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公仆
硝烟远去。
55岁的吴仲禧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偶尔，他的目光掠过报头，思绪仿佛还在过去的岁月中飞翔、驰骋。他不由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想起自己大半生的经历，真可谓历尽坎坷、九死一生，内心禁不住波澜起伏。
他对王静澜感慨道：“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和孩子们要好好珍惜。”
组织上已和他谈过话——由于工作需要，还不能正式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听到这个消息，吴仲禧心里咯噔一下，非常失望，如果说过去不能公开，是革命的需要，现在革命成功了，还不能公开，为什么？
他毕竟是从腥风血雨之中走过来的人，他很快机敏地意识到，组织上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脑子里突然想到吴石、陈宝仓等人，是啊，他们都是和自己走得最近的人，如果台湾知道吴仲禧是共产党员，那特务们狼狗一样敏锐的鼻子就会闻出吴石、陈宝仓身上散发出的异样气息，且革命的几十年，还有多少同志与自己产生过蛛丝马迹的关联，多得数不清楚，如今，自己安全了，可其他同志呢？
想到此，吴仲禧完全同意组织的决定。
那一时期，叶剑英同志主政华南。他先后安排了一批党外人士在政府机关中任实职，担任厅局长，个别担任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叶剑英认为，“对他们要作妥善安置，不能过河拆桥”[1]。于是，吴仲禧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是1950年1月的事。
但吴仲禧以党外人士工作，尴尬的局面便出现了——他不能参加党组会议，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很多党的重要文件也不能阅查等，甚至还有一些重大决策事项的研究，吴仲禧不能参加。
但吴仲禧坦然面对了，心说，这点委屈和别扭算得了什么？他不但对工作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自身也从未觉得“低人一等”，还严格按照组织的要求，“除做政法工作之外，多做党的统战工作”[2]，经常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
但组织上为了便于吴仲禧开展工作，也尽可能提供了一些帮助，当时的省政府领导同志古大存（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广英（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左洪涛（时任广州市军管会房屋分配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南中央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对省法院办公室主任徐明交代，吴仲禧副院长虽然不能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和部署，但会后要个别向他传达，征求和尊重他的意见。
徐明后来回忆，“我们也是按照要求这样做的。吴老很满意，并经常提一些很好的建议，主动支持和配合法院党组贯彻执行，使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
50年代初，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美蒋特务机关不甘心失败，经常蠢蠢欲动，试图卷土重来。
特务们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通过深圳潜入到广州进行破坏活动，甚至策划在广州繁华地点如火车站、海珠桥、中山路、北京路、岭南文化宫、发电厂、飞机场等地进行爆炸活动。当特务们被公安机关抓获、审讯之后，程序便走到了法院，加上土匪恶霸等案件比较集中，法院审判任务十分繁重，但法规又存在不健全的掣肘和弊端。
吴仲禧对工作人员说：“法院的业务许多都要从头开始，旧的一套不能用，新的法规还没有建立，一定要认真研究和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办好案件，不出偏差。”
1951年春，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雷经天同志来广东，会同吴仲禧等前往惠阳、潮汕、兴梅三个专署检查法院工作和审批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此时，吴仲禧已是省法院代院长。
一路上，徐明看到，雷经天、吴仲禧两位院长一边听各地负责人汇报工作，一边亲自审阅案件，晚上很少休息。他们对案情有疑问时会让主办人员详细汇报，还要调阅证据资料，再经反复分析讨论后才审批。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使徐明和相关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在以“代院长”职务领导省法院工作中，吴仲禧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在“三反”运动中，原华侨投资企业公司的一位副经理被认定有贪污行为，关在省法院看守所，但经调查只是在工作中执行政策有偏差，本人并无贪污的确凿证据。吴仲禧了解后主张立即放人，其他问题另作处理，大家都很同意他的意见，立即照办，“后来证明吴老的分析和决定是正确的”。
吴仲禧仍时时牵挂着吴石、陈宝仓等的安危。
吴仲禧后来回忆：“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在台湾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道，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吴石去了台湾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江南《蒋经国传记》载：“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和空军部队”。但是，由于叛徒蔡孝乾的出卖，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吴石情报组也未能幸免。1950年2月，朱枫、聂曦身份暴露被捕，3月，吴石、王正均、陈宝仓也相继被捕。
在国民党保密局监狱三个多月的审讯中，吴石遭受百般酷刑，导致一只眼睛失明。他每一天都在等待死神的来临，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遂写下2000多字的遗书。
特务为从陈宝仓那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对他施以酷刑，但他态度坚决，拒不“认罪”。
聂曦、王正均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都拒不承认，“死不悔改”。
经严酷审讯，国民党特务一无所获。审讯情况上报蒋介石后，他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亲手下达“吴石匪谍案”死刑令。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湾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对“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以及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执行死刑。
吴石英勇就义前，写下了绝笔诗篇：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惟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不久，吴石的副官、中共隐蔽战线吴石情报组成员王正均也英勇就义。
吴石遇难的消息，让吴仲禧一时昏厥。苏醒之后，他禁不住老泪纵横。
他想起曾与吴石于白洋淀上的一幕，依稀如昨：
“不知将来有没有戴笋皮笠子，穿荷叶衣服的时候？”
“范蠡归湖，诗酒生涯，好个潇洒！”
“倘若一夜风来，吹散了我们，又当如何？”
“一叶孤舟，随波逐流。”
“它会去哪里？”
“从相同的地方来，必是要去相同的地方。”
“最终会泊在一处看同一的风景。”
“我会隔船相问——渔父何方居住？”
“半壶绿醑，数卷残书，此舟即是吾庐。”
“我就登你的船，到你的庐中，也作新渔父。”
……
他来到珠江边，遥望东面，似在隔水问樵夫：
“虞薰兄，虞薰兄，我们约定，要一起作渔父啊！”
吴仲禧不知，他逝世若干年后，《蒋经国的晚年岁月》一书问世，书中有台湾当局于1950年6月11日《“中央”日报》发表的对吴石案的说明：
“……旋吴石于同年10月由港抵台，因吴在港另由投共之吴仲禧从中怂恿，并告吴石以前第4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已早在台湾为中共工作，嘱吴到台与陈联络，陈可协助采集情报……吴石与陈取得联系后，陈即供给我军防守部队番号等情报，交由吴石，吴石即以一部分情报，派聂曦持往香港，交付中共人员。”[3]
后来，吴仲禧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吴石直接参加为我们党提供军事情报的工作，是1949年春天以后的事”，他又说，“对他在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几条渠道为我党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4]
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1973年11月15日，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4年，吴石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捧回祖国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碑文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5]1950年7月，脱离险境、人在香港的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女儿陈禹方想方设法，托熟人殷晓霞将陈宝仓的骨灰带到香港。1953年9月，陈宝仓的骨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0年12月，朱枫的骨灰从台北迁回祖国大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暂存。2011年7月，有关部门安排专机将朱枫骨灰护送到家乡宁波，安放在镇海烈士陵园。朱枫故居被命名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如李济深《在悼念陈宝仓同志》的悼词中所言：
“陈宝仓同志为革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正如万千个革命烈士临危受命，临大节而不辱的奋斗精神一样，他是死而无憾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1953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广东省各级法院全面开展司法改革，吴仲禧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参加运动的领导，一方面客观地对待自己。运动开始后，他一再表示，自己解放前担任过多年国民党第四战区的军法执行监，现在又担任人民法院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自己难免存在不少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旧思想和旧法观点，希望大家在运动中帮助纠正。吴仲禧诚恳的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对运动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通过司法改革，法院系统破除了旧法观点，提高了审判人员的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省法院许多工作制度，如成立审判委员会，坚持走群众路线办案，加强调查研究，注重证据等措施都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接着，公、检、法又联合派员进行积案清理工作（包括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重要积案），由省公安厅马甫同志、省检察院王元芳同志和省法院徐明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一些重要的会议都请吴仲禧参加，吴仲禧也很支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项任务基本完成。
在同事们眼中，吴仲禧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出差或到基层工作，都能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架子，不提特殊要求。司法改革前，法院从法商学院调来一批青年干部，吴仲禧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都很关心，一再关照徐明要做好安排。程继锐、宁工、朱育民、芦其栋、傅经周等许多同志，都对吴仲禧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团结关心同志的优良品德记忆犹新。
1955年1月，组织上决定吴仲禧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党组织也决定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任司法厅党组书记。
宣布那天，吴仲禧当着很多人的面喜极而泣——是啊，他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虽然姗姗来迟，但终于还是等到了。
那晚，几个熟悉的朋友在一家粤菜馆摆酒设宴，为吴仲禧庆祝。
吴仲禧携王静澜参加。大家举杯起立，为他和协助他默默工作的王静澜敬酒——那是一个无比祥和又温馨的时刻，荣耀又庄严的时刻，与所有仿佛要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才“熠熠生辉”的共产党员一样，吴仲禧感慨颇多。
他不禁朗诵起清代诗人郑板桥的《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一片叫好声！
包间门没关，过往客人均侧目往里看，吴仲禧挺直了胸膛，此刻，他一点都不怕，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放开、真正地做回自己过。
这些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信仰和理想追求的人，再次起立举杯，为吴仲禧夫妇坚不可摧的爱情基础，为他们忘我无我的忍让牺牲精神，为三十多年种植的饱经风霜雨雪的爱情之树结出丰硕的果实而真心庆祝。
此后十余年，吴仲禧还在其他很多岗位上工作过。按照党组织决定，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孙中山年谱新编》编纂组组长等。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对党的领导高度崇敬和自觉服从，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名利。
可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同年8月，吴仲禧被监护审查。
陈景文后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领导干部都被送到广州沙河地区的“梅花园”，名为“监护”，实则监禁，那里戒备森严，人一进去便彻底失去了自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陈景文说：“我和吴老二人本是同一单位的，大概因‘身价’不同，所受待遇各异，我受集体监管，吴老关在什么地方，我本不知道。有一天，我下地劳动，路过一个‘别墅’式的小楼，远远地看见‘别墅’的围墙内一个老人在‘散步’，细看是吴仲禧同志。”
他向吴仲禧招手致意，轻轻道了一声：“保重！”
吴仲禧也招手致意：“保重！”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他们之间这样一个动作、一句问候传递着关爱和温暖，那是足以激励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情感支撑——任何时候，甚至越是艰难和危险的时候，不忘初心地活下去越是硬道理。
但陈景文后来劳动再路过那座“别墅”时，却不见了吴仲禧的身影，估计已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
岁月之河，缓缓流淌。
1972年12月，吴仲禧被解除监护返回家中，但一直赋闲，没有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吴仲禧心情大为舒畅，几年不作诗也不敢作诗的他脱口而出七律一首：
万家怒讨“四人帮”，
剥尽画皮正气扬。
残酷已逾诸吕暴，
穷奢犹似蒋家狂。
身从狗洞成权贵，
种出文妖号智囊。
赖有英明领导者，
千钧棒起四凶亡。
如陈景文所言，经此动乱，“四人帮”终于垮台，坏事又变成好事，经过拨乱反正，无数老革命、老干部又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走向工作岗位。
1978年，吴仲禧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中共广东省委作出结论，“吴仲禧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政治上无问题。省委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对吴仲禧同志政治历史问题所作的结论应予撤销”。此后，吴仲禧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这期间，吴仲禧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继续做一些争取张发奎的工作。
1982年，李汉魂应廖承志的邀请回国访问时，吴仲禧遵照组织安排同李会见，畅谈分别以来的巨大变化。
1981年1月，吴仲禧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写了一首诗：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怀念孙中山先生
翠亨四野云天秀，
继起洪杨造化移。
三月羊城流碧血，
入冬鄂渚动旌旗。
奔波海外侨民助，
创学军中志士随。
大业起从形势转，
晚年救国有深思。
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前夕，吴仲禧写诗悼念孙中山并寄怀台中旧友：
武昌十月王朝覆，
迎主中原一布衣。
胡虏争传流寇患，
黎民早望逸仙归。
宣言立法平民制，
誓绝遗留帝政基。
大陆未忘公伟绩，
台中故友莫相违。
“文革”前，吴仲禧曾负责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文革”后，一些老同志鼓励吴仲禧写回忆录；晚年时，中共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也多次催促他撰写史料，但他一直没有写自己的经历传记。反而，他深切悼念叶挺、蒋先云、吴石等已遇难或壮烈牺牲的战友，认为自己有责任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故在80多岁高龄时奋笔疾书，写出了烈士们的光辉业绩送交党史资料征集部门，“而他自己的回忆录却未能写成”。
1980年10月，吴仲禧写过一首古体诗词，抒发对改革开放的良好祝愿：
七律[6]
空前民主振人心，改革仍从体制寻。
独有元勋高表率，何难后起学良箴。
已看远路光明近，岂惧黄昏岁月侵。
今日争谈形势好，愧无佳句作长吟。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讲话一经发布，即引起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年已86岁、时任民革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的吴仲禧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这个谈话语调温和，入情入理，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要好好考虑。如果有个别人阻挠这个谈判，一意孤行，他将会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谴责。”[7]
随着年岁愈来愈高，吴仲禧读书时怕自己记不住，经常在文件、书籍上圈圈点点，也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他家里的案头上不仅常摆着一些政治书籍、党报党刊，他还长期自费订阅一些文学刊物。1983年初，吴仲禧病重期间仍要孩子们每天把重要新闻、社论读给他听，还叮嘱孩子们要把家里订阅的报纸、书刊整理好，待他病愈后阅读。[8]
无论身居何位，吴仲禧对党的信念一以贯之地忠诚。徐明言，“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也不流露于言行。反而总认为自己过去在地下工作的环境下学习不够，水平不高，对党安排的岗位深恐未能胜任，因而从不计较职位高低，总是谦虚谨慎，尊重领导和同事，兢兢业业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这种为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王静澜则言，“他常对我说，他最怕的是闲散下来，只要是党需要的工作就很好。”
让吴仲禧欣喜的是，他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吴石留在大陆的子女吴韶成和吴兰成，得知他们的母亲在吴石遇害后也牵连入狱，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直至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兄妹俩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于1981年冬天赴美探亲，终于见到了分别近40年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回来时带了一份吴石在狱中秘密书写在画册背面的绝笔书。
吴仲禧一字一顿地读着——
“我家累世寒儒，读书为善……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
从遗书中，吴仲禧看到了吴石的生平抱负，凛然的正气，交代后事之后从容赴难的决绝之心，“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更表现了这位好老乡、好同学、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的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
每每回忆与吴石的往事，吴仲禧莫不心潮激荡，多年哀思无从化解。
吴仲禧心说，吴石烈士若九泉之下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他在大陆的二位儿女分别毕业于南京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大学毕业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石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