（范）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第三声又叫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范）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方（范）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把方（范）按倒在地，几个马弁，把方其道（范培科）按得不能动，一五，一十，打过后，叫先押起来候办。
吴仲禧言，虽遭卫兵“当场狠打军棍四十板”，但“范培科既不哭，也不喊，不求饶”[41]。按照吴仲禧的忆述，当场并未发生冲突，“全校学员哗然，几乎当场和校方发生冲突”，“我们全体学员回队后，在宿舍里哭不成声”。
但冲突在所难免。军校的学生个个都不是软柿子，大家群情激愤，张治中忆述，“全体同学的公愤，烧成一道通红的火炬，闹起来了。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军官学校变成了暴动大本营”，同学们“还把校长的像片撕毁，扔到厕所里”，“尽情地辱骂校长”。[42]
杨樵谷在忆述中还言：
在集合前，同学们听说方（范）同学为阅报被禁闭，就互相商议，如果遇到任何高压手段，我们一定要镇静，王校长是一个粗人，他来校当校长，是帮袁世凯来消灭我们的，我们不要在反袁前就牺牲，那样无济于革命。所以在这个悲愤难忍的时候，同学们只有含泪默无一言。待我们回到分校，师生们抱头痛哭。同学中有的说，光哭是无益的，应快想办法，否则北京接到王校长电报，他就要先发制人。遂公推步兵科长程其祥（长发）赶往北京，晋见陆军部长段祺瑞。程把真相报告段，段去见袁，袁对段说：“王校长来电，学生要搞‘学变’，已派某师（番号记不清）实弹包围学校，解除学生全副武装，候命剿灭。”段说：“不是学生变了，该校步兵科长程其祥已来京，把真相对我说得清楚，我看还以慎重处理为宜，免碍大局。”
杨樵谷言，“程科长回校后不久，方其道（范培科）就被开除了”。
那一段时间，全校停课、停操。军队荷枪实弹开到学校，“大门和后门均架着机关枪”[43]，校长由教育长杨祖德兼理。学生如同全员被关禁闭，“在步步设岗监视下，连大小便也有士兵随后”。
士兵包围学校的情形持续了五六十天。在“戒严”有所放松之后，“全校二、三、四期学生两千多人就走了几百人”。教官们也说，“到底弄不过革命知识分子，袁皇帝一定要被打倒”。[44]
分析当时军校学生的思想情况，大约有三派：一是革命派或趋向革命派；二是中立派；三是坚决反对革命、拥护清朝或跟随北洋军阀派。
吴仲禧属于离开学校去闹革命的一分子。他经孙绳同学介绍请假到湖南约同盟会的谭阁皋、高心吾二人，一起到平江准备策动一位营长起义，反对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因“芗铭督湘后，为报袁氏知遇之隆，捕杀民党颇多，湘人甚恨，以屠户称之”！[45]可惜，因势孤力单而未果。之后，吴仲禧又去了哪里闹革命，不太清楚，他个人也没有提及，但“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霸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他还能去哪里？他又能去哪里？去能革命之地，行革命之举。
而吴石“事先受到警告不准请假，就留校作为南方同学的联络员”。
吴仲禧后来回忆，不到两个月，袁世凯帝制被推翻，王汝贤也已离职。实则，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紧接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死了。
对于袁世凯的命运，1920年，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46]等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收场的。”[47]
此时，学校通知所有请假南下的学员均准如期回校继续学习，吴仲禧便于7月初回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