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吴石共事
那还是1940年初的时候，吴石到桂林行营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在参加南方各省部队整训会议时，与吴石相见。
在会议的间隙，他们寻了一处清净之地。吴仲禧高兴地说：“昆仑关大战，虞薰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名声大噪！”
昆仑关，为南宁北侧的天然屏障。1939年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反攻南宁作战命令，而作战计划，是由吴石制定的，他通过大量收集情报，详尽进行侦查，快速制定了缜密的作战计划。18日拂晓，激战在昆仑关隘口周围的崇山峻岭展开。中国军队第5军荣誉第1师及后续增援部队于十余日间，同仇敌忾、争夺厮杀，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击落、击毁日机20余架，沉重打击了日军王牌第五师团，获得大捷。喜讯传出，举国欢腾，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吴石也因之名声大噪。
此役，后人有诗《昆仑关大捷》[14]赞曰：
昆仑喋血英雄汉，举世惊呼刮目看。
莫谓东洋胜我辈，同心勠力伏波澜。
吴石说：“谢谢奋飞兄抬爱，昨日之事，浮云而已，你看我现在，混得也不怎么样！”
吴仲禧说：“虞薰兄没有什么背景，蒋介石又偏听偏信，但我相信，你一定有出头之日。”
吴石略微降低声调：“自抗战以来，你看看我们一些人的做派，贪污腐败，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样下去，迟早要亡国！”
吴石坦诚相见，吴仲禧也无须客套，除了自己的身份，其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会议期间，他们私下里还见了三四次面，每次几乎都是彻夜长谈。
吴仲禧便对吴石的思想有了明确的认识。
首先，吴石认为抗战以来国民党部队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被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又如，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人。汤在河南部队纪律极坏，天怒人怨，可中央置若罔闻。长此下去，战局将不堪设想。
其次，吴石主张两广密切合作。他说，张发奎在北伐中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得力将领和精锐部队所剩无几，连韶关局面也不能完全控制，今后只有同广西加强配合，才能站稳脚跟，在抗战中有所作为。吴石表示可以在白健生方面做些工作，也希望吴仲禧能对张发奎做些工作。
吴石还讲到自己。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部兵学名著，在陆大教书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其为“书呆”，但谁都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奉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
吴石还告诉吴仲禧，他真是很佩服共产党人，1937年在武汉期间，他就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了不起的著作，既运用古代孙吴的兵法，又透彻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已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官阅读。
1940年底，经白崇禧介绍，吴石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如此，吴仲禧和吴石便成为日日可见的同事。
但张发奎对吴仲禧言：“我怕同吴石搞不好关系，你要多利用同乡、同学之便对吴石做团结工作。”
吴仲禧实事求是地介绍吴石：“他这个人我了解，人虽然清高一些，但心眼不坏，他不但不会干扰您的工作，反而会成为您的得力助手，您就看好吧。”
张发奎对吴石的担心很快消除，他也感觉到吴石为人正派，一心埋头工作，不搞阴谋，也不拉宗派，于是放手把整个军事部署工作交给吴石，吴石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久而久之，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第四战区内部派系很多：一派是以政治部主任梁华盛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系统，他们奉命监视张发奎的言行思想，经常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一派是张发奎的亲信，如冯少田、余海湛、高若愚等，为张发奎出谋划策、掌握要害部门；还有一派是战地服务队的进步人士，“他们的核心实际上是中共特别支部”[15]。
吴石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吴仲禧有意识地对他开展影响和争取工作，并引导他团结进步力量，同特务系统进行坚决斗争。
有一次，战地服务队抗日演剧团在柳州演出，剧中讽刺了一些不抵抗主义者，影射蒋介石消极抗战。政治部特务系统要求演剧团修改台词，否则不许公演。在吴仲禧的影响下，吴石对特务系统的无理要求大为光火，还特意约陈宝仓、高若愚和吴仲禧一起去观看，并在谢幕时上台同演员握手、拍照，以示支持。特务们见状只能作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吴仲禧担心会影响第四战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也担心吴石的态度会发生转变，便去找吴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吴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遭遇深表同情，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表不满。
吴石站起身，握紧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桌面，愤懑地说：“皖南事变完全是第三战区的事，目前还不至波及这里。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对日寇即将继续南下做好各种作战准备。国共之间的摩擦不应扩大。两党联合抗日已感力量不足，再要反共只有亡国。”
而对白崇禧与何应钦发的反共皓电，吴石非常遗憾，并对吴仲禧说：“有人说我依靠白健生，难道我在国内国外军校名列前茅也是靠他吗？我从来不依靠任何人，谁是真正爱国的我就跟谁走。”
吴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吴仲禧看到，在担任参谋长四五年间，吴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抗日战争的军事部署上。当时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广西防务极不重视，以为美军将领史迪威、魏德迈都有打通滇缅路的意向，广西只起后方兵站的作用，故兵力部署十分单薄，特别是桂北没有重兵。吴石则力主必须周密部署、防止日寇由湘入桂或由粤西入桂，他曾请中央调杜聿明远征军的一部留驻桂北，但没有得到批准。
在吴仲禧眼里，吴石对本职工作极为认真，每次去他的办公室，都看到他在埋头工作，环顾四周，挂满军用地图，而所有作战计划都由吴石亲自草拟。
吴仲禧还看到，每天清晨，吴石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风雨无阻，意在鼓舞将士士气，为官兵们做出表率。
吴仲禧积极争取的另一个人是张发奎。但他感觉到，张发奎思想上虽然始终愿意与共产党保持一些合作，但又想拉开一些距离，属于不亲不疏的状态。
一次宴席上，吴仲禧佯装喝醉，畅谈北伐时第四军是最拥护三大政策的事迹，借题发挥挖苦战区政治部一些特务的可耻行径。
张发奎摆摆手，笑道：“奋飞兄又喝醉了。”并派车送他回家，实则为吴仲禧打掩护。
那段特殊而敏感的时期，吴仲禧为统战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在眼里，后来，林亨元、王昌明忆述，“（吴仲禧）一是争取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团结抗战，积极支持我党进步力量的一些活动，而且后来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为党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二是联络了一批张发奎周围比较开明的高级幕僚，如张文、张励、郭冠杰、丘哲、麦朝枢等人”。[16]
吴仲禧后来忆述，“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钩心斗角，意识到自已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彷徨之中。”[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