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潘汉年相识
吴仲禧回广州参加活动，只能“偶尔”为之，或者一些活动场合虽然出现了他的名字，他却未必真正到场，因为1946年春，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已被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6]。
临行前，吴仲禧曾在家中设宴，请张发奎、麦朝枢等十余人参加。酒酣胸胆尚开张，大家谈论时局，也颇为放得开。
吴仲禧半开玩笑：“张主任，蒋光头嘴上答应给你六个团剿匪，但未发一兵一卒，国共本来可以和平相处，如今战火又要烧到家门口。”
麦朝枢也说：“不如我们起来反蒋，也做一回山大王。”
张发奎借着酒劲，站起，两腿并拢，立正，大声说：“你们反我可以，委座我不能反！”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还有件让吴仲禧高兴的事，3月4日，叶挺被释出狱。他被国民党关押足足5年，在共产党的营救下获得自由。
后来，吴仲禧得知，出狱前军统特务沈醉问叶挺：“叶将军，你出狱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叶挺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共产党恢复我的党籍。
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叶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回想起几十年来戎马倥偬、多灾多难的生涯，感慨万千，不禁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了一份电文：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电报发出第二天，党中央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给叶挺回了电报。复电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电文说：
“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3月6日清晨，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叶挺冒着滂沱大雨等候为他的冤案奔走了5年之久的周恩来。3月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叶挺举行了隆重的入党仪式。
可吴仲禧没有想到，他还没有机会与叶挺再次见面，4月8日，就传来叶挺遭遇空难的消息。吴仲禧悲痛异常，他在心里发问：“这接连的不幸，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悲痛！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吗？勇冠三军的叶希夷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吴仲禧一遍遍吟诵叶挺的《囚歌》，声泪俱下：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道）
人的躯体那（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临行前，吴仲禧还去了一趟香港，找到左洪涛，透漏了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当面汇报工作，并去延安学习。
左洪涛说：“你的想法很好，现在这个形势，我也需要向党组织报告，这样，我写一封信，你借机去一趟上海。”当时在一些反动人物的策划下，张发奎在中山纪念堂公开发表反共讲话，左洪涛看到广东形势呈恶化之势。
为了防止授人以柄，吴仲禧和夫人王静澜去上海时对外宣称是去看望儿子吴群敢。
抗战胜利后，吴群敢已随校回迁，先在交通大学继续读书，此时已经毕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任编辑。
吴群敢参加工作后，吴仲禧曾写信给儿子：“十里洋场，慎之戒之。”可他哪里知道，早在1941年，吴群敢在广东曲江仲元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中共交通大学地下党史大事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早在中学入党的李嗣尧、吴群敢、袁嘉瑜、钱存学先后考入交大渝校。除了李嗣尧与中共重庆市江北县委领导人李晓岚单线联系外，其他3人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个人身份进行活动。”
吴仲禧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自己想见的人竟是由儿子引荐的。
吴群敢与王绍鏊原本不认识。在与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吴群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了上海民盟，而王绍鏊是民盟主委。
王绍鏊如何成了民盟主委？
王绍鏊后来忆述，“日本投降后，把汉奸残余的气氛肃清，民主运动逐渐地萌芽滋长起来。我得到组织的同意，参加了民主运动。因为重要的情报也必须从各种组织中来争取，不是凭空可以得到的……参加各种的政治团体，一面固然为了推动民主运动，一面也是搜集政治上情报的一种方法”。
但吴群敢隐隐感觉王绍鏊的身份没那么简单，决定冒险一试。
一日夜幕时分，吴群敢来到原法租界福履理路，叩响了王绍鏊居住的寓所门环，工夫不大，一个女佣打开小窗问：“你找谁？”
吴群敢说：“我找一下王绍鏊主委。”
大约10分钟后，门开了，一个气宇轩昂的高大汉子堵住门口，厉声问：“你找王绍鏊什么事？”
吴群敢见状，有些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撞到了国民党特务。
吴群敢猜测父亲与王绍鏊认识，他灵机一动说：“我是吴仲禧的大儿子，我来找他的朋友。”
汉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他大儿子？嗯，我看着像，来，请！”
吴群敢当时有些纳闷，国共正在和谈，上海局势还算稳定，王绍鏊为何对一个普通来访者如临大敌？
他哪里知道，寓所三楼还住着一个人，就是共产党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张唯一[17]。
初次见面，两人谈得不深，王绍鏊也绝口不提与吴仲禧更深层次的交往。一来二往，熟悉之后，王绍鏊告诉吴群敢：“我同你父亲也失去联系了，你有空给他写封信，请他到上海来叙叙旧。”
通过王绍鏊，吴群敢恢复了党员身份。
吴群敢住的寓所位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一家人团聚，欢喜异常。晚饭后，吴仲禧对王静澜说：“你和儿子慢慢聊，我去见一位老朋友。”
吴群敢站起来问：“您要见的人，我已经替您约好了。”
吴仲禧一脸诧异，看着儿子，半晌说不出话。王静澜也非常惊讶，像看陌生人似的望着儿子。
儿子诡秘一笑，给爸爸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吴仲禧半信半疑，按着纸条上的地址，竟然找到了王绍鏊。
两人一见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吴仲禧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何尝不知，找到王绍鏊就是找到了党组织。
吴仲禧将左洪涛的密信交给王绍鏊，说：“这是左洪涛同志写给周恩来同志的信，内容不详。”
寒暄几句，王绍鏊就带着密信向党组织汇报去了。
为了让王静澜和儿子放心，吴仲禧往回打了个电话：“你们放心，我在你们舅舅家住下了，过几天回去。”
深夜，王绍鏊赶了回来，对吴仲禧说：“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指示左洪涛相机撤退。”
原来，随着国共两党关系再次恶化，当时云集广州的演剧五队、七队和新中国剧社以及一些公开搞民主运动的社会名流均遭特务监视、威胁，左洪涛恐生意外，专门写了密信请示组织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几日后，吴仲禧在王绍鏊家中见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和张唯一。
对于潘汉年[18]，吴仲禧仰慕已久。他是中共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曾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科长、中央情报部部长，长期战斗在蒋管区、日伪统治区的上海、香港、重庆。他领导的情报系统深入到蒋伪、日特机关，收集情报送往中共中央，作为制定反蒋、抗日政策的依据。他利用特殊关系建立了地下交通线，把革命者、救援物资、民主爱国人士安全地送到根据地，功勋卓著，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
吴仲禧没想到潘汉年如此年轻，不过40岁。也没想到看上去风流倜傥、西装革履、出口成章的儒雅书生竟是令日伪闻风丧胆的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
潘汉年高兴地握着吴仲禧的手说：“久闻奋飞兄大名，今日终于得以一见。”
吴仲禧则说：“岂敢岂敢，奋飞对您仰慕已久，这回总算得以一见真容。”
张唯一说：“周恩来同志让我们代表他向你问好，你如果有其他什么事，可以另约时间和周恩来同志面谈。”
吴仲禧或许不知道，张唯一也颇有资历，在中央未进入苏区前，曾任中央文书科长，负责保存中央机关某些文件、用品和密写中央文件分发各省的任务。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被捕，到抗战开始释放政治犯时才获释。他在南京八办、武汉八办工作时，都是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
吴仲禧急切地说：“我要求到延安学习的事情，不知道恩来同志答应了没有？”
潘汉年接过话茬：“你提的要求，我们反复研究了，内战必将扩大，我们急需蒋军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但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组织上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吴仲禧希冀的目光飘过一丝失望，但转瞬即逝。
潘汉年鼓励说：“以你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去解放区不如留在国民党区配合解放战争的作用大。”
吴仲禧明白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虽然这个工作十分艰难，也十分危险，但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党，他决定放弃去延安学习的想法，愉快地接受党派给他的任务。
潘汉年又问：“南京方面还有什么旧关系可以利用？”
吴仲禧说：“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是我同乡，辛亥革命时同时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来又同时参加保定军校第三期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又曾和他一起在第四战区张发奎那里工作，他当战区参谋长，帮助我们做了不少统一战线工作，我这次到南京还要请他帮助。”
潘汉年高兴地表示：“你还要继续争取他，我们同志中很少具备你这样的条件的。”
吴仲禧与潘汉年、张唯一连续谈了三个晚上。几人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吴仲禧来说，那是此生以来最为光明的时刻，潘汉年让他保持长期隐蔽的指示，据说也曾请示周恩来同志。吴仲禧心中多么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过往人生之中，他很多次见过，也很多次听过他讲话、授课，但是，没有过面对面直接的交流。
潘汉年特别叮嘱吴仲禧：“一定要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吴仲禧说：“我回去就去找吴石帮忙，他一定能够办到。”
回到儿子寓所后，吴仲禧夫妇又住了几天。此时，吴仲禧发觉吴群敢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发生明显的变化，有时，连他这个父亲都觉得陌生。此时，吴群敢正和同学们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时，马寅初老先生担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吴群敢去过他的寓所，是学校的三楼宿舍、一个十一二平方米的小间，既是先生的卧室，又作书房。室内一张书桌，一张单人木板床，一架书籍。因马寅初正用心研读《资本论》，吴群敢便和鲁令子、林同奇、耿庸、尚丁、郭可禾、郭可宏、沈岳如等八人组织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八人中有四位是地下党员，大家逐章逐节阅读、讨论，以便能向马寅初先生讨论。马老谦逊地说：“我治学四五十年，搞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现在得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老还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是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大家听到马老的话，都很激动。
吴群敢在父亲面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起马寅初老先生，吴仲禧甚是欣慰，他岂能不知学贯中西的马寅初先生的大名，他为人刚直不阿，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面对国民党当局利用时局混乱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时，他拍案而起，写文章、做演讲揭露当局贪污腐败，抨击战时经济，呼吁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税。抗日中，他发表文章和讲演，公开点名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大声疾呼要求没收宋子文、孔祥熙和其他官僚的财产以充抗日军饷。马寅初的呼声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也让蒋介石如鲠在喉，蒋介石下令逮捕马寅初，并关在息烽集中营。1941年，在马寅初六十大寿之时，南方局领导重庆大学师生及山城人民冲破重重阻力，举行了“遥祝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大红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经不住各界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用软禁方式，将马寅初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重庆歌乐山上大木鱼堡的自家院内。当局禁止他担任公职，包括在公立学校任教、演讲，也不准报刊发表他的文章。他多次撰文投稿都被退回，经济上陷入困境。周恩来得知马寅初失去生活来源的消息后，派《新华日报》前去采访，并将他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1944年12月，由于周恩来等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加上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恢复马寅初人身自由。近两年的监狱生活，3年的软禁，没有磨灭马寅初的锐气，他的思想反而更加敏锐、意志更为坚强。
吴仲禧从1944年12月的《新华日报》上读过马寅初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文稿——《中国的工业化和民主不可分割》。他清晰地记得，马寅初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需要民主。因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他认为，中共今日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就是最接近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民主制度。今日惟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立各党合法地位，建立地方自治。
儿子能够有机会向这样一位大儒当面请教，是极大的幸运。
离开上海后，吴仲禧赶到南京报到，住进吴石家里。
吴石家位于国民政府外交部旁边的湖北路翠琅村一号连排小院落，与胡雄一家为邻，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与吴石是挚友。另据吴石的三儿子吴韶成回忆，国防部分给吴石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
客房是在客厅边通廊围出的，与旅馆相比条件较差。但吴石家中亲戚朋友不断，来人都愿意住小客房，其中缘由，或如吴石在其《自传》中自我检讨：“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19]
两人聊天。吴石言：“广州当时接收情况如何？”
吴仲禧言：“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
吴石言：“上海也是一个样子，‘五子登科’式的‘劫收’，人民苦不堪言，社会民怨沸腾，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见吴石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吴仲禧心里一动，言：“抗战胜利的喜悦，我竟一点也感受不到，只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还得乱一阵子。”
吴石言：“我现在经常收听新华社广播，有些重要内容还让韶成帮助记录。”
吴仲禧担心隔壁的毛人凤，吴石言：“管他娘老子的，我从不掩饰对中共的好感。”
吴石还告诉吴仲禧，你被授予了一枚“胜利勋章”[20]。
吴仲禧言：“看这个形势，内战随时要打起来，这枚胜利勋章，实在是徒有其表。”
吴石说：“蒋介石亲自找我谈过一次话，说史料局这项工作很重要，国民党部队8年抗战的光荣历史和丰富经验，就要靠我这个部门来编写战例、战史，总结经验，发挥传统。”
但是，吴石很气愤地说：“起初我很兴奋，拟了人员编制、经费预算，可一到陈诚那里就被砍了一半。现在国防部各厅、局的厅长、局长大半是我的学生，他们有钱有势，我这个史料局长却比他们矮了半截。”
吴仲禧言：“蒋介石喜欢重用嫡系，这我们都知道，哪怕在抗战中屡战屡败的人，也个个得到重用，而你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又有实践经验，却一直坐冷板凳，得不到重用，这确实不公平。”
吴仲禧何尝不知，自己的这位同学、老乡、战友，是一个多么正直、孤傲又有能力的人，而国民党官场的钩心斗角，如一盆又一盆冷水，不断浇灭他一次次萌生的热情。
吴仲禧提出：“军事参议院完全是个虚的机构，连个办公地点也没有，虞薰兄能否设法帮我在国防部谋个实职。”
吴石说：“我尽力帮助，虽然我没有什么实权，但认识的还不少，再说，我的学生也有掌握一定实权的，我推荐一下，但你也要有思想准备，国防部名义上是白崇禧当部长，但实权还是在陈诚手里，重要的人事安排，陈诚也做不了主，需报蒋委员长核准，所以此事不能着急，应该需要一点时间，我先运作，一有消息会及时告诉你。”
吴仲禧说：“能够做一些实际工作，精神上也比较好些，我们正当壮年，闲下来人就废了。”
几日后，临分别时，吴石言：“奋飞兄，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回粤之后，多加保重。”
离开南京后，吴仲禧回上海将上述情况向潘汉年、张唯一、王绍鏊作了汇报，包括在南京和吴石交流的情况，以及向吴石探询美国顾问团和蒋介石的关系情况。据吴石说：美国佬在南京活动密不透风，所有招待工作由陈诚一手包办，有重要问题都是马歇尔直接找老蒋交谈，白健生也没有参加。不过美国出钱，中国出人，美国全力帮助老蒋，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完全是骗局。可是老蒋还埋怨美国运兵北上运输不及时，以致东北失去主动权。胜利后，美国已有情报给老蒋说共军数十万大军已将东进，劝蒋放弃东北，大军入关，在长城以内和共军决战，老蒋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亲到长春督战。马歇尔认为大势已去，不久就要回国。
潘汉年听后高兴地说：“奋飞兄此次赴南京很顺利，我们对你今后的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
吴仲禧路经香港时，见着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梅龚彬等人，他们知道吴仲禧将要到南京工作，都希望吴仲禧和吴石替他们做些策反工作。
1946年初，吴仲禧遵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决定，继续留在国统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图为吴仲禧与夫人王静澜在广州合影
回到广州，吴仲禧见着左洪涛同志，告诉他，信已经由上海地下党组织亲交周恩来，周说请示的问题将另行答复。
吴仲禧也见到了张发奎，告诉他，他的工作已调往南京，但眷属仍长住广州，广东还是他的老家，随时要向他领教。
回家路上，吴仲禧看到，广州学生运动发展很快，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呼声震动全市。
很快，左洪涛接到上级指令，由“特支”提供帮助，掩护演剧五队、七队成员以复员名义率先撤离广州到香港。随后，其余各队也得到妥善安排，没有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很快，左洪涛也安全撤至香港，在港粤工委任党派组组长。
9月中旬，吴仲禧接到吴石来信，说国防部已委派他为监察局中将监察官，要他即赴南京就职。监察局的职位虽不能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以借机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巡查、视察，对于搜集军事情报是有利的。
吴仲禧去上海汇报了工作变化情况，潘汉年、张唯一都很高兴，勉励吴仲禧一番，叮嘱仍采取长期隐秘的方式，一切情报工作直接向上海组织请示报告。