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帮助同志
吴仲禧一边惩处汉奸，一边关注时局的变化，探听来自重庆的动静。他知道，自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6分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起，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国共两党谈判的过程和结果。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的照片，他为毛泽东弥天大勇赴渝州深感敬佩，要知道，那很可能是蒋介石摆下的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而毛泽东如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但来了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命运堪忧。
副官刚送来一份重庆《新华日报》，上面有《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了12项问题，毛泽东同志给予答复。吴仲禧逐字逐句阅读：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们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6]
吴仲禧伏案沉思，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的。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平统一，人民不再遭受战火摧残而愿意作出牺牲和让步，但蒋介石呢？其内心在做着剧烈的斗争，他想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很多年以后，吴仲禧从蒋介石日记中看到，正是在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发表的同一天，蒋介石勃然大怒，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与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而总不能餍足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心知肚明，这是中共作出的有原则性的让步，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但蒋介石不想给中共哪怕弹丸之地，时刻欲致中共于死地。
吴仲禧深深地感到后怕。
10月8日，张治中在重庆军委会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邀到会。张治中致词称，今后我们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30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
毛泽东发表谈话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
10月9日，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山洞林园邀请毛泽东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餐后，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会谈，蒋介石仍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同意。
谈判艰难地进行着，但总算于10月10日“尘埃落定”。当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当日，国民政府令授予蒋介石及何应钦、吴敬恒、戴季陶、张伯苓、胡适等7278人“胜利勋章”；方先觉、端木杰、刘膺古等1822人“忠勤勋章”；肖勃、宋锷、王可襄等12人“云麾勋章”[7]。吴仲禧获得“忠勤勋章”[8]，吴石也获得“忠勤勋章”[9]。这是对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贡献的人士的褒奖。
直至10月11日，毛泽东等安全返回延安当晚，蒋介石还于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群也。”
此时吴仲禧觉得，形势是朝着光明的方向在发展的，内战的阴影一时半会不会笼罩中华大地。
可未出几日，吴仲禧便看到蒋介石秘密下发的《剿匪手本》。此“手本”吴仲禧曾于1933年见过，是蒋介石编的专门讲述如何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要诀”的小册子，这次属于重印，内容没什么变化。
蒋介石密令，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
吴仲禧顿觉事态严重，距和谈结束未及两日，蒋介石便如此明目张胆、大动干戈，和谈的结果是竹篱笆墙抹石灰——表面光。
他想起毛泽东同志于两月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10]；“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11]。中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和为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洞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2]。
广州连新路127号4楼，是吴仲禧租住的宿舍，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地下党的联系点。吴石及刘人寿所派袁锟田来穗时皆住于此
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吴仲禧让林云青迅速联系左洪涛，左洪涛当即表示向党组织汇报。
10月25日，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提出限期二月将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清剿”完毕。
华南人民武装力量主要以东江纵队为主。在抗战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到11000余人，此外，还有琼崖纵队7000余人，珠江纵队2700余人，韩江纵队2000人，中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4000余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超过600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对于这样一支队伍，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心头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不几日，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展开全面内战，分别在惠东县南部稔平半岛、深圳东南部大鹏半岛、宝安路西解放区等发起进攻，妄图把东江纵队一举消灭。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东江纵队执行中央指示，坚持“打游击”、分散战斗，经受了严峻的战火考验。一些优秀的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却倒在内战的血泊之中。
12月22日，受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抵达重庆，专门调停国共冲突。以他为首，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至1946年1月10日，经过六次会议制订了一份停战协议。1946年3月，三人小组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协议，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意抗日武装北撤，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据此，蒋介石与毛泽东命令各自部队停战。协议也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落实协议。实地作业小组由国民党政府、中共与美国派遣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负责实地执行停战命令的条款。
在广州，军调部派出的第八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就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事宜进行谈判。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分别是美方代表米勒、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和中共代表方方。
谈判看似和气，实则硝烟弥漫。现场驻扎多名特务监视中共代表的一举一动。据随谈判小组的翻译员林展曾回忆：“国民党在大院门口派了多名便衣人员，名曰‘保护’，实则是限制中共代表的行动自由，提防外界进步人士、群众与代表们接近。”[13]谈判期间，国民党还两次派人潜入中共代表的住处毁坏电台。
那一时期，吴仲禧不断地解救共产党同志。
一天，左洪涛陪同李嘉人来找吴仲禧。
左洪涛急切地说：“东江纵队有两个复员的同志被广州行营政治部拘捕，请设法营救释放。”
吴仲禧详细问被捕者的姓名、籍贯，被捕的时间、地点，关押在何处等，立即派副官查询。之后，还派员前往探望。不久，两位同志顺利脱险。
1945年11月，共产党员王俊（又名王辛农）被军委会专员公署监护营逮捕，王昌明立即报告吴仲禧，吴仲禧叫王昌明持他的中将军法执行监名片前往交涉，并由王昌明以上校督察官身份保释王俊出狱。
入冬后的一天，杨应彬找到王昌明，一位革命同志被当作政治犯在押。经吴仲禧批准，杨应彬以广州行营参谋身份保释。
为掩护杨应彬、郑黎亚在敌营工作，吴仲禧不但担任了他们的婚姻介绍人，还邀请张发奎到婚礼现场祝贺并讲话，让五岁的女儿吴韶风充当花童。
吴仲禧“导演”的这一幕，对于杨应彬夫妇接下来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使他们在敌营继续坚持了两年。
1946年1月15日和2月5日，广东区委和“东纵”司令部分别迁入香港，很快，中共在广东进入了艰苦的隐蔽斗争阶段。
杨应彬、郑黎亚婚礼合影。吴仲禧在后排（右2）。前排左边花童为吴韶风
此时，吴仲禧得到党组织的指示：长期坚持，准备力量，等待时机。
这年2月，张铁生[14]到广州筹办《自由论坛》（另有说法，在张发奎的赞助下，一些中共人士和进步人士创办了《自由世界》）期刊，宣传民主运动，左洪涛、何家槐约同李章达、许崇清、吴仲禧、张励、麦朝枢等加入担任编撰工作，并由麦朝枢向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办理登记。
出版第二期时，国民党省党部和市党部的反动分子指使暴徒殴打摆卖刊物的报贩，并由警察把《自由论坛》期刊全数没收。事情发生以后，张铁生约吴仲禧、李章达、许崇清、张励、麦朝枢五人联名具帖约请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广州市党部委员高信、广州市社会局局长李东星等CC中坚分子到太平新馆吃晚饭。
席间，吴仲禧说：“《自由论坛》言论正当，并没有反政府、反人民的表现，而且已经在广州市党部正式登记，并无其他违禁之处，不应禁止发行，可否继续准予出版？”
李章达、许崇清等都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余俊贤等只是面带微笑，饭可以吃，酒可以喝，但对此问题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装傻不表态。
散席后，余俊贤几人到李东星那里密议，并迅速捏造“莫须有”之罪名电报蒋介石。翌日，蒋介石要求执行党纪惩办李章达、许崇清等五人，另电张发奎将左洪涛、何家槐扣解重庆讯办。《自由论坛》从此宣告结束。张发奎不得不资送左洪涛、何家槐到香港。[15]
“五人”中，当有吴仲禧。他是否受到党纪惩办，不太清楚。但“党纪惩办”并无标准，即便是被要求扣解重庆讯办的左洪涛、何家槐，都被张发奎送走了，那吴仲禧躲过一劫也没什么奇怪的。
194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吴仲禧参加了在李章达家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筹备会。此前，张发奎邀请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何香凝来到广州，另外，蔡廷锴、蒋光鼐等也相继前来。参加会议的还有梅龚彬、张文、谭启秀、云应霖、张励、李镇静、余勉群、麦朝枢等，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4月1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推选理事、常务理事。吴仲禧担任理事。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菁、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通过了《成立宣言》。《宣言》回顾了中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长期奋斗历史，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必须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停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平等。在经济方面，要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遵循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三条基本途径。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本的条件下利用外资。在外交方面，实行公开外交。在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任何党派和个人不得拥有军队。另外，还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等问题。5月15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宣言》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同年5月21日，“民促”又在《华商报》上发表了《政治主张》，对《成立宣言》有较大的发展。
“民促”成立后，蔡廷锴、李章达、吴仲禧等人决定在广州筹办一家日报，作为“民促”的机关报，但报还未出版就被广州行营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勒令出境，被迫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