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候案期间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吴仲禧预料的迅猛、快速得多。虽然情势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已显不利，甚至一些上层官僚已开始寻找退路，甚至作逃离前的准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敌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反，那些忠于蒋介石的顽固派还想孤注一掷、“力挽狂澜”，作东山再起的春秋大梦。如此情况之下，特务们的活动便更加猖獗，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想放过一个，白色恐怖的魔影时刻飘荡在吴仲禧等共产党人的头顶，南京如此，上海亦如此。
此时，吴仲禧虽处于“候案”状态，但人一直没闲着。
在上海期间，吴仲禧在儿子那里居住。为便于父母生活起居，吴群敢在公寓里顶了一个“小单元”，勉强算作“两室一厅”。那时房源极为紧张，房租看似不贵，但转让费贵得离奇，吴群敢用了两根总计20两的金条才将公寓弄到手。他的月薪为法币120元，收入还算可以。
这房子前后两门都通往街道，方便进行隐蔽活动。后来，王绍鏊撤离上海前曾在此暂避，为掩人耳目，他每天早晨都从后门出去，走一段路到杜美公园打太极拳，再绕到另一条街道从前门返回。
由于赋闲、“无所事事”，吴仲禧担心组织上对他失去信任，但王绍鏊经常来看他，明确表示组织对他完全信任，如果行动还可以自由的话，党的工作可以照常进行，这使吴仲禧“心情更感振作”[1]。
不久，吴仲禧与刘人寿相识。刘人寿后来回忆，“1947年张唯一同志命我去联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之吴仲禧同志。张说，吴是王绍鏊的关系，1946年潘汉年同志曾亲自接见。”[2]刘人寿二十六七岁，操四川口音，面庞白皙且清秀，一双眼睛清澈又机警，浑身洋溢着文质彬彬的儒雅，与潘汉年的形象、气质十分相似。刘人寿言，“我们这个单位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建立的，它的领导人有潘汉年、张唯一等……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敌区白色恐怖加紧，张唯一不宜再留在上海工作。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他于一九四七年撤离上海，但仍在外地继续领导我们的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但王绍鏊、刘人寿始终未当着父子俩的面将对方的身份挑破。但刘人寿悄悄告诉过吴群敢他父亲是“我们的人”，可从未告诉吴仲禧他儿子的身份。父子俩坚持原则、守口如瓶，从不吐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吴仲禧更不知道，儿子已进入共产党情报部门，上线是史永[3]。史永代替潘汉年在上海主持工作。万不得已时，吴仲禧也会让儿子替他去执行任务，但从不说明任务的具体内容和情报来源。
一对心有灵犀的父子，为了对方的安全和革命的事业，都选择当了“套中人”，却于黑幕之中悄然携手，共同承担着革命路上的如晦风雨。
那段时间，吴群敢也没闲着。一次，吴群敢告诉刘人寿，他的同学鲁令子在联勤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自己可否主动接触一下。
刘人寿非常警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段时间后，刘人寿同意吴群敢去试试。
吴群敢和鲁令子连续几个晚上谈论内战形势，鲁令子对局势颇有见解。
吴群敢见状，单刀直入：“你以为共产党如何？”
1947年，吴仲禧、王静澜、吴群敢在上海合影
鲁令子言：“中国和人民的希望之所在。”
一对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很快，吴群敢拿到了鲁令子提供的敌军运输情况的报告。不久，在刘人寿的发展下，鲁令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鲁令子还找当时在国防部任上校军需官的邬时坻拿到了国民党军需补给表、联勤部组织系统表等情报。实则，邬时坻也是共产党员，但当时“一时失去组织联系”[4]。邬时坻于1937年10月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三期学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后来要他设法打入白崇禧内部。
那段时间，吴仲禧和吴石的交往频次越来越高。除在南京见，有时也在上海见。
吴石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逐渐感觉到吴仲禧似乎在进行一些秘密的活动。
从哪里察觉出来的呢？
一般来说，吴仲禧是军人，那他的朋友中，军人便多，可吴石发现，来找吴仲禧的都不是军人，似乎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比如林亨元，是上海律师，也是沈钧儒先生的助手；王绍鏊，是社会贤达。
另外，这些人层次也比较高，思想非常开明，谈吐不俗，完全不像混社会的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圈子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很大，和一个人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便也说明他的朋友一般都是围绕着“本行”而衍生的，但吴仲禧交往的人不是。一来二去，吴石心里便洞悉一二：“难不成我的这位发小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怀疑归怀疑，但吴石从未挑破。
吴石也乐得和这些人交往，每每谈论一些话题，大家的观点也竟趋同，故而谈笑甚欢，从未有不愉快发生。大家对吴石也非常敬重，倒不是在意他的官阶，而是对他著作等身的学问格外佩服。
1947年夏，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形成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拢长江交通、瞰制中原各省区之势，揭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体军事部署。随着蒋介石战略目标的转移，共产党在山东、陕北地区被围困的紧张局势顿时改变。不仅如此，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陕北、山东、晋西南人民解放军分别在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陈赓的率领下趁机发起全面反击，将战线由解放区引向蒋管区，从根本上扭转了解放军一度处于被动的局面，并使整个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面规模的进攻即将开始。
自以为是的蒋介石大为震动。他将负责指挥战役的参谋总长陈诚叫来一通臭骂。随后，为收复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区域，以稳定南京、武汉和长江北岸各省区局势，同时借以调和与桂系的矛盾，蒋介石遂借重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以国防部长身份兼九江指挥所主任，去往前线督战。
11月，从南京组成的九江指挥所人员到达九江后，白崇禧即召集黄百韬、李良荣等开军事会议，研究对大别山的围攻作战计划。
面对敌军的布局和蠢蠢欲动的态势，刘人寿告诉吴仲禧，到南京时最好通过吴石能够在九江指挥所找一两个有旧关系的人通通气，因为“这一方面没有我们的人”。
一日，在吴石家，两人正聊天时，有年轻军官来访。
吴石介绍：“这是我在陆军大学教过的学生胡宗宪，他每次到南京必来看我。”
胡宗宪恭谨地答：“我能在白崇禧主任那里谋个情报科长的职，全赖老师举荐。”
吴仲禧起身向胡宗宪祝贺：“胡科长年轻有为，不愧是虞薰兄的学生，后生可畏！”
落座之后，胡宗宪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敌我双方兵力位置要图》请老师指点。“这是参谋处编印的作战态势，以旬报的方式印制，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吴石大致浏览之后，顺手递给吴仲禧：“奋飞，你也是行家，你给提提意见，让我的这个学生取取真经。”
吴仲禧接过，旬报32开本，仅八九页，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但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叙述得当，简明扼要。不由夸赞：“不愧是吴局长的高徒，资料翔实，判断准确，不但为我各级军事指挥官作战提供决策依据，也对军事院校人员研究战略、战术很有帮助。”
吴石一脸得意。
胡宗宪连忙道谢：“您过奖了，能得到您和老师的肯定，我这辛苦也算没白费。”
胡宗宪又说：“吴将军如有兴趣，待我回到武汉后也定期寄送一份供您参考、指正。”
吴石点点头：“你可是遇到高参了，以后吴将军也就是你的老师，你要好好学习。”
吴仲禧暗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此后，无论吴仲禧人在何处，“战报”总会及时寄来。
但吴仲禧那时并不上班，属于漂浮不定、居无定所的状态，“战报”是如何转交到党组织手里的呢？
吴群敢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上一次吴仲禧从张发奎处了解的蒋介石布置于第二线的兵力情况，也是通过吴群敢送出去的。当时，吴仲禧身边跟着随从，不便在上海停留。王绍鏊找到吴群敢，吴群敢立即坐了五六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南京，从父亲那里获得情报后返回上海交给了王绍鏊。
关于这份连续的作战旬报，吴群敢后来回忆：“刘人寿同志常来电话探询收信情况，我按期收到后立即转给刘人寿。”
吴群敢是一个闲不住的青年。除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外，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47年冬天，马寅初在学校小礼堂演讲。会前，马寅初发现有特务跟踪，但他从容不迫地走进会场说：“我晓得人群里面有特务，用手枪瞄准我的胸膛。我不怕！怕就不会到这里讲话了。我反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不要当立法委员，有人骂我当学生尾巴，有人却当了美国人的尾巴。”
吴群敢带头热烈鼓掌。混杂在人群中的特务见状灰溜溜地走了。
刘人寿得知情况后，予以严厉批评，“在解放区，你有飞机大炮，我也有土枪土炮，同蒋介石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在蒋管区，他最恨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就是我们这种从内部挖他墙脚的人。我们没有刀枪，又要虎口拔牙，唯一的办法就是善于隐蔽。”
吴群敢从未挨过刘人寿如此严厉的批评，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刘人寿言之有理，自己任何的麻痹大意，包括前期参加组织“资本论读书会”，是因为对参加军情工作不满足和不安心，而一旦出了差错，就会让自己和组织遭难，甚至导致满盘皆输、血流成河的恐怖局面。
1948年6月28日，九江指挥所改名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正式设在汉口。[5]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专任“剿匪”总司令，负责湘、鄂、豫、皖、赣5省军事，辖有第五、第八、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一共6个“绥靖”区和3个兵团，共16个整编师33个旅。这些机密信息，包括三个兵团负责人以及所辖部队指挥官的详细信息，都通过“战报”及时传递。
共产党组织自收到第一期“战报”，便认为这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且有连续性；后经作战部门对蒋军情况的核对，证实其内容记载完全属实，包括敌军对我军的判断，都非捕风捉影。这些材料既有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位置，又有对人民解放军兵力部署的判断，情报价值极高。
1948年夏，刘人寿去香港述职前，又介绍其妻黄景荷定期从吴群敢处取情报。而潜伏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系统则通过无线电台将情报向党中央或指定单位传递，时任潘汉年系统上海部译电员侯德华后来回忆：“经我翻译上报的重要情报有……华中剿总战报”。
那是一段危机四伏的时期。
吴群敢后来也说：“此件的邮寄方式曾使我甚敢不安。”其中缘由，是因胡宗宪将吴仲禧视为老师的挚友，属于同道中人，故两人不可能约定隐蔽的方式传递材料，如果那样吴仲禧便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索要旬报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每一期旬报胡宗宪都通过邮局邮寄，信封上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都是打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吴群敢转吴军法总监。
以这样的方式传递军事情报，很容易引起特务关注。
距吴群敢所居住的霞飞路公寓不远，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那里有一幢红砖结构的三层楼花园住宅，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周围密植冬青为屏障，四周岗哨密布，警戒森严。内设刑讯室、牢房、半地下水牢及各种刑具，是一个对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逮捕、囚禁、施用酷刑、残酷杀害的魔窟。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吴群敢压力很大，他经常带着情报坐有轨电车，骑一段自行车，再走一段路，有时还要走到租界，同时暗中观察身后是否跟有“尾巴”。吴群敢言：“我抱着侥幸的心理，独自忐忑不安地担着不得不冒的风险，幸而一直未被敌特察觉。”
可能，应了一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最透明的方式最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估计特务们看到过这份邮件，毕竟它是连续不断的通过邮局寄送，但看到收件人的地址和信息，保不住会这样想，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传递情报，一定是正常的工作，索性不去理会，倘若如此，于吴仲禧父子而言，真是天大的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