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虎穴，获取绝密情报
1948年6月，赋闲广州的吴仲禧接到吴石来信，案子经查无实据，已宣判吴仲禧无罪，国防部恢复他中将部员职务，即将派往“徐州剿总”服务。
当时正值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即往香港找潘汉年请示，潘汉年、张唯一对吴仲禧的新任命极为重视，要他在前方尽力收集情报。
离开香港后，吴仲禧先去上海看儿子。此次赴“徐州剿总”获取情报危险重重，他有很多话想和儿子说，但往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待了几日，临走前一天晚上，吴群敢邀请鲁令子来家里与父亲见面，鲁令子后来回忆，“群敢做了几个菜为他父亲送行，我应约作陪。”[6]
看着年轻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吴仲禧心头突然涌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绪。是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是对自己的儿子。世事难料，自己这一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不知。若是一场生离死别呢？想到此，他不由站起身来，走到窗口，看熙熙攘攘的街市，无限感伤，几欲落泪。但他又把眼泪强忍了回去，当着两位年轻人，纵有太多留恋与惆怅，也不能表现出来。
不一会儿工夫，油焖笋、五香熏鱼、糖醋排骨、腐乳汁烧油菜端上桌来。还有两个下酒菜——茴香豆、鸡翅膀。
吴仲禧的鼻翼间香气四溢。
“老大，手艺不错，别多做，我们三个人，够吃就行。”
“爸，还有一个紫菜虾米汤，马上就好。”
吴仲禧招呼：“来，小鲁，请坐。”
鲁令子说：“谢谢吴伯伯，我给您斟酒。”
酒是绍兴黄酒。上海什么样的酒都有，但吴仲禧最喜绍兴黄酒，那滋味绵延悠长，令人回味无穷。
年轻人举杯向吴仲禧敬酒，他一饮而尽。
“这样的好日子希望以后天天有。”
“爸，放心吧，以后不但天天有，还会越过越好。”
“吴伯伯，今天大家高兴，您能不能借着酒兴，给我们作首诗？”
吴仲禧略一思忖，吟咏了一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行与故游夜别》：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
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
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
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
吴仲禧问他们读过没有，两人摇头。
吴仲禧说：“那我简单解释一下这首诗，共追随，指的是与友人相处共事。辞群匹，是指与许多朋友告别。诗歌的整个基调，表现作者别离之际情绪低落，但又期待早日一同促膝而坐，落脚点充满着一缕希冀。”
年轻人频频点头。
吴仲禧说：“我斗胆改一下，改成四句——”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
自有西归日，遑论同促膝？
鲁令子连声叫好！
吴仲禧回敬两位年轻人：“我是你们的长辈，更是你们的朋友——没有风雨，何来彩虹！干杯！”
……
从“徐州剿总”探取情报，吴仲禧感到任务非常艰巨。要想顺利完成任务，需要吴石的帮助。
吴仲禧返回南京后直接去找吴石。
吴石说：“徐州行营主任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你带给他。”
吴仲禧说：“感谢虞薰兄，我的工作这就好开展多了。”
吴石当即亲笔写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信中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务必请李树正多加关照。
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时群雄割据，徐州是各路诸侯反复争夺之地，曹操攻陶谦，刘备战吕布，袁术攻下邳，曹操终于攻破徐州。晋末的两次北伐，徐州是发动攻击的前沿阵地。北宋末年，宋金在徐州地区征战激烈。再往后，朱元璋攻打徐州北取中原，清兵以徐州为据点力阻太平军。到了民国时期，蒋、冯、阎新军阀中原大战，中日台儿庄会战，都以徐州为中心。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战线，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属黄淮平原，介于黄河、长江之间，北上是济南，直通平津；南下可达长江，直下南京、上海。这一片地域幅员辽阔、地形开阔、村落稠密、铁路纵横、公路四通八达，利于大兵团作战。蒋介石也清楚，如掌握了徐州和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也就控制了长江以北，直接威胁到南京和上海的安全，其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但蒋介石“百密一疏”，偏偏派刘峙当总司令。吴仲禧心中暗喜——蒋光头这仗恐怕不好打。其时，国民党军内部一听是刘峙来主持大局，议论也是沸沸扬扬，“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如今只派来一只猪，眼看着大门是守不住了。”
对刘峙其人，吴仲禧知道一二。说起来，两人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刘峙也曾“战功赫赫”，但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与日军作战中，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使刘峙声誉大落，被人讥讽为“长腿将军”，意思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1942年，刘峙任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时，还发生了一件惊天丑闻。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群众都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在轰炸间隙，群众提议解除警报，让大家出去透透气，但没有得到同意。当群众实在忍不住向外跑时，发生群体拥挤和踩踏事故，但现场无人维持秩序，最终导致几千人被闷死在洞里，酿成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很多人还处于假死状态，但担架兵为了搜集财物，将没死的人活活掐死。现场检查的军官倒很负责，下令搜查所有的担架兵，却将搜出的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往刘峙家里连送三次。一时间，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刘峙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946年8月，刘峙奉蒋介石之命，集中30万兵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但9月1日在大黄集一带整编第三师被解放军歼灭，师长赵锡田被俘。
虽然刘峙总给蒋介石惹祸，但蒋介石仍对其偏爱有加，他刚被撤职，又很快当上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
对于起用刘峙，蒋介石的幕僚也曾建议考虑是否欠妥，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为此还特意搭配杜聿明给他当副手。
解放军知道对手是刘峙后，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在临城贴出传单，鼓舞人民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吴仲禧即刻动身去往徐州。
时津浦铁路上交通已十分混乱，南京国民党补给前方的物质都堆在车站上运不出去，乘客大多是难民。
吴仲禧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才到达徐州。
适逢刘峙在徐州西的商丘、砀山邱清泉部视察，副总司令杜聿明在徐州东的新安镇、运河镇黄百韬部视察。
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对吴仲禧分外客气。“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信来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辛苦亲自来呢？”
吴仲禧答：“都是公差，国防部要我来了解点情况，回去好进行汇报。”
李树正问：“我的老师吴石可好？”
吴仲禧说：“我出发前专门去看过他，身体尚佳，但整日操劳修史之事，可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呕心沥血。”
李树正说：“我的老师是‘十二能人’，这个工作他做最为合适。”
吴仲禧笑道：“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全能冠军，虞薰兄的确是我军中之出类拔萃的人才。”
李树正又言：“您长途劳顿，不如先休息两天，我再接您过来仔细看看。”
吴仲禧说：“倒也不累，但我突然前来，恐怕会打乱你们的工作安排，先安顿下来也好，明天若参谋长有时间，我再过来学习。”
吴仲禧想第一时间去机要室，正好刘峙、杜聿明不在，方便行动。但风尘仆仆，初来乍到，若执意先去机要室，显得突兀和操之过急，容易引起李树正反感甚至怀疑。
他便在李树正安排的一间相当清静的房子里休息。
三天后，李树正邀请吴仲禧到参谋处机要室看双方兵力部署的要图。
进入机要室，吴仲禧看到，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贴满室内，上面用红、蓝铅笔划分两军的位置以及国民党部队的番号。
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旧址
吴仲禧内心紧张至极，可又要表现得若无其事。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图上的情况全部记在脑中，李树正在旁他又不能拿出笔记本记录。他只能尽力观看图上布置情况，待对全局有些印象时，已经头昏眼花。
李树正说：“吴将军是专家，您多指点。”
吴仲禧说：“岂敢岂敢，我军的战略布防是蒋总裁亲自审定的，我哪有资格评点，观摩、学习、领会而已。”
为了不引起李树正的丝毫怀疑，吴仲禧时而贴近细细查看，还以手丈量，时而眉头紧蹙，又点点头，“我军布防如此严密，则淮海之役高枕无忧矣。”
吴仲禧扭头问：“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何时回来？”
李树正答：“我也说不准，但我已经向他们报告了您来的消息。”
在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间，吴仲禧还在强迫自己默记要点。
吴仲禧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军中不可一日无粮，也不可一日无饷，前线有什么困难，不妨详细告诉我，以便我回去汇报，或许能帮助将士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李树正说：“谢谢吴将军体恤一线将士们的辛劳，目前虽然还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保不住中途会出现供应不上的局面，届时还请吴将军费心督办。”
吴仲禧说：“好，有机会为前线将士们服务，吴某不胜荣幸。”
见时间差不多了，吴仲禧说：“我听见电话一个劲地响，都是耽误不得的军务，要不参谋长先处理军务，另外我今天精神不太好，隔几天再来学习一次。”
李树正满口答应，并叮嘱一位年轻参谋：“我这几天有事外出，你负责陪好吴将军，吴将军是国防部大员，可以在总部各个部门、地方随意查看。”
参谋响亮地答：“是！”
回到房间，锁好房门，吴仲禧抓紧将看到的情况尽可能记在笔记本上，也不敢用文字表述，只能使用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
第三天，那位参谋陪着，吴仲禧先礼节性地到有关办公室转了转，勉励大家各司其职，为战争的胜利做好各自的工作，最后又来到机要室。
因李树正有话在先，参谋非常殷勤，又是端茶倒水，又是准备水果。这时，吴仲禧故意摸了摸口袋：“哎呀，出来时忘记带烟。”
参谋见状：“吴将军，我不抽烟，您先喝茶，我去外面给您买两盒。”
机要室是绝密之所，没有上级的命令，其他人不可随便进入，这便给吴仲禧提供了宝贵的时机。听着参谋的脚步声走远，他迅速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将地图上重要的布防简明扼要地记了下来。在记的过程中，他的两只耳朵如兔子耳朵一样灵敏，时刻防范走廊的动静，防止不速之客突然闯入。
细细端详，吴仲禧觉得地图上的这条战线好像一条长蛇，若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其中还包括几个重要城镇，如新安镇、峰县、枣庄、台儿庄、临沂等，按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来计算，战场深广的度当在200公里左右。其兵力布置则以徐州为中心，杜聿明机械化部和邱清泉兵团均集中在徐州附近。黄百韬兵团则驻在徐州东约五十余里在曹八集和碾庄一带。李弥兵团则分布临城、韩庄一带。从部署看来，国民党肯定估计中共主力以徐州为主攻方向，把机械化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都集中在徐州附近，徐州一带是一片平原，正是机械部队发挥战斗力的场地。又把李弥兵团安排在徐州东北，临城、韩庄附近，黄百韬兵团安排在碾庄、新安镇一带，邱清泉兵团安排在徐州附近，这样三个兵团形成掎角之势，徐州有事互相呼应，这样在布置上便相当周到。
但是，吴仲禧在地图上没有发现黄维兵团的位置，推测他可能在豫东向宿县移动中。
吴仲禧的判断是准确的。后来，战役打响后，吴仲禧得知解放军主攻不向徐州，而是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使其三个兵团无法相助，以便各个击破。
大功告成，吴仲禧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为掩饰内心慌乱，他索性坐了下来，品着香茗，又剥开一个橘子，慢慢地嚼。
一会儿，门口响起参谋的脚步声，他推门进来，拿着两盒“三五”：“对不起，让吴将军久等了，我忘记问您平时抽什么烟，就自作主张选了‘三五’，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吴仲禧已是神情自若、气定神闲，笑道：“谢谢，我平时就抽‘三五’。”他掏出钞票，要付钱，参谋赶紧说：“您不用客气，这都是接待费，不用给我。”
吴仲禧说：“那我拿一盒即可，一盒你们留下。”
参谋说：“您太客气了，这样李参谋长会责怪我。”
吴仲禧说：“那好吧，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他点燃一支烟，招呼参谋也坐下，跟他聊了聊家常。参谋刚开始拘谨，渐渐也便放开了。
回到住处，吴仲禧便面临两难抉择，如果他不辞而别，一走了之，必定会引起李树正怀疑，恐怕潜伏生涯就此结束，还有性命之虞，也愧对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另外，敌人还有可能修改战略部署，那他好不容易拿到的情报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可如果贻误时机，延误了解放军的战略布局和行动，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怎么办？怎么办？
吴仲禧在房间里团团打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大脑紧张地思考。
但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
下午，李树正回来，要吴仲禧再提提意见。
吴仲禧说：“这一次详细看了，部署很周密，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前方将士辛苦了！”
吴仲禧故作病态状：“岁数一大，真是不中用，拉肚子，感觉浑身乏力。”
李树正关切地说：“现在气候还好，可能是水土不服，这个地方的水硬，我刚来时也跑肚拉稀。”
李树正主动提出：“要不我派人送您先回南京看病，待身体恢复之后，再来不迟。”
吴仲禧故意推脱，急忙摆手：“我这刚来，此时回去，怕人议论，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也都没见，十分不妥。”
李树正说：“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这几日还回不来，没关系，我会向他们解释。”
言已至此，吴仲禧便借坡下驴，后来，吴仲禧回忆，“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而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第二天一早，吴仲禧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徐州有直达上海的火车，但他没有坐，如果直接去上海，一定会引起李树正的怀疑。
在火车上，吴仲禧长出了一口气。回想整个过程，虽然看起来一切顺利，但稍有不慎，就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他也意识到，窃取情报，真是极危险的工作，也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胆量。
回到南京后，吴仲禧没有停留，换了列车直奔上海。
找到刘人寿之后，吴仲禧当着他的面，凭借记忆对情报再次进行仔细标注，力求精准还原。刘人寿后来回忆，“在淮海战役开始前，仲禧曾主动去徐州，了解敌军部署，并亲自写了材料交我上报。”
这份情报，也是由潘汉年系统上海部译电员侯德华发出的，他说：“我被电文内容所震撼”，他还说，一份份情报获取的过程“都是惊心动魄的战斗”。
也有人说，这份被世人称为《徐州“剿总”情况》的绝密情报，迅速地“经王绍鏊、刘人寿、李白等人接力，交至中共中央负责情报的李克农手中”[7]，电报内容包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剿点”兵团、主官姓名、兵力配备等。电报内容还有：徐州“剿总”对我军可能发起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图等。前一部分是吴仲禧如实记录，后面的内容则是他对形势的估计，提供给中共中央决策参考。后来，刘人寿也才知道，“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即了解敌方的战略意图和动向，以及影响日本和国民党的国际势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我方人员就必须在敌区长期潜伏，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接近或打入敌方的决策部门和情报机构。
时隔多年之后的2009年秋，《无名丰碑》专题展览在河北西柏坡陈展，一块展板上写着“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道：淮海战役前，潘汉年领导的我秘密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其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得的最早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放后，有中央调查部的同志告诉吴仲禧，“你在解放战争提供的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很有价值，有的还直接呈毛主席参阅。”[8]
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这份情报的分量和价值。
10月间，中共中央情报部又陆续收到有关地区情报组织发来的关于徐州国民党军部署的一系列情报，如徐州蒋军军事部署、兵力分配详情和蒋军全部兵力新番号、主官位置表等。这些情报对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集团七十多万人的新部署和作战意图叙述得详细具体。尤其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召开国防部会议部署作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这份情报也很快到了共产党手中——郭汝瑰，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优异表现获得蒋介石赏识。但他始终心向光明，将大量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发往延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专题展出“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
11月中旬，中情部又收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发来的国民党《国防部对淮海战役估计》的重要军事情报；接着又发来了《徐蚌会战的国军部署》情报，都十分重要。
《孙子兵法》曰：知此知彼，百战不殆。由于我军对集结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根据解放军参战部队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劣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予以歼灭的英明战略决策。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打响。对于我军来说，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是将蒋介石徐蚌会战的如意算盘打得稀巴烂；接下来便进入第三阶段。
此时，吴仲禧又到了上海，天气很冷，他穿着单薄，刘人寿专门为他做了一件呢子大衣。这件大衣，吴仲禧一直珍藏，只有到了一些重要的场合才会拿出来穿一下。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经知道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后，即挥师入关，解放军的神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几个据点。
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断言：“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9]
1948年的最后一天。
蒋介石邀请了40名国民党高级首领共进午餐。大元帅坐在餐桌上首，一开始谁也不语，但沉寂很快就被蒋介石那歇斯底里的声音打破：“我不是很想这样做，而是你们，国民党党员，要我辞职；我打算离开，但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些派别。”[10]主人有些失声了——那是他自掘坟墓的哀哀之音，他何尝不清楚，新年即将响起的钟声正是为他敲响的丧钟——在中共电台的广播中，他已被称为“头号战犯”“向美国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匪帮的头子”。电台广播的45名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夫妇排在最前面。
1949年的钟声如约而至，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1]新年献词
吴仲禧将收音机声音调到微微能听到为止，波段调整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7500千赫，呼号XNCR。
由于电台信号波动的缘故，播音员的声音断断续续：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
更让吴仲禧激动的是，他听到了这样的“进军令”和“宣言”：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吴仲禧压抑激动的心情，将收音机调频旋钮随意拧了几下，关掉了收音机。
他站在窗口，点燃一根烟。昨夜，上海下了雪，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大街上万籁俱寂，少见行人。他不由想起自己当年在这里作为学生军集训时的情景，往事如梦，却又那般清晰……他相信，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迎来光明，人民解放军将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这里。
吴仲禧穿上大衣，下了楼，出了大门，向黄浦江边走去。
他伫立江畔。风狠命地吹着哨子，大雪在风中漫卷，落在他的头上、脸上，他不由高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雄厚的声音在风雪之中夹杂、飘荡。从《沁园春·雪》中，他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气魄。是呵，“数风流人物”是谁呢？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和中国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民。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永城东北地区，数日之后，陷于粮草断绝、饥寒交加之中，军心动摇。杜聿明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发急电要求立即空投20万只防毒面具，妄图率残兵败将放毒气突围、做垂死挣扎。但此情报落在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共产党内线情报人员手里，故被拖延缓办。
9日晚，杜聿明部已陷于十分混乱之中，根本无法控制。杜聿明知道大势已去，遂决定各部队分头突围。他自己则带着副官、卫士10余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被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俘生活。
至此，淮海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当然，在淮海战役刚开始时，还有一段“插曲”——张克侠、何基沣率领国民党政府军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2万余人起义。张克侠，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重返西北军，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奉命回原部队工作，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任国民党政府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得知我军于淮海战役大胜的消息，既赞扬又惊讶，认为60万装备很差的解放军竟然打败了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真是奇迹！
是啊，这一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显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我党的情报搜集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萧克后来所言：“他（吴仲禧）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12]
当时，吴仲禧对情报发出之后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但他始终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样一条隐蔽战线上，有很多人为了同一件事而铤而走险，大家都是一个目的——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实则，随着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隐蔽战线的斗争形势非但没有“衰退”的迹象，反而显得更加严峻。因为双方都知道，在战争决胜时期，军事情报尤其显得重要。而在这样特殊的时期获取情报，危险重重，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
1948年12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侦查出李白电台的方位，李白再次入狱。
吴群敢后来回忆：“尽管当时我对李白电台被破坏，刘人寿、黄景荷撤离的实情并不了解，但从所接触情况来看，联系突然中断的经过很不寻常。1948年底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黄景荷突然来找我，当时我住在虹口狄思威路金仲华的家中，黄很平静地通知我，刘人寿约我晚上6时在国泰电影院见面，她同金家女佣谈了一下家常后就离开。当时我预感定有紧急要事，因黄景荷不轻易前来找我，我在入住金家时，刘人寿曾告诫我说金家目标很大，黄非有特殊情况当不会轻易来此冒险。果然不出所料，当日我准点到达国泰电影院门外时，见刘人寿从人群中边走边对我说，这里的电影不好看，我们到那边的兰心戏院看看。待我们走到僻静处，刘要我立即同我的一个联系人王某联系，说有个小箱准备寄存他家，并要我7点再回到兰心戏院门口，届时跟着他走不要说话，会有一个穿工人服装的人拿着一个提箱走近我身边，将箱递给我，我也不要说话，接过后即送王某家中暂存。但当我按嘱打电话同王某联系后，回到兰心戏院门前时，刘人寿又对我说，这个计划取消，约我周二晚8点在虹口某书店内相见。但从此后多日同一时间，我在该书店等候，都未见刘到来，我判断一定是出了大事。原交我转移的可能是电台及其配件，尽管他们处变不惊、若无其事，但仍掩盖不了事实的异常。”
吴仲禧后来也回忆：“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吴仲禧还回忆：“1947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50年后，刘人寿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敌区长期埋伏，远离领导机关，并不能常常知道自己工作的实际效果。虽然已事隔近50年，但这个评价使我们确知了自己的局部工作起了有利于全局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对我和有关的同志，是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13]而“仲禧同志后期的工作，主要是领悟了党的政治原则，主动活动、主动开辟，并不是一举一动都要等组织决定，事实上敌区环境，组织上也不可能事事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